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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婴儿湿巾随手擦去宝宝嘴角的涎水和身体上的污渍，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家庭中常见的场景。即擦即扔，方便快捷，这让个人护理用湿巾的销量连年快速增长。根据行业杂志《纸品世界》统计，2016年全球个人护理用湿巾市场销售额达约28亿美元，到2020年，该数字将增长到40亿美元，这其中，婴儿湿巾是占比最大的品类。

与此同时，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表明，儿童食物过敏症的发病率正在上升，约有4%~6％的美国儿童受此影响。从1997年到2007年，18岁以下儿童食物过敏的患病率增加了18％。最近的数据还显示，儿童与食物过敏有关的住院率增加，食物过敏已经超越药物过敏、疫苗接种反应以及蚊虫叮咬反应，成为儿童过敏性疾病中最主要的类型。

婴儿湿巾使用量在增加，新生儿食物过敏患病率也同步在增长。美国西北大学芬伯格医学院变态反应免疫学教授琼·库克·米尔斯（Joan Cook-Mills）猜想，这二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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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研究后，米尔斯根据动物实验得到的结果发现，很有可能是携带皮肤屏障受损的相关基因突变、后天环境中皮肤接触特定化学物质以及接触食物过敏原等因素，共同诱发了食物过敏反应。

想要开展某项疾病机制的探索时，模型动物必不可少。过敏研究同样不例外。之前制备易敏动物模型的方法，是通过注射霍乱毒素或葡萄球菌肠毒素B来打破小鼠的过敏耐受能力。不过在米尔斯看来，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存在局限之处。比如新生儿食物过敏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霍乱爆发的情况很少，而葡萄球菌肠毒素B的诱导效果又不太稳定。

一项统计数据令米尔斯找到了灵感，在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患儿中，有高达35%的人存在食物过敏的症状，而且这种疾病与一些基因突变相关。最终他选择了携带丝聚合蛋白（filaggrin）和跨膜蛋白79（tmem79）突变的小鼠作为研究对象。此前的研究表明，携带这些的小鼠会出现表皮屏障功能受损的症状，可加重或者诱发其过敏反应。

在实验中，米尔斯等人首先进行的是致敏操作，即让携带突变基因的新生小鼠皮肤接触十二烷基硫酸钠（SDS，又叫月桂基硫酸钠），这是一种去污剂，在洗护产品如沐浴乳、洗发精、洗洁精、婴儿湿巾里常见。研究者又在小鼠的皮肤上涂抹含有花生和灰尘过敏原的滴剂，两周内一共3至4次，每次持续40分钟。这一过程可以令小鼠对过敏原更加敏感。

致敏完成后，研究人员开始向这些小鼠喂食鸡蛋或花生。如预期那样，接触过敏原的皮肤部位以及肠道内都出现了过敏反应，且出现了严重的过敏症状。

米尔斯解释说，这是因为皮肤表层有一层脂质保护层，十二烷基硫酸钠会破坏皮肤的脂质屏障，使得过敏原有可能直达乃至透过皮肤。

对人类而言，有一系列基因突变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如SPINK5、CDSN、Flg以及Matt等。根据米尔斯的研究结果，基因突变弱化了皮肤防御能力，婴儿湿巾中的十二烷基硫酸钠等物质使得这种能力进一步下降。在此基础上，如果又时常暴露于过敏原的话，就如同完成了一整套致敏流程，从而诱发婴幼儿对特定食物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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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反应导致的不良后果可大可小，有些只是身体上的不适，有些则会威胁到生命。对付过敏，目前还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只能要么“滚”，即严格地与过敏原隔离开来；要么“忍”，在症状不重时克服一下；要么“狠”，通过使用药物来对症治疗严重过敏反应。

如果婴幼儿本身就已携带皮肤屏障受损相关的突变基因，那么接触到破坏皮肤脂质的化学物质就会提高他们食物过敏的风险。而婴儿湿巾中就常常含有这类化学物质。

有鉴于此，米尔斯认为，在照护婴儿时，应当减少使用湿巾，改用清水洗。在洗澡时如果使用了皂液或浴液，必须彻底清洗干净，以减少残留在婴儿体表的十二烷基硫酸钠。同时，家长在处理或食用含有致敏原的食物（如花生酱）后，在未彻底清洁前，最好不要抚摸或亲吻婴儿。另外，尽量保持家庭整洁，勤擦拭家具表面，也可以减少婴儿皮肤接触食物和灰尘过敏原的机会。

当然，这项研究是在小鼠身上进行的初步研究，还需要更多实验，才能确保这个结论能推广到人。不过，新生婴儿本来就不太推荐使用肥皂或沐浴液，因为这会造成皮肤干燥。目前看来，清水还是婴儿最好的选择。（编辑：游识猷）

参考资料

Walker M, Green J, Ferrie R, et al. Mechanism for Initiation of Food Allergy: Dependence on skin barrier mut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allergen co-stimulation[J].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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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茅药酒”一事，近期在互联网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波。有些网友说，家里的老人家听说以后，表示再也不喝“鸿茅”了，从此改喝别的药酒。

可是，换成别的药酒了，难道就放心地可以天天喝了吗？非也——“鸿茅”有毒，别的药酒也不是什么好药。几乎所有喝药酒的人，希望的都是调理身体，保障健康，不过很遗憾，这么做非但于健康无益，甚至很可能适得其反。

饮酒有益健康？没有的事

无论何种药酒，其主要成分都绕不过酒精。目前对医学界对酒精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简单说来，就是酒精对健康一丁点儿好处都没有。

一定有人会说，饮酒过量那才对身体健康有害呢，适量饮酒不是有益健康来着？

“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这个观点实际上挺阴谋的。关于饮少量红酒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这种观点确实一度流传甚广，但近来多数学者认为，这个观点的流传或许与红酒相关厂商脱不开关系——的确，有证据表明红酒可以减少特定类型的心血管疾病，但与此同时它还增加了其他疾病的风险，最终效果得不偿失。今年4月18日《柳叶刀》刚发表了一项涉及60万人的分析，认为适量饮酒虽然伴随非致命心肌梗塞的风险降低，可是却还伴随中风、动脉瘤、严重高血压和心脏衰竭的风险增加，更别提各种各样的癌症风险了。最终结果还是喝酒会减寿。

虽然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仅仅提出了“限酒”的建议，而非“禁酒”，这其实更多的是科学向社会习惯的妥协。酒精只要经过肝脏代谢，就必然增加肝脏负担，这对人体来说，就是个明确的伤害而后修复的过程，“限酒”的意思无非是要减少对肝脏的损伤而已。考虑到长期摄入酒精导致罹患癌症的风险增加，真的要追求健康，滴酒不沾才最明智。

酒的危害，古人早知道

很多为日常饮药酒辩护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云云。关键是，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古代医学典籍上究竟都说了些什么。

其实，以古代人对酒的评价来说，我们的祖先还真是较早就认识到酒之危害的，饮酒致病是中医病因学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称时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1]，《灵枢·玉版》 说得更难听：“其如刀剑之可以杀人，如饮酒使人醉也”^[2] 这是把喝酒都与杀人相提并论了。

从黄帝内经中的这些论述来看，我国古代医家对饮酒的评价实在不高。其实在《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至西汉的五百年间，并非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中国古代先民所能饮用的酒酒精含量并不高，但那时候就有对酒如此清醒的认识，实在难得。到了明代，人们已经能够接触到酒精含量更高的烧酒了，而《本草纲目》对酒的评价就更进一步：“气味辛、甘，大热，有大毒，过饮败胃伤胆，丧心损寿，甚则黑肠腐胃而死……令人生痔”。

李时珍在那个年代恐怕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酒精能导致肝硬化而后胃底静脉曲张大出血……但放到古代语境中去，我们就得感谢先民的智慧了。可能正是因为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酒类的危害，所以古代中国人的酗酒问题并不像西方那么严重。

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许多亚洲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基因，使人肝脏里面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不高，当酒精在体内变成乙醛后就不能及时有效地在变成醋酸酯，这就使我们不会那么嗜酒。这也和一种较流行的科学假说相符：为了解决清洁饮用水源问题，不同的文明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欧洲人的祖先发明了发酵灭菌的方法，以喝啤酒来解渴，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就比较聪明了，咱喝茶，喝茶就得用沸水，自然就起到了灭菌的作用，至于穷的喝不起茶的人呢，也养成了喝开水的习惯。

在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所著的《疾病的文化史》中，提及“喝茶的习惯迫使中国人把饮用水煮沸，因此防止了很多肠道疾病”^[3]。一代又一代，喝沸水安全，喝生水则可能被污水夺命。没有需要饮酒的演化压力和不饮酒的选择，也许部分促成了今天中国人较弱的酒精代谢能力，这其实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在这种生理条件下还要强行饮酒，那就反而意味着更大的健康风险了。

“药酒”究竟是酒还是药？

药酒其实是中药里酒剂的俗称，我国古代医家曾发明过数十种药剂的剂型，但建国以后仍保留在中医体系内的剂型，仅剩下十余种，这其中包括汤剂、散剂、丸剂、丹剂以及酒剂等。

其实用酒或者酒精溶液制作药剂，在西方也是经典的传统做法。在上世纪初，药房里还有相当一部分酒精溶液制成的酊剂，比如说樟脑酊、阿片酊。但随着医药技术的发展，现代药物中已经很少再看到这种剂型了。

在酊剂和酒剂当中，酒精充当着溶剂的作用，它能够提取、溶解一些在水中很难溶解的物质，让它们在药剂中均匀分散。同时，酒精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防腐作用。但是这种借助酒精溶解的药剂缺点也很明显。它使用起来不像药片那样方便，而且具有刺激性，上面也已谈到了饮酒的危害。酒精自身能带来副作用，而且还会与多种药物产生相互作用（例如那些会对中枢神经起到抑制作用的药物），如果是长期服用还可能会遇到更多麻烦。

出于对“珍奇药材”的追求，也有很多珍稀的动植物被泡进了药酒瓶。这不仅会对保护动物造成威胁，而且也增加了寄生虫感染的风险。不少人觉得酒能够起到“消毒”作用，但它对微生物和寄生虫并不能起到充分的杀灭作用。

该不该冒风险喝“药酒”？

有人会用“是药三分毒”乃至“抛开剂量谈毒性”来为药酒辩护。的确，绝大多数所谓“药酒”推荐的使用说明中，每次的摄入量均不高，但由其带来的风险我们仍不能大意，且也没有必要冒这些“不明”的风险。

通常来说，我们为了获得某种药物的治疗作用，不得不容忍其副作用，也即一种药物所以能被医学界接受，其首要的前提，一定是它所带来的益处要远远大于其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现代药物的研发过程都极其漫长曲折的原因。最典型例如抗疟的中药常山，它有确切的抗疟效果，可是为什么人们选择了同样是中药的青蒿素、而不是它，作为抗疟药物呢？因为它的副作用实在超过了人体的耐受，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弄死疟原虫的同时，人也差不多只剩半条命了，这就不符合作为有效药物的标准嘛。

像青蒿素这样的药物，经历了大量的科学验证，可谓是大浪淘沙留下的精髓。而我们目前所能接触到的药酒，并未经历过这种严格的筛选，如果真的严格按照现代药物的标准挨个验证疗效，恐怕最后也剩不下啥了。

以“鸿茅药酒”为例，其中的何首乌是有确切肝毒性的，而酒精的摄入又必然会增加肝脏负担，这可谓是对身体的双重损害。而且，根据4月16日鸿茅药酒方面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的说法，因为鸿茅药酒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所以临床实验数据、毒理学实验数据不公开。这能让人怎么放心风险问题呢？

那其它的药酒呢？再来看看药酒中的常客，人参与蛇。

先说人参，和很多中国人的认知不同，人参的确切作用其实至今也无定论，主流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它可能什么治疗作用也没有，非但如此，还有学者报告说长期服用人参可导致失眠、皮疹和腹泻 ^[4]。

再来说蛇，其实古代西方对蛇的崇拜比中国还甚，就连医神阿斯克勒匹厄斯随身携带的手杖上都缠着一条蛇呢，直到今天，蛇杖也仍然是医学的标志。但把蛇泡在酒里以期获得神奇的疗效，其实也是这种原始思维的遗存，本质上属于交感巫术。

前几年春节，有人回老家跟邻居喝酒，这邻居就说他所喝的蛇酒如何如何好使，但最后酒喝光了，蛇还舍不得扔，就琢磨着能不能炖了吃了呀，结果下刀处理的时候，发现这条蛇居然是塑料的……喝酒的人“感觉”到所谓的效果，很可能是“安慰剂效应”。

酒成药物，请慎之又慎

药酒市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民众对传统医药的信仰，由于大部分药酒均为非处方药（OTC），公众可以很随意地购买，这样的隐患实在令人不安。

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进入原食药监总局网站，以药酒为关键词在药品目录中查询，有76条结果，在保健食品中查询则仅有2条结果，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药酒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药物的范畴，而非保健品。药物是用来治病的，出于保健的目的而服用益处不确切风险不明的药物，未免有些冒险。

关于这一点，中医界的有识之士也早有察觉，6年前中医药杂志《时珍国医国药》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药酒目前使用现状及合理使用探讨》的文章 ^[7]，提及市面上销售的各类药酒及保健酒约有千余种之多，其中有国药准字批准文号的药酒有 261种，但相当多的销售者连最起码的药品基本概念都没有，该文章的作者所在的急诊科 2007年3月至 2009 年4月所收治的醉酒者为例，共收治醉酒(含双硫仑反应)32 例，其中饮用中药药酒者 9 例，占 28.1%，而饮用中药药酒后感觉醉酒者，几乎全部为双硫仑反应（一种酒精中毒症状）……

还有一部分药酒，宣称有补肾壮阳的功效，其实在那个举世闻名的万艾可横空出世之前，并没有任何一种传统药物能够解决男人勃起功能障这个噩梦，而试图以服用药酒来解决这个问题多半也是于事无补，喝得久了搞不好适得其反——乙醇引起的肝损害可导致雌激素生成过多，睾酮产生减少，同时肝内质网酶活性增加，又会使睾酮代谢性失活加快。这可真是蜡烛两头烧，从此性欲就落花流水随春去了。

尽管在法律层面，药酒作为“药”是合法的。如果有什么人愿意相信其疗效和安全性，出于基本的社交礼仪和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我不会阻拦。不过，作为医生，出于稳妥起见，我不会向我的患者及任何亲友推荐药酒，药酒治病，实在是得不偿失。

（编辑：Gonfree）

参考文献

1. 《黄帝内经》，线装书局，2010年6月第2版，P7
2. 《黄帝内经》，线装书局，2010年6月第2版，P1506
3. 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 著，《疾病的文化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P18
4.  Cupp MJ. Herbal remedies: adverse effects and drug interactions，Am Fam Physician. 1999 Mar 1;59(5):1239-45.
5.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6. 羊角和蚌壳,《周作人文类编》第四卷:P607～ 608
7. 陈代国，王应静. 药酒目前使用现状及合理使用探讨. 时珍国医国药. 2012，23（8）:2113-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