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ngwei.l

最近方舟子跟小崔因为转基因掐起来了。他们这种掐架的场景我已见怪不怪，因为在现实中由于对转基因态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口舌之争屡屡发生在我眼前。这都“得益于”我认识一个叫土摩托的转基因粉丝。

有一次吃饭，不谁说了一句上来的菜样子比较夸张，像是转基因食物，刚好，饭桌上坐着一位果壳网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立刻紧张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一样，立刻提高嗓门历数你死之前该知道的转基因的1001件好人好事。事实上，饭桌上没有一个人是转基因的反对者。那么果壳网的这个朋友为什么反应如此迅速而敏感，从他们认为伪科学的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可能是：好多人不了解转基因（就像他们特别了解并且参与转基因实验过程一样），所以对转基因食品有恐惧心理，进而用一种无知方式抵制转基因。这位朋友的迅速反应先入为主地在心里定义了在座的人可能有几个转基因反对者，所以必须先站出来制止反转的声音出现。有点像受破害妄想狂。

后来我们都说，你急啥呀，又没人说反对转基因，说了你再反驳也来得及。

类似人们谈论一些伪科学话题——尤其是转基因食品话题时，我的同事土摩托都会以一种梦鸽捍卫李天一的姿态发难。其实我们只是没事喜欢拿转基因话题挑逗土摩托，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G点，看着他着急、愤怒，然后用鄙视众人没有科学头脑一群蠢猪，感叹我们都没救了的感觉太好玩了。那一刻，土摩托的形象骤然高大起来，我仿佛看到了布鲁诺，哥白尼，神农……

不管是你热爱转基因还是对反对转基因，对立者大可都不必紧张。有个傻逼会说，万一吃死了呢？其实你要该死的话早就以别的方式死了。在你的祖国，好多食品可以让你一命呜呼，还真轮不到转基因食品呢，你瞎操的哪门子心。再退一步讲，既然你反对转基因食品，你认为转基因食品会吃死你，你有权利不吃吧。再他妈退一万步讲，那你一定很讨厌方舟子吧，那你想想，要是吃转基因食品吃死也是先轮到方舟子，也轮不到你，你该高兴是不？你说你争论这个干嘛呢？

再有，人类在主宰地球以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拿自己和其他物种做实验，你要真纠缠起来那就没完了。人类干得令人发指的坏事“硕果累累”，转基因至少还不叫坏事吧。甚至人类干过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在某个角度讲可能也未必是坏事。美国不向日本扔两颗原子弹，二战可能会推迟几天结束，中国解放可能会推迟几天，那你能说原子弹是好东西吗？

我并不反对转基因食品，在目前选择空间很大的范围内，转基因食品仅仅不是我第一选择而已。等到了无可选择的时候，大家都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了，自由平等就实现了。

说实话，我特别讨厌那些维护转基因科学的聒噪者，包括土摩托在内，他们真的有点像受迫害妄想狂，什么逼大的事儿呀，不至于动怒。中国人的真正问题是素质问题，还没到科学层面上这一步呢。其实很多人对转基因技术并不了解，所以才会瞎嚷嚷。这时候你如果态度好一点，把其中仅仅隔着一层薄如蝉翼的误会拨开，说不定他们就能接受转基因。卧槽，你非得用一种高高在上，党同伐异的姿态去侮辱那些反对者，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伟大和光荣，那你是谁了？要不这样，你们发明一种药，把反对你们的人都统统杀死不就省心了吗。可能很多人出于不喜欢你们这些转基因粉丝的态度而更讨厌转基因。拿小崔来说，他内心未必就真正反对转基因，但你方舟子像疯狗一样扑上来，小崔就是支持也不能说支持了。

多数人还是能做到心平气和地普及转基因常识，这挺好。但是当你像狗夹在门缝里退不回出不来，又想冲出去咬街上的那个人，满身戾气，就变成“科技公知”了。你看这个“戾”字的写法，一只狗被夹在门缝里，退不回出不来的样子有多难受，多凶恶。现在的好多人啊，都快变成夹门狗了，说不上三句话就虚拟地大打出手，何必同志何必呢，这样下去，不管你站在正确的一边还是错误的一边，都变成扯王八犊子了。

温布尔登的2号球场草地素有冠军坟墓之称。不过四年前，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All England Lawn Tennis Club)穿蓝色外套的先生们拆毁了它，在原址上盖起新看台，2011年又把这个令人烦恼的地方更名为3号球场，大家都认为魔咒已经被破除了。 但是观看2013年网球赛事的球迷们还记得这回事。中国网球的叛逆者李娜也心知肚明。就在这块受诅咒的场地，皮特·桑普拉斯(Pete Sampras)和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等头号种子选手们曾经灰溜溜地惨遭败绩，头几轮就倒在名不见经传的选手拍下。此刻，前法国公开赛冠军，世界排名第六的李娜在面对捷克老将克拉拉·扎科帕洛娃(Klara Zakopalova)时，距离第三轮即出局的场景只有一局之隔。她后来告诉我：“当时我好像突然看见自己卷着行李去机场时的样子，觉得心里一疼。”

李娜和她击球有力的对手艰难鏖战了两个小时，第三盘比分以5-6落后。她走到底线，心里清楚，只有破掉对方这个发球局，自己才能继续留在赛场上。赛前她曾威胁说要退役，离开这项她在近25年前被迫从事的运动。再丢4分，她说不定就得兑现这句话。今春，她的成绩一落千丈，从1月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亚军的高峰跌到5月法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即遭淘汰的低谷。如今“冠军的坟墓”又在向她召唤。

李娜在底线微微蹲屈，现场挥舞着小红旗的中国球迷们顿时安静下来。第一个接发球，李娜打出了直线致胜球。5分之后，她以一记犀利的正手致胜球奋勇拿下了第一个破发点，把这一盘的比分追到了6平，此时她不禁大叫一声。两局之后，又是一声长啸——李娜过关了。这只是第三轮的比赛，她打得很不稳定。但经历了最近的一系列失败——特别是在各种关键时刻显得缺乏信念——这场胜利感觉像是救赎。“我疯狂战斗，”她笑着说，“赢下这场比赛的感觉和进军大满贯决赛一样好。”

当天下午，还有另一桩难事在等待李娜。她身穿整洁的白色长袖运动衫走进新闻中心，在大群中国记者面前显得十分谨慎，脸上的笑容有些不自然。中国国有媒体一度欢声赞美她的胜利是为国争光，近来却强烈抨击她的个人主义作风——自从2008年脱离中国体育体制后，她的个人主义做派有增无减。这次的轩然大波始于一个月前， 当时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惨败，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记者让她对中国球迷解释这次令人失望的比赛结果。“只是输了一场比赛而已，”李娜呵斥，“我需要三跪九叩吗？”她的评论激起了一轮来自官方的抨击，指责她没有爱国精神，缺乏风度。此刻，又是那个记者，他再次举手向李娜发问，要她对球迷们说几句。她怒视着他，几乎过了整整一分钟，然后嘟囔着说，“我要说，‘感谢球迷们’。” 

李娜可能更希望我们忘记中国，仅靠她的性格和成就来评价她。她的父亲是一个因政治动荡未能实现梦想的运动员，她的人生充满各种矛盾冲突，归根到底，是一个工薪阶层女孩成为同代人中最出色、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的故事。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她的大多数同胞之前从来不看的体育项目里。

李娜球风变幻莫测，结合了速度与力量，但偶尔也会全盘崩溃。2011年法国公开赛上的胜利使她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大满贯单打冠军的亚洲选手。她也是第一个打入世界排名前五的中国选手——温布尔登赛事之后，她的排名在上月又重返这个精英集团。过去三年里，她签下了价值4000万美元的赞助合同，在所有体育项目的女运动员中收入位居第三，仅次于玛利亚·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和塞雷娜·威廉姆斯。

然而，要把李娜和中国分开来看是绝无可能的。她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名人之一，在微博（类似Twitter的网站）上拥有2100万名粉丝（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在Twitter上也只有940万个粉丝而已）。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获胜的那场比赛有1.16亿中国观众收看，创下了纪录，比同年收看超级碗(Super Bowl)赛事的观众还多。靠着与中国市场的联系，她吸引到数以千万计的美元赞助费。如果出生在智利、乍得，甚至是芝加哥，她都无法跻身收入榜的前三名之列，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也不会明年在她的故乡，中国中部的武汉市推出一项新的职业赛事了。五年前，WTA在中国举办了两个巡回赛，2014年将会达到八个。WTA的首席执行官斯黛西·阿拉斯特(Stacey Allaster)称赞李娜在亚洲引发了网球热。“如果说威廉姆斯姐妹是这个世纪前十年最有影响力的选手，”阿拉斯特说，“那么我要说，这十年内最重要的选手无疑是李娜。”

但李娜的比赛至今仍受令人沮丧的不稳定状态影响，这和WTA赛事的总体情况是一致的。十年来，WTA的顶尖选手排名都不够稳定，导致有几个选手从来没赢得过大满贯赛事，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丹麦的卡罗琳·沃兹尼亚奇[Caroline Wozniacki]只是最新一例）。而在男子巡回赛中，过去十年意味着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拉菲尔·纳达尔(Rafael Nadal)、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和当今的安迪·穆雷(Andy Murray)这四位历史上最优秀选手之间的激烈角逐。男女网坛之间这种差异不免引起令人不快，通常也不公平的对比。

在女子网坛，十年来唯一具有真正统治力的选手只有塞雷娜·威廉姆斯。因伤退出一段时间后，她在去年重返赛场，为女子网球排名带来更加顺理成章的排名——另外两位大满贯冠军玛丽亚·莎拉波娃和维多利亚·阿扎伦卡(Victoria Azarenka)虽然不能与她势均力敌，但仍然堪称有价值的对手。但温布尔登公开赛把这个排位彻底打乱，四个入围半决赛的选手都没赢得过大满贯赛事，这也显示出女子网球比赛有多么变幻莫测。

在本周开幕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上，李娜感到机会来了。31岁的她步法依然敏捷，击落地球时也如同雷霆一般凌厉，很多人都觉得她的反手技术是所有球员中最好的。过去，李娜常常因为健康状态不佳和缺乏专注力，在每年后面的重大赛事中表现不佳（在美网上，她只在2009年杀入1/4决赛）。但今年夏天看过她在温布尔登的表现后，我跟着李娜回到北京，近距离亲眼目睹她与教练卡洛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Rodrigtuez)苛刻的季中训练规划。“今年任何人都有可能赢得美国公开赛，”李娜说，“为什么不会是我呢？”

李娜生于1982年，和许多中国运动员一样，是被逼着从事体育行业。她的父亲是个退役的羽毛球选手，运动生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而被迫中断，李娜说他“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那缕阳光”。尽管如此，他还是逼着5岁的女儿进了当地政府主办的体校，没有给她丝毫选择余地。她是个强健的运动员，但她的肩膀天生太宽，打羽毛球时，手腕也不够灵活。一个教练劝她父母说，假如打网球，也许更有机会。虽然当时甚至没几个中国人见过这项运动。“他们都同意我应该打网球，”她说，“但是没人问过我的意见。”

从一开始，李娜就对国家体育机器的严厉管束充满愤怒。中国实行“举国体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年轻运动员逼到极限，以此大量制造冠军。李娜第一次顶撞教练是在11岁那年，当时她已经快要累倒，拒绝继续训练。结果被罚整个训练期间都一动不动地站在一边，直到她悔悟为止。结果李娜一连站了三天，才表示道歉。为了父亲，她坚持着训练——“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她说——而教练在和她相处的9年时间里几乎从没表扬过她。

14岁那年，她的父亲因一种罕见的心血管疾病逝世。当时她正在中国南方打比赛，教练瞒了她好几天，直到比赛结束。“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李娜在自传中写道。她的母亲债台高筑，李娜记得自己非常希望多赢几场比赛，可以把挣来的小额奖金用来还债。

尽管心怀这种焦虑，李娜的球技还是突飞猛进。父亲去世几个月后，她第一次获得全国青少年冠军。第二年，她受邀参加耐克赞助的培训计划，到德克萨斯州学习十个月。从美国回来后，她对一个采访者说，自己的目标是在2002年初打入世界排名前十。这个目标似乎是可以实现的：20岁时，她已在中国排名第一，甚至一度攀升到世界排名第135位。之后，她销声匿迹了。

那一年后来的一个早上，李娜没告诉任何一个教练，溜出了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她说，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她只带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生活必需品。她在宿舍书桌上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网球管理中心的，她在信里要求提前退役。那封信没有详细说明她想退役的原因：过度训练让她体力透支；教练们试图阻止她和一个名叫姜山的男队友谈恋爱，这让她十分愤怒；在她身体虚弱的时候，领队让她服用激素药片坚持打完比赛。

几小时后，李娜回到武汉，来到姜山身边，筹划他们在大学里的新生活。“一回到家，我就把手机关了，谁的电话也不接，”李娜后来写道，“自由的感觉真好。”

在网球界，父母和童星之间、教练和学徒之间常常爆发激烈冲突。李娜现在嫁给了姜山，他曾参加过戴维斯杯的比赛。李娜16岁时，姜山成了她第一个男朋友，也是唯一的男朋友。理论上，队友之间谈恋爱是被禁止的，但姜山是李娜的避难所，不管是在她面对体制时，还是在她成败起伏的时候。

这些年来，姜山经常担任李娜的教练，现在却降级成了陪练、啦啦队长和开心果的角色。在赛后采访中，李娜喜欢拿姜山打呼噜、体重变化以及掌管家里的信用卡这些事开玩笑。这对伴侣在一起很久了，李娜到目前为止差不多一半的人生都是和姜山一起度过的。罗德里格斯说：“他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他们已经融为一体。”那也没能阻止他们在公众场合争吵。在温布尔登前几轮的一场比赛里，姜山在李娜丢了一个球之后告诫她时，她用普通话回击道：“你又不是我的教练！”

就在温布尔登第四轮比赛对阵11号种子选手罗伯塔·文奇(Roberta Vinci)之前几个小时，李娜似乎又生丈夫的气了。他们在一块练习场地上热身。姜山打了一个大号的文奇式滑步反手削球，李娜似乎状态不佳，反手球下网，正手球则会飞出底线。过了一会儿，姜山抽一个球，李娜生气地打了个大力绝杀。后来她挑起一个眉毛说，“有时我觉得他是故意气我。”

不过，一旦比赛开始，李娜就不再丢球。她轻松接住了文奇的削球，顺利地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我当时感觉很好，还能再打三个小时，”她说。李娜在温布尔登碰上了一个绝佳机会，威廉姆斯、莎拉波娃和阿扎伦卡出局之后，剩下的选手中最优秀的是4号种子选手阿格尼西卡·拉德万斯卡(Agnieszka Radwanska)，她就是李娜的下一个对手，而李娜在1月份的澳网比赛中轻松打败过她。

当时李娜阵营的气氛特别好，没人料到当天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会抨击她。“当体坛明星的个性已经让世风良俗难以包容，”该报的社论说，“谁来约束这种可怕的任性？”

虽然中国想让李娜来代表该国的雄心，但是她已经明确表态：她打球是为了自己，虽然可能也是为了国家，但是更多地是为了自己。她后来跟我说，“当人们说我代表这个国家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戴不起。”李娜的独立性格是让她与中国的年轻一代产生强烈共鸣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昵称她为“娜姐”。但是对中国的领导人（不管是国家的、体育部门的还是媒体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对中国共产党64年来团结民众的方法的根本性挑战。

李娜说她没有看《人民日报》的社论。罗德里格斯极力阻止她在比赛期间阅读媒体报道，姜山担当起哨兵的角色，避免她看到任何可能影响心情的文章。不过，如果报道很伤人，姜山会尽力安慰她。“我们中国有句俗语： ‘英雄皆毁誉参半，’ ”他说。“我让她忘记所有的批评、压力和期待。但是很难忘记，我们毕竟是凡人。”

当我问起关于中国媒体的问题时，李娜故作轻松：“过去，我真的常常被（负面新闻）困扰。现在我只是认为，也许（中国媒体）认为我还不够出名，所以他们想帮我更出名。”她的大笑听起来有些空洞。

 李娜在中国成了众矢之的，在体育界和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自由和爱国心的角色的讨论。那篇社论刊登之后，她的支持者们在充斥中国微博的在线大辩论中愤怒地维护她实话实说的权利。“一开始，我会被每个人的期待所影响，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人们只是把他们的梦想透射到了我身上，”她说。“我不是圣人。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会起起伏伏。所以我能做的只有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她补充说：“我真的从心底里认为我只是个运动员。除了我自己，我谁也代表不了。”

2003年，在李娜所说的“第一次退役”一年多后，中国国家网球管理中心的新主任、昔日的排球明星孙晋芳到武汉看她。李娜记得那次会面的时候，孙晋芳说：“我听很多人说有个叫李娜的，球打得很好，但是她突然退役了。所以我决定亲自来看看。”当时22岁的李娜正第一次享受着普通生活的快乐：在大学里上新闻专业的课程，自由地发展她和姜山的恋情，甚至还和同学们打过一段时间的校内网球赛，而同学们完全不知道她的背景。

“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球呢？”孙晋芳问她。这些问题让李娜感到意外。从来没有哪个官员跟她说过这样的话。但是那时候没人知道“为自己打球”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体育系统控制着运动员生活的每个方面——从安排教练、训练和比赛日程，到拿走运动员65%的收入。尽管如此，在2004年初，李娜暂时放下学业（五年之后才最终毕业），返回赛场，既没有WTA的排名，也没有别人的巨大期待。

那一年，她以资格赛选手的身份赢得了广州公开赛冠军，成为了第一个获得WTA单打头衔的中国选手。到2006年，她已跻身世界前25强，但要闯进前10，李娜认为，她需要获得掌控自己职业生涯的自由。然而，只有像前NBA明星姚明等少数中国运动员才得到过这样的待遇。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这种自由是无法得到的。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令中国倍感自豪的盛会，而中国体育体制所取得的无上成就（中国拿到了51块金牌，而美国只拿到了36块）则被看做是国家崛起的象征。

身着印有中国国旗的红色耐克球衣，李娜出人意料地杀进了半决赛，几个月前刚做的膝盖手术似乎也没有对她造成什么影响。现场的球迷狂热地为她加油——甚至在比赛的回合之中也是如此——终于有一次李娜忍不住对观众大吼，“闭嘴！”她对这次发作感到很后悔，但她事后表示：“中国人民急需一次胜利来证明自己。我以前觉得网球只是一项运动，但那场比赛的狂热程度让我明白，它被赋予了重大得多的意义。”

奥运会结束后，李娜说她向孙晋芳发出了最后通牒：“我对她说，‘如果不给我自由，我就走人。’”另一名年轻球员彭帅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为了避免顶级球员的流失，亦或是为了帮助他们挖掘自身潜能（就像事后证明的那样），孙晋芳随即推出了一项名为“单飞”的政策。根据新规定，李娜、彭帅以及其他两名球员仍有义务效力于国家队和省队，但允许她们自己找教练，制定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计划，并大幅减小个人收入上缴的百分比。之前，李娜需要将个人收入的65%上缴给网协和省队，而现在，尽管李娜需自行承担出行、训练和教练的费用，但她只需上缴8%-12%的个人收入。对于中国和李娜的网坛生涯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一开始，单飞很吓人。李娜说：“姜山和我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我们可能会耗尽这些年来的积蓄。”之前，她从来不需要去处理财务和后勤方面细枝末节的事情，因为国家会为她打理好一切。但是单飞的好处很快便得到了体现。2010年，在姜山的指导下，李娜杀入了澳网半决赛，第一次闯入世界前10强，兑现了十年前看似不太现实的誓言。一年后，她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澳网决赛，用娜式语录和精彩的落地球技术迷倒了众多粉丝。半决赛中，李娜逆境重生，淘汰了头号种子选手沃兹尼亚奇。当被问及获胜的动力时，她回答道：“奖金。”

2011年6月4日这一天彻底改变了李娜的世界，也改变了世界网坛的格局。当天正值天安门学生示威镇压事件22周年纪念日，但是中国却没有出现任何纪念活动。1.16亿中国球迷（几乎是法国人口的两倍）都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李娜击败卫冕冠军弗兰西斯卡·斯齐亚沃尼(Francesca Schiavone)，摘取了法网桂冠。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打出了标语：“李娜，我们爱你！”，解说激动地喊道：“奇迹、突破、中国网球100多年来的第一次！”中国网站搜狐体育曾计算过，李娜因冠军而获得的净收入是中国普通工人年收入的234倍。“但这的确是她应得的！”

惊叹于中国观众人数巨大，WTA扩大了在亚洲增设赛事的计划。顶级品牌也争先恐后地与李娜签订代言合约。除了已经签约的劳力士(Rolex)和耐克，她的经纪人IMG的马克斯·艾森巴德(Max Eisenbud)又与梅塞德斯-奔驰(Mercedes-Benz)、三星(Samsung)和哈根达斯(Häagen-Dazs)等品牌签署了多年的合约，使李娜的年收入超过了1800万美元。艾森巴德同时也是莎拉波娃的经纪人。

然而名利似乎让李娜分心了。在当年剩余的所有赛事中，她都早早地被淘汰出局，而且连续六项大满贯赛事无缘八强。去年夏天，在她的要求下，艾森巴德列出了一串教练名单供她选择。其中一位就是卡洛斯·罗德里格斯。这位阿根廷教练指导过贾斯汀·海宁(Justine Henin)的整个网坛生涯。这期间，海宁曾117周位列世界排名第一。卡洛斯最近在北京开设了一家网球学校。李娜回忆道，“我立即对马克斯说，‘就他了，就他了！’我觉得，如果他能让贾斯汀成为冠军……”2012年8月，就在他们开始合作的第一周，李娜便杀入了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罗杰斯杯的决赛，并在接下来的一周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冠军。这是她15个月以来的首个巡回赛冠军。

刚刚过去的7月，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李娜的大腿灼热难耐。虽然北京训练基地的气温在94华氏度（合34.4摄氏度）上下徘徊，但灼热并非源于气温，也不是因为她奋力完成的高强度训练：半小时的跑步、跳跃和敏捷训练；一小时健身房里的高强度腰腹和上肢训练；然后是两个90分钟的球场练习，用于磨练体能和步伐，以及一场为备战美网进行的进攻练习。

这种灼热感来自于脚下不断蹬踏的厚层沙子。罗德里格斯的网球学校名为“匠心之轮”(Potter’s Wheel)，占地庞大。他把一块沙滩排球场的一角改造成了魔鬼训练场。整整45分钟，罗德里格斯让李娜不停地在沙地上做箭步蹲练习，每组练习之间只允许休息30秒(这并非巧合，它差不多就是网球运动员打每一分之间可以休息的时间)。此前一天，在计时自行车训练之后，李娜就喊道，“我快不行了！”今天，在沙地上完成一组箭步蹲练习之后，她弯着腰，双腿剧痛，满身大汗，大叫道，“我觉得现在真的不行了。”

李娜身高1.72米，体重65公斤，这一身材对于网球运动来说堪称完美：敏捷的双脚、强有力的双腿，以及雕塑般的躯干和上肢。当天早些时候，李娜在学校的餐厅里一边享用着一整盘米饭、茄子、猪肉和豆腐，一边说：“我现在变得前所未有的敏捷、强健。只是跟年轻时相比，如今体力恢复所需的时间更长了。”李娜吃完后，姜山舀出几勺高能蛋白粉，放到一瓶水里用力摇了摇。她说，“很难喝，但每天都得喝。”然后她做了个鬼脸，把水灌下肚。

在我们周围进餐的几十名年轻球员都接到过严格的命令，不能打扰李娜。但有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总是转来转去，偷瞄李娜的小耳骨钉和晒得黝黑的手臂，盯着她手腕上平时戴腕带所留下的白色晒痕。（李娜19岁时在前胸纹了玫瑰，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此在电视转播的比赛中，她会把它遮住。当天，她的T恤也盖住了这个纹身。）吃完饭后，她像其他运动员一样把盘子和餐具分开，其中一个男孩紧张地走上前来。李娜微笑着摆姿势拍了一张照片，但两人没怎么闲聊。她只想回楼上的宿舍午睡一小会儿，下午还要和教练进行艰苦的训练。

罗德里格斯是终极网球大师，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他都有一套高明的训练方法。虽然他举止温和，但他的训练项目却极其冷酷无情。去年冬天开始跟随他认真训练后，李娜对姜山说：“贾斯汀怎么能跟卡洛斯待了15年？我才练了三天就受不了了。”罗德里格斯相信，在赛季中段回归这种训练模式能让李娜避免出现赛季末的滑坡。罗德里格斯说，“李娜有条件在顶级选手之列再待两年，惟一的问题在于她在赛季末的动力。”

至少在眼下，李娜看起来干劲十足，准备进一步增加新的技术元素。在其中一个训练环节中，罗德里格斯让李娜单腿站在网前摇晃的底座上，要求她在截击的同时又不能失去平衡。罗德里格斯说，坚决上网可以帮助她更快地得分（这对于老将至关重要），同时也会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李娜说，“我开始时很不情愿，但如果现在不尝试，也许退役之后会后悔。就像卡洛斯跟我说的那样，‘如果不尝试，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可以有多么出色。’”

温布尔登的中央球场隐约让人一窥这种前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李娜对阵拉德万斯卡。上网前冲战术让她获得了第一盘的数个盘点。在其中一个盘点上，她的发球本可以直接得分，却被判定为出界。她没有提出鹰眼挑战，后来这一盘被波兰人拿下。李娜奋力拿下第二盘，最终在第三盘落败。一名记者赛后问她，是否想知道那个本可赢下第一盘甚至是整场比赛的发球到底应如何判决，她难以置信地盯着记者。“是界内？”她反问。

虽说如此，李娜还是有理由在赛后感到高兴。这是她2010年后首次进入温布尔登的八强，达到了罗德里格斯为她制定的目标。而且，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一直习惯在底线打球的李娜令人吃惊地71次冲到网前，拿下了其中48分。“好多人大概觉得我疯了，一次又一次跑到网前，”她说。“但是我很高兴自己有勇气做出新的尝试。”

一天的训练结束后，她坐进自己的白色奔驰轿车，心里最渴望的事情是：按摩。做指甲、逛商场、吃川菜，但这些小小的奢侈都得等到她酸痛的全身经过按压捶打之后，以让身体恢复到表面正常的状态。“我小时候从来都没按摩过，根本不需要，”李娜说，此时姜山开着车在北京临近傍晚拥堵不堪的车流中腾挪。“现在，没有90分钟的按摩，我明天就没法走路。”

李娜从车里给他们住宿的五星级宾馆的休闲中心打电话，结果被告知，傍晚的时段都被订满了。如果她提一下自己的名字，订起来应该很容易，不过她想要享受无人知晓的小小自由，尤其是在国内。他们的套房是用假名登记的，所以她给休闲中心留的是房间号。“昨天，前台说，‘哎呀，你长得有点像那个网球运动员。’后来前台知道她的身份，就说：‘不可能！你本人这么瘦！’”李娜仰头大笑起来。

退役的问题离她越来越近。女子排名前30的球员中，只有塞雷娜·威廉姆斯比她年长，也不过是大了五个月。在罗德里格斯网球学校的宿舍，听到年龄问题，在凌乱的单人床上休息的李娜笑起来。“开始打网球的头15年，我根本不喜欢打球，”她说。此时，手里拿满脏衣服的姜山过来问，还有没有更多的需要他来洗。“现在，我终于到了享受网球生涯的阶段，结果每个人都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离开。”

对于年龄问题，李娜或许是避而不谈，但她一点也不掩饰自己想要小孩，以及想当“跟在老公后面的家庭主妇”。这对夫妇最近开始装修在武汉的三层别墅。李娜的母亲，以及姜山的双亲还在武汉生活。李娜在北京训练的时候，姜山乘飞机南下采购窗帘和灯具，把照片发到她邮箱里询问意见。（某件名牌灯具标价六万元，李娜表示反对，姜山回复说，这是别人给他看的最便宜一款。）如果当了母亲，李娜会坚决反对子女去打职业网球。“太苦了，”她说。

罗德里格斯告诉我，在体制内打球的时候，李娜“大概有十年没听过一句正面评论”，在低谷的时候，她还是会把这种负面情绪转化为一种有害的自怨自艾。他表示，海宁也一度心理脆弱。不过， 海宁13岁起就开始与罗德里格斯合作，而李娜是31岁，此时的她性格已经完全成型，而塑造这一性格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体育体制，以及她对此做出的反馈。“我问她怎么样的时候，她几乎从来不提正面的事情。我得强迫她也跟我说说自己哪里做对了。”

比起高要求的训练，罗德里格斯对李娜内心的探究激起了更大的不适。体制内的那些年里，从来没有教练问过她的感受。但罗德里格斯努力让她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就能想办法应对她内心最深处的情绪，以及造成这些想法的经历。“所有的悲伤记忆和经历都会在她身上留下烙印，”他说。“这些永远不会消失，但是她得承认，这也部分地把她塑造成了今天这样的人，这样的球员”。李娜告诉我，这个过程，“一开始感觉像是在伤口上撒盐。很艰难，很痛苦，但是一旦把事情讲出来，卡洛斯就可以帮我找到办法克服。他让我在精神上强大了很多。”

温网开赛前几天，李娜在伊斯特本举行的热身赛事中早早出局，延续了之前的颓势，她一怒之下宣称要退役。令她惊讶的是，罗德里格斯表示同意。“大家老是说，‘不行，李娜，不要退役，’”他回忆道。“我跟她说：‘好，你可以退役。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别打了。不过，如果你是因为讨厌今天的经历就放弃，那就拿点勇气出来。这不过是场体育比赛，但你不能一直逃避自己的问题。它们会跟着你，一直到死。’”受到这些话的震动，李娜答应为温网努力训练。“到了温布尔登，我们开始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李娜，更放松、更积极，”罗德里格斯说。“我想，她现在渴望更多。”

7月底结束为期三周的训练时，李娜看起来在体力和心智上都为硬地赛事做好了最佳准备，而本周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将是硬地赛事的高潮。当然了，没人能打包票，而且不可预测性一直是李娜让人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她仍然把再赢得一项大满贯赛事冠军作为目标，用留在球场上的剩余时间竭尽全力地将之实现。在罗德里格斯的指导下，她现在的动力似乎更少来自荣耀和奖金，更多的是对按照自己的意愿毫无遗憾地离开赛场的渴望。“我明白我不可能每场比赛都赢，”她说。“但是，只要我克服这些困难，把这个过程走下来，剩下要做的就是全力以赴。这样，不管赢还是输，我都会很高兴。”

更正：2013年8月26日

本文较老的一个版本写错了罗杰斯杯赛事2012年的举办地。罗杰斯杯会轮换比赛地点，当年在蒙特利尔举办，而非多伦多。

更正：2013年8月28日

本文较老的一个版本写错了2002年李娜受迫需要服用的药物。应为用于身体虚弱时期打球的激素药物，而非类固醇药物。文中还写错了对她施压的人。应为她的领队，而不是主教练。

本文作者Brook Larmer刚刚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了有关中国年轻高尔夫球手的故事。他也是《姚明行动》(Operation Yao Ming)一书的作者。

编辑：Claire Gutierrez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25日。

翻译：董楠，王艳，Charlie, 黄铮

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时候，特拉维斯·雷杰纳(Travis Reginal)和贾斯廷·波特(Justin Porter)就成为了好朋友。在他们就读的威廉·默拉中学(William B. Murrah High School)，97%的学生是非洲裔美国人，67%来自于低收入家庭。默拉中学并不是常春藤大学的生源输出地，极少有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会申请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但波特却考上了哈佛大学(Harvard)，并且刚读完大一，而雷杰纳先生则在耶鲁大学(Yale)就读。下文是波特先生的经历自述。阅读雷杰纳先生的文章请点击这里。

正如那光亮的小册子所承诺的那样，从去年秋天步入哈佛校园的那一刻起，我便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富于启发的新世界。

我曾和拉里·塞默斯(Larry Summers)边吃比萨饼边讨论中国的崛起；还上过一门遗传学课程，教授是被《人物》(People)杂志评选为最性感的男人之一的凯文·埃根(Kevin Eggan)；也曾坐在第一排，听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阿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发表关于指导和教导之间差异的惊人讲话。

不过，我的大一生活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不安的经历之一。

我出生在1500英里外的地方，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一个小公寓里长大。在我全部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有一个慈爱的父亲，但在我出生不久后，他与母亲取消了婚约。父亲是大巴司机，工作时间不固定，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很少能看到他。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因此承受着母亲过于强势的爱护。作为一个欣赏过这个世界诸多美好的人，她却十分努力地保护我远离那些东西：电视、说唱音乐、甚至去街上和伙伴们玩篮球都不被允许。这使青少年时期的我略带忿恨，但我逐渐体会到她的巨大牺牲——每天下午陪我走去图书馆；打多份工以维持生计；讲故事给我听，直到夜深。

在中学最后一个学年前的夏天，当我宣布打算申请新英格兰的学校时，我注意到母亲温暖笑容里包裹着一丝犹豫。我假装没有看到，但却从未能忘记。我试图说出想要离开的理由——为了证明我有足够的才智，不愿走一条最简单的路，受困于青少年典型的找不到出口的感觉。可是，这样的话听上去肤浅且不知感恩。

尽管如此，我开始全力以赴进行大学申请，首先申请哈佛，还有大约十几个大学在准备中。我知道被哈佛录取的机会天平并没有向我倾斜，而且由于我们的资深顾问要负责几百个学生，学校也帮不上大忙。因此，我读了大量为大学入学申请做准备的书。我从中学到的一课是，“请允许我讲述我赢得的那场小镇比赛”这类平庸的文章会很快毁掉一份胜利在望的申请。我写了我注意到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而且，我的老师们非常出色却太过辛苦，所以我提前几个月就与他们接触，微笑着请他们提供推荐函（已经放在贴好邮票的信封中）。

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是那种典型的优等生，连请大学顾问的钱都能省下来。但我参加了所有时间上允许的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共9门课——默拉中学一共提供了12门相关课程。我参加过州级和国家级科学竞赛。我有申请必需的领导能力：我是校报编辑，是全国优秀生协会(National Honor Society)分会的主席，和一些最好的朋友组建了一支辩论队，并且在业余时间为小学和初中孩子辅导数学和英语。

令我高兴的是，在我生日前三天，2011年12月15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那一晚，在收到许多恭喜短信和拥抱后，我坐在房间里，不可抑制地哭了起来。

我感觉在面前的两个世界里陷入了困境。一个似乎有着无限的机会——全额奖学金、职业发展和旅行机会。但我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母亲和我从未有过稳定的财务基础，而且这一点无法神奇地转变。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对她犹豫的眼神如此不安：当我们第一次被逐出自己家时，她用同样的眼神看过我。如果我离开了，母亲会怎样？当她在几周后被解雇时，我的恐惧成倍增加。

愧疚感不断侵蚀着我，在我的笑容背后，羞愧占据着我的脑海。在中学毕业前的最后几周里我极度焦虑——如果我离开，她可能没有足够的钱买吃的，没有安全的地方住，找不到关爱她的人去倾述。我决意推迟接受哈佛的录取。

但她什么都不听。“你被哈佛录取是我一生中最闪耀的成就之一，”她说，“如果眼睁睁地看你放弃它，我会不得安宁！”

我没有放弃。

今年早些时候，我读到一篇关于精英大学无法吸引到贫困生的文章：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一项研究显示，来自最低收入家庭的顶尖学生中，只有34%进入了全美238所录取最严苛的大学。

我不相信单靠增加大学助学金和光亮的小册子就能扭转这一趋势。把我们和精英大学隔开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对进入一个不同环境的害怕，让至亲至爱独自承受加剧的经济压力的愧疚，想要工作养家糊口的冲动。我发现即使在做习题集的时候我也会分心，问自己在这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开始想：“那么，我是谁，竟然觉得自己属于哈佛，这个布什家族(Bushes)、肯尼迪家族(Kennedys)和罗姆尼家族(Romneys)成员的母校？也许我应该待在密西西比，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

接着又产生了存在主义的问题：反复地评估我的梦想和潜在的动机（我是否真的想当一个博士？），甚至考虑困住我的这个有问题的社会经济结构。（哈佛的学生通常在大一暑假里去国外。我放弃了在希腊的实习，虽然是带薪实习，但我无法承担出国费用。）这一切的思考有什么意义？

在今年的经历中，我的一些改变是从未预料到的。当我看到同龄人（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科学天才、音乐大师和数学奇才）在各自的领域为了卓越而谦逊地奋斗，我感到备受鼓舞，认为自己尚欠火候，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觉得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母亲让我离家求学。哈佛促使我成长，使我坦然地观察这个世界，审视自己。

毋庸说，我不会用这段经历交换任何东西。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8月4日。
翻译：Charlie

纽约时报中文网

十多年前我去西班牙格兰纳达旅行，比旅途风景更让我难忘的记忆发生在一个半山腰的酒馆里。这间酒馆是山下老城里一个经营二手CD唱片店的老板告诉我的，当他得知我挑了大半天唱片还饥肠辘辘时，就随手从收款机上扯下张小票，在背面给我画了张地图，难懂的西班牙语混杂着他口音特别重的英语，再加上他张开手臂激动地比划，我只断断续续听明白几个词：“jamon（火腿）”，“pan（面包）”，“como el chocolate（像巧克力一样）”。

我拿着地图欣然前往。酒馆里最醒目的装饰就是从房梁上悬挂下来的几十条火腿，有片过的，也有整条的。我要的火腿来了，颜色深红，每片肉边上都有一条不到半厘米宽的淡黄色油脂，看起来像是一块镶有花纹的玛瑙薄片。拿起一片放进嘴里，我顿时明白为什么老板要说“像巧克力一样”了。火腿入口后，边上的油脂即刻化开，随后是甘甜和微咸的味道，回味一波接一波。火腿的味道当然不会像巧克力，但是那填满口腔浓郁的坚果香味，还有几乎不需咀嚼就可咽下的柔滑口感，再加上吃过一片后就会一片接一片吃下去上瘾般的快感，真的像吃巧克力一样。我完全被这意想不到的至简至精美味迷住了，一盘接一盘，连点三盘。结帐的时候我记住了火腿的名字：Jamon Iberico——伊比利亚火腿。

尽管我尝过多国火腿，却总是对伊比利亚火腿念念难忘。随后的几年只要有假期我就往西班牙跑，可能是潜意识里对伊比利亚火腿一往情深吧。这么一次次探访和慢慢品尝之后，我对伊比利亚火腿的独特性也明白了一二。

首先，只有西班牙出产的最顶级的火腿才能被称作“伊比利亚火腿”。火腿选用伊比利亚猪肉制成，这种猪生活在西班牙的西部和南部，四腿颀长还有着长鼻子（这样的长鼻子吃橡子时方便，而且伊比利亚猪会边吃橡子果肉边吐皮）。因为猪周身黝黑，还被称作“Pata Negra”（黑脚猪）。伊比利亚火腿也分等级，最顶级的是“Jamon Iberico de Bellota（bellota是西班牙语“橡子”的意思）”。用来制做这种顶级火腿的伊比利亚猪长到十八个月的时候，会被带到放养地生活4个月。正值10月份左右，大量橡子开始落下，伊比利亚猪的食粮取之不尽。

英国《卫报》就曾用图片新闻的形式报道过这种“天堂般的放养”。图片里，伊比利亚猪们或是在古镇的鹅卵石小道上信步溜达，或是在农舍屋檐下的阴凉里打盹儿，所到之处都得到乡亲们的礼遇。它们可能并不知道，从山区来到放养地的这四个月是他们一生中“最后的奢华”，所以就只管尽享作为伊比利亚猪应得的特权：在放养地通行无阻，自由活动；可劲儿地吃橡子，而且为保证每头猪每天吃足6－7公斤的橡子，养猪人必须保证每公顷土地上不能超过两只猪。橡子里饱含的油酸和橄榄里所含的油酸一样（所以当地人管伊比利亚猪叫“带腿的橄榄”），在品尝伊比利亚火腿时，入口一瞬间的甜味就是来自猪体内大量橡子的功劳。

生食的火腿如果我可以尽情选择，肯定首选伊比利亚火腿的顶级“Jamon Iberico de Bellota Joselito ”。因为在伊比利亚火腿的光环下，其它火腿都有点平庸。可说实话，能每天花30欧元买上100克顶级伊比利亚火腿享用的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不如考虑其他火腿。

其实各国都有引以为豪的火腿。法国巴斯克山区巴约纳出产的巴约纳火腿(Bayonne ham)；意大利帕尔玛出产的帕尔玛火腿(Prosciutto of Parma)，帕尔玛火腿品种中最有名的就是用十四个月龄的猪制成的Culatello of Zibello火腿；比利时的阿尔顿火腿(Ardennes ham)，还有葡萄牙的风干火腿(Presunto)；当然还有中国的金华和宣威火腿。这些火腿大都既可生食，也可入菜。

中餐里的“火腿夹冬瓜”，“茨菰煮火腿”，“老鸭煲”，“蜜汁火方”和“云腿月饼”，因为有了火腿助阵，这些家常菜也更加讲究味美。再说西餐里火腿的不同做法：有用整片火腿裹炸填馅鸡胸或猪牛里脊的火腿肉卷；也有用切碎火腿和蘑菇奶酪入馅做的意大利饺子Ravioli；还有法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以火腿为主要原料做成的酱汁Coulis de Jambon；更有十六世纪出版的经典食谱《Opera》一书中大厨巴托罗密欧．司卡皮(Bartolomeo Scappi)为教皇庇护(Pius)五世独创的火腿芦笋汤。

这些火腿都要经过盐淹和风干，最终制成腌肉。腌肉必须要在寒冷的冬天（低于4摄氏度）制作才能确保肉质里的蛋白质得到保存而且肉不会坏。比较典型的做法就是混合粗盐（所腌肉重量的6％）和少量糖，把盐揉搓进肉里（宣威火腿里还要加上炒熟碾碎的花椒），再把裹上盐的肉包好，放在窖里或是其他阴凉的地方。过几天肉脱去原重15％后，就完成了初步的盐腌。这之后用净水冲洗肉的表面，并涂上一层猪油，猪油外撒一些香辛料。然后再用细纱布包好，用绳子捆好，悬挂于凉爽干燥处自然风干6个月或更长时间（各国火腿制法不同，风干时间也从6个月到24个月不等。顶级的伊比利亚火腿有的甚至要风干3年以上）。当肉失去原重的三分之一时，火腿就做好了。

保存肉类的方法自古就有，且在中外都普遍使用。贮藏肉类的初衷一是为寒冬中食材匮乏时救急，中世纪时，猪是西方主要肉类。因为农民在冬天只能用干饲料喂养动物，所以那些抵抗力差的牲口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被屠宰，随后就势把肉腌制，风干或熏制过冬；二来是战时行军或旅行所需。这也是宋代金华火腿出现的缘由。据《中国饮食史》一书记载，当时出生在婺州（今浙江金华）的抗金英雄宗泽每从前线回家，都会买一些鲜猪腿请乡亲们帮忙腌制。以便带走行军。宗泽因此给火腿起名“家乡肉”并呈给高宗皇帝，宋高宗见猪腿色泽鲜红，随赐名“火腿”。

现今制做腌肉和火腿更多是对美食极致享受的追求。火腿最后的味道和口感取决于很多方面：原产国的气候，猪的种类，养殖和喂养方式，喂养食物和腌制的方法。所以喜食火腿的食客们更应该各取所需，遍尝各色火腿后得到自己的体验。

至于火腿这种神奇的肉到底该生吃还是熟吃，英国作家林迪．瓦尔德史密斯(Lindy Wildsmith)所著《腌渍》(Cured)一书中对火腿门外汉的建议是：在温暖干燥的地方出产的风干火腿可以生吃，在潮湿寒冷气候生产的咸肉则要做熟吃。再加上最关键的一条：伊比利亚火腿必须要生食享受，做熟再吃，真是枉费伊比利亚猪在布满橡子的山间那最快活的四个月狂欢。

火腿美食两款，一生一熟

食谱1：伊比利亚火腿配无花果

文章中提到的顶级伊比利亚火腿，生食才是对美食最大的敬意。生食火腿时不妨配些水果，现在流行的火腿配蜜瓜的吃法其实是公元2世纪时古希腊名医伽林倡导的。他认为火腿是热且干的食物，在食用时应该搭配凉且湿的食物，如蜜瓜，梨或其它水果。

原料：

·伊比利亚火腿数片

·无花果数个（几个人食用就放几个无花果）

做法：

1.如果买来的伊比利亚火腿是预先切成片的真空包装，就一定在食用前一个小时从冰箱取出，码盘时用的盘子最好是微热的。这样可以保证火腿上的油脂达到最佳口感；

2.无花果对切，码在火腿四周。

开动！

食谱2：帕尔玛火腿夹馅肉卷

原料：

1.猪里脊四块（每块的大小略比iPhone5电话大一圈，厚度2厘米左右）；

2.意大利帕尔玛火腿薄片8片；

3.鼠尾草数片；

4.帕玛臣干奶酪粉四大勺；

5.切成薄片的青苹果8片；

6.6瓣大蒜切片。其中一半用4勺橄榄油浸上，盖盖儿备用；

7.面粉4勺，放少许盐，糖，胡椒，甜椒粉混合后备用；

8.高汤200毫升；

9.干邑酒50毫升；

10.盐，胡椒，橄榄油备用。

做法：

1.把猪里脊纵切剖开，不要切断，切开后在两面上各撒少许盐，胡椒，放上半勺帕玛臣奶酪粉；

2.在火腿上撒半勺帕玛臣干奶酪粉，把切开的里脊放在上帕尔玛火腿薄片上，再放上2片青苹果片，1－2片鼠尾草和1－2片切好的蒜片；

3.将码好料的里脊沿纵向卷成肉卷（火腿在最外层），在接口处用牙签固定；

4.将卷好的肉卷一一拍上面粉；

5.煎锅放底油，把接口的一面朝下，开始煎。3－5分钟后，当肉卷各面金黄时，放入高汤和干邑，并把余下的蒜片放入同煮，加少许糖盐胡椒调味；

6.中小火慢煮7－10分钟后，开盖。把肉卷取出，把固定用的牙签取下后摆盘。

7.如果喜欢，可以将煎锅里的汤汁按自己喜好的口味大火收汁，作为肉卷的浇汁用。配菜可以考虑土豆泥或是芹菜根做的菜泥。

陈楠是气候变化和绿色建筑专家、美食家。她在巴黎、悉尼、北京三地居住。

纽约时报中文网

德克萨斯州某市一小学的墙上、门上，处处都写着斯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七个好习惯”的标语，这个小学从开学第一天起，就试图让学生接触被中国经理人慢慢熟悉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如“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优先”、“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综效”、“不断更新”等。连学校里的道路，都分别以这七个好习惯命名。开学第一天，孩子带回来的作业，就是告知家长学习这七个好习惯是学生的任务之一。

送完孩子回到家，翻看微博，看到网上有一则关于中国减负的评论。评论者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她（他）痛心疾首地表示，基础教育的扎实正是中国的长项，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长处，去效仿美国？文中对美国人数学水平之差竭尽嘲笑之能事。

这个心态，我过去也曾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不能这么志满意得地判断一个教育体系的好歹。我也感到，不能到了其他国家之后，见了些世面，便感觉真理在握，可居高临下地对国内的探索和改革品头品足，似乎他们都需要我们这些出来过的人指点迷津。殊不知特定的改变，不过是身处其中的人试图回应特定的需求。比如中国现在儿童负担确实过重，你怎能用两三点钟放学的美国学生被老师“加负”的做法去比呢？脱离了这种背景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谦卑非常重要。一些号称被掌握的规律和走向，只是短期的，更多是钟摆之间的来回摆动。我的一个教授曾说过：“如果你活得够久的话，你会发现只有轮回，没有规律。”大家不过是在避免走向极端的过程中来回摇摆，寻求最佳平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情况经常会出现。就好比《生活的艺术》里，林语堂所描述的中国人的恬淡闲适，在如今浮躁的中国很难看到，倒更像是在描述很多小镇上的美国人。在特定的时期，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弊病，便有意无意朝着别一个方向去走，上山的上山，下山的下山，说不定我们会在某处相逢。美国如今增加标准化测试、增加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standards)这些做法，和中国增加素质教育给应试教育减负的做法貌似背道而驰，其实其共同之处，是大家都在寻求适当平衡。

在这样的寻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一时间所使用的评价标准非常不同。比如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美国人不会算算术这个弱点，不仅外国人嘲笑，美国人自己也自嘲。可是大家忽略的是，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当众演讲，以至于成年之后,很多美国人上了台就口若悬河。他们从小用“高效能人员的七个好习惯”之类的品格或者习惯教育来培养孩子，而同样的话题，中国三四十岁的经理们在企业管理培训的课堂上，试图用一两天的时间来学。到底谁会真正把这些好习惯根深蒂固地刻进脑子里？答案不言而喻。我们在哪方面花时间花心思，就必然在哪方面出色。问题恰恰在这里，到底应该怎样评估我们的课程设计，分辨出什么是孩子真正所需？

如果这么思考的话，我发现一些狭隘的衡量是靠不住的。大家的长处根本都不一样。例如，美国人的阅读教学极其发达。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幼儿园期间，突然一下出现了“大跃进”般的进步，从刚认识几个字母，到突然会捧着书自己读了。这个飞跃是如何实现的？除了英文作为字母文字自身的优势之外，和教学心理学的应用也有关系。比如在幼儿园和一年级阶段，我孩子带回来的“作业”，上面老师只让孩子写，不去修改错误的拼写。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小孩子这时候更需要鼓励。在拼写这些方面容错，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创意和潜能。如果每写错一个字都被修理一顿，孩子的学习心理将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带着畏惧心理去识字读书，效果也大打折扣。很多孩子的厌学心理，是被老师训出来被家长骂出来的。

当我们说起美国基础教育如何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比较的方法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两种教育体系，衡量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我们在讨论“基础”或曰“基本功”的时候，我们是拿自己们的长处，比如背算术口诀表的能力，去作狭隘的衡量。我们并没有对全部培养的知识、能力、态度，分门别类，逐一对照衡量，从而作出更为合理的分辨。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不能拿桔子和苹果比。

如果分项比拼的话，我发现美国人的基础教育过硬的地方真是很多。如上所述，在阅读的起点教学上，美国中小学生远超过了中国中小学生。不仅阅读上手美国更快一些，在各个年级的阅读教学上，中国小学生也严重营养不良——过于依靠教材教辅材料。在我们为要不要继续学鲁迅篇章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的小学生正抱着一部部的厚书（包括各种名著）在啃。学校严格要求每天晚上花20分钟读闲书，暑假期间，家长提着袋子从公共图书馆借大量图书回家给孩子看。中国小学教材内容很幼稚，小猫钓鱼之类内容不少，好像孩子心智上无法长大，以至于到了八九岁，还只能吃智力上的婴儿米粉。中国学生在应试的压力下，阅读被学校被商家被家长围剿,读书甚少，见识狭隘，让人担忧。

我经常听人（包括美国人自己）嘲笑美国人地理历史常识差。2008年，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Georgia)的时候，美国佐治亚州（也叫Georgia）的人说：“是从佛罗里达打过来的么？”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些说法以自嘲的居多。不信你让两国孩子评价一下国际国内大事试试看？

当然，美国学生知识上（更准确地说，是“知道”）的欠缺或许实有其事。但是这里的关键，还是教学思维大相迳庭。美国学校重视“高端思维能力”，轻视死记硬背的知识。同样学历史，美国学校会让学生去角色扮演，模拟猪湾事件中古巴和美国关键人物和部门的选择，由此顺道学到国会和总统的关系、决策的过程等。他们会让学生去“重演”当年白人在印第安人地界上跑马圈地的历史。这样的学习可能在知识点上强调得不多，但是很能锻炼孩子研究、演示等方面的能力，和不盲从权威说法的好习惯。这一切也都应该是未来工作和学习的“基本功”，千万不可轻视。而这样的作业丝毫不容易。小孩从小要学会独立做研究，或者去主动调用身边各种资源，过去常说美国中小学有多简单的说法，一点根据都没有，只不过大家各有各的难处。

回到“减负”这个话题上说，我担心我们对于“减负”的讨论，只是在原有学习项目不变的情况下，大家讨论在量上如何减轻学生的负担。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让孩子学什么，而不仅仅是学多还是学少。美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强调的是“高端思维能力”，如问题的解决和决策、创新、批判性思维、分析、评估等，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应该适当“增负”，给学生多一些挑战。这些方面，一样是未来需要的“基础”。一二十年后，当孩子们都走上职场、组建家庭之后，恐怕跑马圈地运动发生于哪一年，雇主不在乎，配偶也不在乎。而能否双赢沟通，能否分清优先顺序，能否站在他人角度去沟通，这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基本功。

南桥，曾做过多年文学翻译，现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关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转换和借鉴，著有教育文集《知识不是力量》、《及格主义》等。

纽约时报中文网

The scene: a tense ‘open’ courtroom in Jinan Supreme Court, Shandong province. Three judges, dressed in black, enter.

Every mad dog has his say, says Ancient Chinese Proverb

Clerk: All rise, all rise, for the Honorable Justices Ka Gen,
Suotuo Meiya and Sika Liya; Justice Tuomasi will be saying nothing today, as usual.

Justice Suotuo Meiya: Court is in session.

Justice Sika Liya: Hey… How about agree now on a time to recess for lunch: suggest one hour?

Suotuo Meiya: It’s 8.30 now. Let’s aim for 12, OK. We’re gotta make this thing stick.

So, we’re here to hear the case of Bo Xilai vs China. Trial will last three, maybe four hours, we deliver a verdict, hit the bricks, then back home in time for supper. All in favor, say ‘Aye!’

Everyone: Aye!

Clerk: Bring in the defendant.

[A man is wheeled in on a gurney, straitjacketed, wearing Hannibal Lecter-style hockey mask, to the defendant’s bench. The mask is removed]

Suotuo Meiya: The charges are bribery, embezzlement and abuse of power, the usual stuff. How do you plead?

Bo Xilai (for it is he): I’m guilty –

Courtroom: Gasp!

BXL: You’re out of order, this whole goddamn courtroom is out of order!

Ka Gen: My script is sure out of order…

Sika Liya: Oh, brother. Well – there goes any chance of an early lunch.

Suotuo Meiya: Get that mask back on him and let’s get on with this thing.

[There follows two hours of interminable legal spiel giving clerical legitimacy to the proceedings. As most foreign reporters turn back to Twitter and Snake, the trial can begin]

Suotuo Meiya: OK, we’ve heard the evidence from Tang Xiaolin that he gave you a RMB50,000 backhander, hidden in a sofa.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BXL: I say we both know that’s a lie. Look at me: I’m Bo Xilai, for God’s sake. My sofa costs RMB50,000. I wouldn’t flout property laws for anything under RMB5 million.

Thanks to advanced Chinese technology, the entire trial is thrillingly live-blogged, then filmed by absolutely everyone for the audience at home

Suotuo Meiya: The defendant is lying!

BXL: Mind if I do some theatrics for the crowd?

Suotuo Meiya: Be my guest…

BXL: This testimony is the perverted ramblings of a laughing jackal, who has sold his own soul to the court just to feed himself with desperate scraps from the table, like a mad hyena!

Sika Liya: Oh, man. Now you’ve got me thinking about lunch again.

Suotuo Meiya: Me too. Recess. Back in two hours.

[Two hours later, the court is now listening to Bo’s wife, Gu Kailai’s recorded testimony. The sound of barely suppressed laughter is coming from the defendant]

BXL: (Wiping tear from his eye) This is comical… Gu really went into the wrong profession.

Suotuo Meiya: Hold your tongue, sir!

BXL: Sure. Look, I was expecting bullshit, of course. But I had hoped you’d afford me the dignity of quality bullshit. None of the timelines match up: you’ve got my 13-year-old son handing over bags of cash to Tang Xiaolin when he’s back in England, studying at Harrow, and apparently racking up 30,000 kuai tabs on his credit card, apparently paid for by my wife’s billionaire friend Xu Ming…

Suotuo Meiya: And did you receive 2.1 million yuan in valuables from Xu Ming, chairman of Dalian Shide Group?

BXL: Nope. I took some fancy shampoo from one of his hotel rooms once – possibly a robe or two. Drained the minibar maybe. Now you mention it, there was this villa in Nice and another in Cannes but I didn’t ask questions, really. My wife handled that stuff.

I just figured that, since she had been out of work for so long and suffering mental issues, everything must be fine. Villas, private flights, luxury hotel stays, son’s school fees – come on, guys, that’s all women’s stuff. I simply got on with the job, whoever that may have been at the time.

Suotuo Meiya: What?

BXL: I did not have sex with that woman.

Suotuo Meiya: (checking script, looking concerned; shuffling papers) OK, looks like we’re all a little tired and losing our place here. Let’s reconvene tomorrow.

Sika Liya: Finally! Alright, who’s up for some lunch?

Tomorrow: Part Two

Stay tuned for live tweets from Bo Xilai’s trial in Jinan with @chinadailyshow on Twitter

看报纸，有则新闻，报道完了之后，后面跟着一堆@某些人微博的评论。
看电视，主持人和嘉宾一边聊天一边显示大屏幕上的微博截图，说某个人的观点是什么。
听广播，主持人不断引用微博上某些的人的观点。

李天一最初犯事的新闻市公安局的微博曝出来的；214飞机失事的细节是飞机上的旅客先报出来的。

我在想，传统媒体，你们真的该死了！你们的存在毫无意义了，比《环球时报》还没意义。

第一批该死掉的是完全没什么市场也没什么广告的媒体；
第二批该死掉的是有市场但没什么广告的媒体；
第三批该死掉的是有市场有广告的媒体；
第四批该死掉的是喉舌媒体；

这是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

有的妈妈跟我说：“你一方面提倡每晚给孩子讲一小时的故事，另一方面却要求讲故事时不要给孩子灌输任何人生道理。我实在想不通，那为什么要说故事呢？又有什么故事不包含人生道理呢？”

其实，几乎所有好绘本都不说教人生道理。它们津津乐道的多半是一段经历、一个过程、一个有趣的生活片段。《母鸡萝丝去散步》说的是一只母鸡饭后悠悠哉散步，捕猎它的狐狸尾随其后，却一再失败。（注意，它没有说“善无为而久长，多行不义必自毙”。）《大雨哗啦啦下》说的是大雨前后一整条街的各种忙乱（注意，它没有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爸爸，我要月亮》说的是父亲用尽奇思怪想和努力为女儿摘下月亮，但女儿的月亮却得而复失。（注意，它没有说“爸爸非常爱你，什么都愿意为你做”。）这是绘本的可贵之处。它们没有在书后用蝇头小楷写着严肃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许多传统故事书经常干这种事）。但是，所有绘本集合起来，却在告诉孩子：生命有千百条途径，你可以成为独眼海盗、可以成为撑船摆渡的老伯，可以成为下大雨时咯咯叫的鸡，可以成为专吃月亮倒影的小鱼，可以成为高山上贫穷孤独的孩子，可以成为为吃一只鸡费尽周折浑身伤痕的狐狸……可无论你成为什么，生命充满奇趣，都值得你细细品味。

这样的话，是说不出来的，它是你们所有共读共游的集合。像一大块五彩斑斓、各种构成的晶石，像一块稳定的锚，一根镇海神针，安放在孩子灵魂最深处。

但是，几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很难克制在共读的末了，跟孩子说：“你看，这个故事想说的是……最坏的是……妈妈希望你做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归根到底充满高高在上的矜持，认为成功的生活是由“自己知道可别人不知道的道理”锻造出来的。但这些道理都不是生命的真相，只是把孩子们一点一点从自由自在的世界扯开。

有段时间，我非常犹豫，不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悬崖勒马，什么时候滔滔不绝。这时候，我看到一本对自己而言非常棒的绘本：《田鼠阿佛》。

《田鼠阿佛》的作者是李欧·李奥尼。在2岁前的亲子共读中，我一直不认为他是个“必须推荐”的作者。这不是说他不好。如果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婴幼儿的阅读领域，他有点像里尔克和叶芝，而安东尼·布朗和汤米·狄波拉则像夏洛蒂·勃朗特。前者把自己隐藏起来，有宏大、严谨、高度凝练却带有距离的哲学人生系统；后者则天生就被商业化所喜爱，靠讴歌自己个人经历和感情就能风靡世界。这样说，我没有任何厚此薄彼的意思。两岁半前的孩子多半更喜欢安东尼·布朗（《我爸爸》、《我妈妈》）和汤米·狄波拉（《先左脚、后右脚》、《楼上的外婆和楼下的外婆》）。因为他们的绘本里说的是婴幼儿们熟悉的事，可再大一点的孩子，当他们对色彩、形状、对审美和定义人生有自己更强烈的认知要求，李欧·李奥尼就会像浅滩里的巨石一样呈露出来，变成他们最强的挑战者和最好的朋友。

可我今天要说的不是李欧·李奥尼对孩子的意义，而是《田鼠阿佛》对我的意义。

《田鼠阿佛》是1968年美国凯迪克大奖作品。说的是老墙上住着小田鼠一家，冬天快来临时，田鼠们忙着收集玉米、坚果、小麦、米杆，只有阿佛老默默呆在角落里。

阿佛，真是一只没有行动力的田鼠。当其他田鼠问它：“阿佛你为什么不干活”时，它就耷拉着眼皮回答：“我在干活吖——我在采集阳光、因为冬天很冷；我在采集颜色，因为冬天是灰色的；我在采集语词，因为冬天日子又长又多，我们会把话说完的。”

听完他的解释，田鼠家人什么也没说，忙碌去了。阿佛则兀自发呆。

然后，冬天真的来了。小田鼠们躲进山洞里，一开始，他们分吃各种果子。可后来，果子被吃光了，它们进入真正缓慢、沉默、难熬的隆冬。这时候，他们问阿佛：“你的那些东西呢？”阿佛就开始向他们描绘，描绘阳光、五彩缤纷的颜色，为他们念很长的诗鼓劲。田鼠阿佛的家人们纷纷鼓掌喝彩。

——这就是《田鼠阿佛》说的故事。

这个故事开始让我大吃一惊。我是说，李欧·李奥尼真是完全不受任何传统童书观念影响的绘本作家。他的绘本（尤其是《田鼠阿佛》）处理并不投合和宠溺孩子。比如，画小田鼠一家，他没有按惯有童书的做法，画一只老鼠爷爷，一只老鼠奶奶，一对老鼠爸妈，他仅仅简单地画了五只田鼠，没有年龄，没有层级；画秋天或者冬天，他不画落叶飘飘或者白雪皑皑。你在他的画面上看不出季节的象征，只能看到颜色一点一点的减少——生活干枯了，冬天来了——而后，在阿佛说话时，颜色又来了。是的，李欧·李奥尼和所有怀着童趣和诙谐，想着“这样画孩子会喜欢吧？”而着笔的绘本作者不同。他只是疏淡、尊重地等着你的心灵和这些画共鸣。

在看《田鼠阿佛》的这段时间，我心里藏着两个困惑。首先是共读上的，之前说过，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可以只说故事吗？人生真的没有什么道理值得私将授受吗？”其次是育儿过程中的，我的孩子米尼满两岁了。在孩子之间的交往中，他展示了我们很喜欢的特质：善意，允许分享。可问题也相应出现，他会遇到抢他东西、抓挠他，把他推在地上的孩子。遇到这样的场面，他总是显得困惑。即使跟他说：“下次有人欺负你的时候要反击哦！”，也没什么作用。

这两个困惑，指向是相同的。作为妈妈，我必然面对这样的考验，要不要强硬地把自己对社会的判定和经验告诉他。这有点像塞给他一把武器，尽可能多地保证他不受伤害——可是，从此他就要负戈旅行了啊。

在我看来，《田鼠阿佛》不是写给阿佛，更多是写给李欧·李奥尼心目中的“理想家人”——给孩子足够多的时间，放手让他自己去体验世界，去和世界万物交流。让他缓慢地、甚至屡次受挫地、按照自己的历程发现自我，发现美，也发现丑。

这样做，作为孩子的家长，一定是一件很不容易、很煎熬、需要勇气和克制的过程吧。但只要用包容的心等待着，总有一天，孩子会满载而归。

和这个绘本搭配着看的，恰好是《夏山学校》这本书。

教育家A·S·尼尔在夏山学校施行自由民主的教育方式，这种“自由民主”的内容让我们瞠目结舌的：上课自由、没有考试、完全舍弃训练、要求、道德与宗教教育。这样说起来似乎挺容易的。但当你知道夏山学校有学生长达13年不上课，只逛游，真的很难淡定。

我们对孩子天性的尊重，多半有个时间和心理底线。也许是半天、一个暑假、开学前的一年，也许是“只要他不给我添乱”、“只要他不被人欺负”、“提倡天性可以，但他得认同我是权威”。

很少有人能完全放下自我，让孩子按自己的意志享受属于自己的一生。很少有人完全相信“孩子的本性不仅善良，而且聪明、实际，大人只需让孩子们依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照自己的能力去发展，他们就能成为快乐且富有创造力的人”。

虽然这个社会很令人失望，但试着缝住自己的嘴，放孩子闯荡看看吧？以“田鼠阿佛的家人”为样板，我一遍一遍对自己鼓着劲。

从那天开始，我就试着在翻过图书最后一页时，打断自己喋喋不休的嘴，总结说：“故事说完了。”

万一米尼被欺负呢？嗯，那就让他被欺负吧。只要自信和被爱，被欺负着被欺负着，总有一天，他会对自己说：“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这是不对的。”自己心里做出的决定，就好像自己选择拿起的武器，会知道什么时候出击，什么时候毫无负担地放下。

无论共读抑或处世，即使是小宝宝的家长，都要学会微笑着等待。等待他们缓慢走漫长的路，游逛着，或者误入歧途，然后，达到你，或者超过你。

粲然是作家、妈妈、亲子阅读爱好者。

牛肉近乎黑色，和太妃糖一样有嚼头。大块大块的肉看上去几乎是用手撕开的，周围遍布着皱巴巴的黄白色尖椒，它们曾是绿色的，因为经过日晒和焯水处理才褪去了颜色。不过它们的辣度可没减少。

因为这是湖南菜，所以除了辣，几乎感觉不到别的。没有舒缓的甜味，也没有川菜里那种如同针刺舌尖，让人说不出话来的麻。这道菜的特色是咸味、烟熏味和酸味，而且每种口味都发挥到了极致。

湖南菜的风头经常被川菜盖过。如今，著名的川菜馆子在曼哈顿中城南部如同火圈一样蔓延，而两年前开张的湘水山庄(Hunan Manor)就坐落在纽约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南边，却一直像个局外人似的。它是个家庭经营的饭馆，由艾伦·李(Alan Li)和他的姊妹戴安娜·李（Diana Li，她还经营着皇后区法拉盛的湘水山庄[Hunan House]）以及表亲南希·肖(Nancy Xiao)经营。他们都是湖南衡阳人，大厨龙志军（音译）也是。

饭馆菜单上友好地加入了一些经典川菜，还有两页美式中国菜，特意单独安排在菜谱最前面，方便顾客跳过去（最上面一道菜是“左宗棠鸡”，是“辛亥革命”[Chinese Revolution]之后一位流亡到台湾的湖南名厨发明的，于20世纪70年代传入美国，增添了一点甜味）。

前菜可以先来一道腌圆白菜，这样你就能明白这是一家什么风格的馆子：惊人地咸，比你觉得自己能忍受的程度还要咸得多，口味极酸的米醋和极辣的尖椒非但没有中和咸味，反而令极端的口感变本加厉。各种味道不是融合在一起，而是在进行殊死搏斗。

格言书般的菜谱有硬皮封面，用皮绳装订，没有提供什么指导。里面标记的“招牌菜”有白辣椒炒牛肉；边边酥脆的腊肉（口味基本上很像培根）配葱花；还有滋味浓郁的小块鸭肉，和口味爽脆的萝卜干堆在一起，用盐和米酒、葱姜混合调味，之后用茶叶熏过，直到香气和味道密不可分。

蒸熟的整只茄子上撒着滋味浓厚的黑黄色咸鸭蛋蛋黄碎末 。干的绿柿子椒上放着的则是1/4个皮蛋，是用盐水、灰和熟石灰卤制近一个月而成，蛋清呈透明的棕色，富于弹性，蛋黄则变成了幽绿色，吃起来有蛋羹的质感，口味则介于肝脏和奶酪之间。

点菜时不妨也信任“腌”这个字眼，它可以指引你尝到被切成结婚戒指戒面大小的酸豆角，它们和碎肉以及切成漏斗状的红辣椒堆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水牛鱼(buffalo fish)鱼头被劈开了端上来，还点缀着葱花和腌红辣椒。鱼肉翻在外面，口味细腻，而且惊人地淡，可能是一餐之中的放松时间吧。

饭馆装潢朴实无华，一层空间狭小，但是非常整洁，地上铺着有斑纹的大理石地板，头顶是斑驳的木质灯笼。二层有半封闭的包间，更安静些。服务员都很耐心，但是如果你这桌点了太多菜，他们也不会提醒你。

这里不是所有菜都诱人：排骨蒸到让人不舒服的海绵状质地，干巴巴的羊肉配着辣椒，却奇怪地不入味。至于有些菜，最好把它们视为对另一种生活的窥视。比如用黄酒、八角和糖煮开并继续煮炖几个小时的五花肉，这是湖南人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道菜。它油滑肥厚，但也可以为泅渡长江提供能量。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6月27日。

翻译：董楠

现在，似乎变成了一场对峙，一场道德与人品的决胜时刻。

战场的一边是动物保护人士，再精确一些，爱狗人士；战场的另外一边，是反对动物权益者，或者再精确一些，反恶狗人士。几乎没有什么灰色地带或者中间界限。而且，诡异的是，这场战争几乎变成了一场纯民间的战争，官方虚悬其上，作壁上观。

这场争端必须从广西玉林的荔枝狗肉节开始说起，尽管其实争端由来已久。6月21日传统的玉林狗肉节从一开始就争议重重，但那个时候，天平是偏向动物保护人士的。上万条狗当街被屠宰，惨状自然不堪目睹，因此，在那时，人们对于“无辜”被屠宰的狗似乎有更多的同情心。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动物保护人士已经陷入了被重重攻击的境地之中，微博上甚至连那些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倡导自由人权的公知们，都已经偏向了反狗阵营。缘由就在于近期集中发生了多起藏獒或其它烈性犬咬人致人死伤的惨剧。

《北京晚报》6月30日发表了一个综合性的报道，包括大连、四川泸州和贵州遵义5-6月间发生的三起极端案例。网络上还有一段山西运城小女孩被藏獒追咬，后被路人救起的视频记录，画面中看见一只藏獒追咬小女孩，一直到女孩完全没有动静。在视觉震撼的效果之下，这段视频传播极广，我相信即便是那些动物保护人士或者爱狗人士，也讷讷难辩。

于是由此，对于养狗是否合理，或者动物权益的事情又到了一个死结。双方都难以说服对方，惟有认为对方道德败坏人品低劣而已。爱狗人士指责对方没有慈悲同情之心，对于同为动物的狗也能痛下杀手，简直不配为人；而反狗人士对于对方嗤之以鼻，以为这些妖人们把狗的权力至于人之上，看着如此惨烈恶状，居然也能无动于衷，实在也是形同畜生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对于大型犬（身高超过35厘米）的扫荡。说是“悄悄”，只不过因为官方从未公开宣扬，也不见于任何媒体报端，微博上爱狗人士喧嚣咒骂，自然无济于事。但其实，6月22日《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杰安迪(Andrew Jacobs)已经报道了这场打狗运动。自然，在有限的能够搜索到的信息中，这场扫荡所针对的乃是违禁的大型犬与无证的宠物狗：官方有充分的法律理由，或言，名正言顺地进行这场屠杀，并且携公众对于烈性犬伤人反感之势，动物保护人士有口难言。

我所居住的上海市，有着一套完整的养狗条例。不过，法律规定与具体执行相差甚远。总结来讲，具体执行中有几项关键性条件：房产证（或者租赁证明，面积必须超过市区平均居住面积两倍），四户以上邻居的同意，警署的同意。还有各种信息差异很大的一点：大狗（烈性犬）不给养。

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大量的犬只。我没有调查其中到底有多少有正式狗证的。我还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其中有很多禁养的烈性犬。这套程序走下来，保守估计是两个月，并且如果你真的按照所有的规定来做的话，你未必做得下来。但是，中国的事，你懂的。

在传说中，上海也在打狗。但是我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传闻。而且，我所知道的，历来的打狗，从来就不是针对那些未经证实是否的确有杀伤力的所谓“烈性犬”，而只是针对那些没有狗证的。多数情况下，也就是罚款了事。哭天抹泪的，基本上都不是那些攻击性很强的狗的主人们，多数是那些舍不得一年花2000块钱办狗证的老人们，或者那些不幸出门没有带狗证的人们。

打狗永远不像在消除隐患，打狗永远像在收钱。

再回到玉林狗肉节的事情上来。官方说，从来没有组织过狗肉节，但是也不能反对。玉林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苦笑说，你要是敢干涉他们吃狗肉，他们会提刀杀人的。（6月25日《羊城晚报》）。

我确切地知道中国的确是有吃狗肉的传统的，并且我几年以前还在吃。但是我也确切地知道，吃狗肉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与国际趋势并不协调的一种“恶习”。我并不认为那些喜欢吃狗肉的人真的都是些罪恶的人，因为我确切地知道我有几个好这一口的朋友，人品是多么地正派，为人是多么地善良。但是，保留吃狗肉的传统与提倡动物权益之间，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因为如今在世界上被普遍认可的“动物福利”运动，并不是禁绝人们合理地进食动物，而只是要求给予动物合理人道的待遇，其中包括了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和心理福利。包括哪些饲养成为“肉狗”的狗，也应当享有这样的福利。

这是人类对于自己的期许。因为人类已经知道了“人是万物之灵”乃是一种僭妄的概念，而如果人类要永续性地发展并且寻求幸福的话，就必须学会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其中就包括了动物。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且如果可能还能进步的一种趋向。因此，桂林狗肉节这种违反自然法则、违反人类天性、违反现代精神的运动屠狗，不管政府的参与程度多大，他们都应该积极并且坚决地进行干预和阻止。这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不管，就是渎职。

恶狗伤人这件事，看起来像是狗主自己的事情，却同样只能充分说明了政府不作为所带来的恶果。在国外恶犬伤人这件事情也同样并不罕见。但是恶犬的主人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会带来牢狱之灾。

饲养宠物乃是公民的自由。但是一个公民的自由必须不妨碍别的公民的自由和安全。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对于饲养宠物这件事也同样适用。政府对于公民私人事务要进行干预，就必须有合理的原则与有效的执行。譬如，如何让每一个有意饲养宠物的公民都能够简便易行地获得饲养证？如何引导规范公民控制宠物？何为恶性犬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北京和上海范围广泛的禁养犬种中，有多少经过论证是烈性犬？狗伤人甚至死人，狗主应该负何等的刑事责任？

管理不是收钱，责任并不是打狗。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

一种缺乏质询与制度化的政治就是这样，它在所有的范围内与常识和公民为敌。在玉林狗肉节这种应当禁止的恶习上，它不作为；在恶狗伤人应该追究狗主责任时，它规避了；在公民养狗的流程上应该简便合理上，它只管收钱；在必须细致管理和日常维护的服务中，它只管粗暴打狗。

一边是那些力图与现代接轨，保护与爱护动物，提倡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良好公民；另一边，是痛恨恶狗伤人，富有慈悲与同情心的良好公民。一种坏的制度与执行，把两边良好的公民变成了势不两立对峙的战团，这就是一种恶狗政治学。在动物福利制度缺失上，在恶狗伤人流布上，首恶，全都是公权力。

连清川为IBTimes中文网总编辑。

根据同名小说《小时代》改编的电影，同时激起了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让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又一次站在风口浪尖上。

由小说原作者郭敬明本人执导的这部影片，一边迅速地收获商业成功，一边引发口诛笔伐。6月27日首映当天，它在全国20个城市的电影院得到了高达45.1%的排片比例——这是电影院根据“官网订票”和“电话咨询的热度”所做的市场决定；它的票房在上映四天后达到约2.7亿元人民币。部分青少年观众在这个“友谊永存”的虚幻青春世界里狂欢，但电影评论人毫不吝啬他们的鄙夷。这些批评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这部电影轻率地肯定物质主义，影评人宇文翮在电影评论网站豆瓣网上评论说，《小时代》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是：“又好看又有钱的人才有青春。”

《小时代》以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四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女孩共同经历的青春成长。郭敬明说他意图展示当下中国的年轻人在面对物质、爱情、友谊和梦想时遭遇的困惑和抉择。用他的话说，他笔下的人物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他们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

但《小时代》并非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女孩住在一间堪比豪宅的宿舍里，身边围绕着“花美男”、用情专一的“富二代”，她们互赠奢侈品只为抚慰心灵，在金钱带来的纯粹感官快乐与金钱能买到的东西之间逡巡。郭敬明用灯红酒绿的表象遮蔽了真实 。

与它的名字——小时代——截然相反，这部小说及改编电影处处显露其雄雄野心。

以青少年为受众的青春文学《小时代》自2007年11月起在郭敬明主编的杂志《最小说》上连载，之后创造过10天销售100万册的出版奇观，郭敬明在他的新浪微博上自称，过去5年中，约有24437000人阅读过《小时代》。

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小镇青年实现“大”梦想的童话。在郭敬明眼中，“这是一个竞争激烈、非常残酷的时代”。17岁时，他前往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为大都市的繁华所震撼。像每一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一样，他渴望到上海寻找一种生活，不再为了生存挣扎。这个迷茫的小镇少年、身高不足160cm的自卑男孩，在上海蜕变成畅销书作家。他的读者大多像从前的他一样，是可望改变境况的中学生。他在小说里描写物质，一个句子中会出现7个奢侈品名称。这些时尚生活尤其吸引年轻女性，满足她们青春时期的幻想。

郭敬明也从畅销书中走出来，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他乐于在媒体上自我塑造为“中国版的美国梦”：地位不由出身决定，而由名气决定。他经历过被拖欠版税而发不出工资的窘迫，也被另起炉灶的搭档背叛过。2003年，他出版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后，被作家庄羽指认抄袭并起诉，历时3年郭敬明终审败诉。但这并未影响他的作品持续畅销，而他本人也从不倦怠追逐金钱、物质和名气。

目前，现年30岁的郭敬明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总编辑，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年，位列“福布斯中国名人榜”70位。

郭敬明本人的经历决定了《小时代》的气质。它虽然雄心勃勃，却并没有掩藏住这个时代的“小”：追逐“成功”，沉浸于一种可以触摸到的丰裕感官享受的漩涡中，绝少反省道德。

2013年6月底，郭敬明在北京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以下是采访实录，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你从来不回避拜金，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是对我所做事情的一种肯定，但并不是我的目的。比如说今天拍一个电影，我并不是冲着赚多少钱去拍的。比如我拍得很好，观众很喜欢，宣传做得很好，票房一定很好，所以说我会赚更多钱。这是一个结果，是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它给你的附加值，不是本质的目标。我不太考虑做这个事情我要赚多少钱，我的第一出发点是我选择了做这件事，那么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在我的概念里面，只要我把事情做好就一定能够帮我赚钱。这是对我的奖励和认可。

问：你认为这个世界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

答：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一种不公平的公平。每个人的起跑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只要输在起跑点你就一定不会成功，还是给很多人提供了机会——就像我。美国梦是白手起家，一路收获。但这样的中国梦很少。大部分你看到的就是官二代、富二代，爸爸是银行行长，他就是很厉害那种。对我来说，我没有很厉害的家庭，也没有所谓的背景，不像其他偶像那样高高帅帅，一出来就是万人迷。我个子小小的，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其实凭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哪怕你起跑点没有别人好、没有别人高，你还是可以通过很多努力去追。

这个社会确实是有很多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你就算不思考也一样会客观存在。比如学校里的世界观就是公平竞争，我考试就是比你好我就是比你厉害，我就是学问比你高。一旦进入社会，两个人同时去面试，你学习成绩比她好，但她长得比你漂亮，于是老板就选她了；包括人家富二代、官二代都不用去面试，直接做总监。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在学校不会有的价值观，从学校进入社会真的是会遭遇接二连三一系列的冲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的心态变得扭曲，也有一些人的心态会越挫越勇，会很积极地面对，不服输。你厉害，我是跑在后面，但我可以追上你。所以说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公平，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并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问：写作、经商、拍电影，同时做这些事情，你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答：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我对生命这件事情还是蛮悲观的，我觉得人的精神力量是很大的，但是人的肉体太脆弱了。可能哪天心脏出了问题，精神力量再厉害，都没有办法支撑你完成很多想法。如何在这么短的人生里面让自己的价值最大化，让自己的生命最有正能量，这是我希望去实现的。虽说每天起床晒太阳看书睡觉，这样过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很希望在年轻、最黄金的时候，尽可能做更多的事情，去完成更多的梦想，这会让我觉得人生很饱满。肉体没了就没了，每天碌碌无为地用掉它，那不是我的人生观。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以此为乐，这样做确实很辛苦、也很累。我觉得最关键是每个人有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选择一个生活方式，如果你自己觉得很快乐很开心，你的生活就是很成功的，因为你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享受人生。

问：作为“80后”，你觉得这个时代的中国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答：给了他们敢于做自己的自由。上一代父辈追求一种求同的生活方式，大家穿一样的裤子，留一样的头发，拿粮票去买一样东西，看一样的电影。今天不管80后、90后甚至00后，都可以选择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要喜欢，你可以找到很小众的北欧乐队、日本乐团、越南电影，你也可以看最主流的好莱坞商业大片。这个时代给每个人自由的空间，你选择看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穿什么衣服，就是在告诉外界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如何从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里面脱颖而出，今天已经是一个求异的生活方式，但是你如何让别人记住你？让别人看到你，去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如何在这个社会上有属于你的位置？这就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

问：你怎么看待他人的评价？

答：那要看是什么评价，有用的我会接受，我会争取让自己做得更好。但是可能一些无关紧要的就不要理它。每个（评价）我都会看。比如一些很专业的人告诉我这里的灯光用得不好，这个镜头可以怎么连接，那就是很有帮助的意见。比如说有人在网上骂我，你好矮啊你就是这么矮。这种声音其实听多了也没有太多意义，也不需要交流沟通。这本身就不是我能改变的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变成一米八。那些无谓的攻击或刻薄的言论，就当作公众的发泄，不需要太计较。刚开始我更多是一种不解、委屈，一些可能自己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被别人断章取义。时间久了我就会觉得算了，不用太多纠结这个事情，关键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问：许多年来你始终被拿来跟韩寒比较，你怎么评价韩寒？

答：我不太了解韩寒，我也不知道他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也没有办法做评价。我是真的非常不晓得。我觉得每个人有他自己成功的道路，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像一个医生他非常地优秀，但是你不能去要求一个律师说你也要去给别人开刀。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专业，有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尊重每一个人选择的道路。

汪琳是《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

上海——中国网球明星李娜这次没能杀入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Wimbledon)的最后争夺：她在周二女子四分之一决赛中落败出局。但她获得更广泛的成功：她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入了网球世界。

纹着纹身的李娜性格独立，言辞犀利，在场下时显得精力充沛。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抛弃了中国国家体制，走向独立，并取得成功的中国运动员之一。

中国每年在其苏联式的体育体系中投入几十亿美元。那些具有特长或身体优势的孩子被从家庭里挖掘出来，送入全国各地数千家体校培训。（据说曾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游泳健将叶诗文是因其异常大的手而被挑选出来。）

他们当中表现最好者之后被输入到地区或国家队，得到国家提供的教练培训和食宿。一些描述称，中国有4万名全职运动员，其中的70%在专门的国家学校中接受训练。

如果只看拿金牌数量的话，这种方式似乎有效，至少在那些通过不断重复就能出成绩，具有成套路数的运动中，比如跳水和体操。而在那些需要快速反应的运动中，中国队通常表现不佳，比如网球和足球。

李娜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选入这个国家体系。然而，在2008年26岁时，她和其他3名网球运动员与体育总局发生争执，他们要争取自己从事独立职业生涯的权利。国家引入一个被称为“单飞”的试点计划，李娜从此得以腾飞。2011年，她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大满贯(Grand Slam)联赛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French Open)上夺冠的选手。

从那时起，李娜就一直可以选择自己的教练、赛事安排和赞助者。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将自己收入和奖金的65%交给国家，据说她现在最多上交12%。李娜及其他一些靠自己的运动员（比如14岁的高尔夫球超级明星关天郎）的成功，让人质疑国家经营竞技运动训练的有效性。

北京的首都体育学院教授裴东光称，这个体制在过去15年中慢慢变得开放了。中国将越来越多的顶级运动员送到国外训练，或是引进外籍教练。在体育方面，就像在经济上一样，在提高成绩的名义下，中国正在放弃那种自上而下的共产主义方法，采取更多地靠市场驱动的方法。

即便是中国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也表示，希望更多的运动员能像李娜那样，迈出“大胆的步伐”。裴东光表示认同这个说法，认为这将会对运动员的表现和自身的福利都有好处。

在国家场馆进行的训练可能很残酷，有时近乎虐待：在去年发布的中国南部城市南宁体育馆的照片上，孩子们因为教练给他们压腿而痛得尖叫。贫穷的家庭经常主动将孩子送去训练，希望这会成为他们脱贫的出路，但最后只有很少孩子会成功。大多数人除了运动之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生活技能。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个人、而不是集体，正越来越左右着人们的议事日程。李娜就公开反对中国运动员必须为国家而不是个人工作的观念。上周她在被问及是否面临在温网获胜的压力时，她回答说，“我为什么要代表整个国家。我的意思是，我只是个网球运动员。我会在球场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国家却不这么看。2010年官方曾公开指责十几岁的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周洋在夺冠之后感谢父母，而不是感谢中国。最近国家媒体《人民日报》指责李娜具有“肆无忌惮的任性”。

她的确任性。在201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李娜在被问及是什么力量让她打入半决赛第三局时，她笑着说，“奖金。”资本主义模式正在以一个运动员、一个运动员的方式击败共产主义。

翻译：张亮亮

北京——正在上学的中国儿童都非常熟悉民间传说中的道德楷模。其中有孔子的弟子百里负米的故事，还有丁郎刻母的故事。

但是，中国官员似乎觉得，时至今日，仅仅依靠传说和父母教诲来告诉孩子孝顺的重要性还不够。可以这么说，孝顺是中国社会最受珍视的传统美德。

周一，政府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旨在强制成年子女看望年迈的父母。该法共有九个章节，规定了子女的责任和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义务。

该法称，子女应该“经常”探视父母，并定期问候他们。公司和用人单位应当给员工提供足够的探亲假，使他们有时间探望父母。

去年12月，该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得到通过。它并未为漠视父母者规定任何惩罚。尽管如此，官方觉得有必要把孝道变成法律规定，这一事实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时至今日，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父母都抱怨见到子女的时间太少。子女们则表示，日常生活的压力，尤其是那些迅速扩张的城市带来的压力，使得他们根本抽不出探望父母的时间。

“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很多年轻人从农村搬出来到城市和城镇居住，”周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是城镇化的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对于老人的物质需求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而精神需求就需要增加这条法律条文。”

党俊武说，这部法律已经取得了成功，因为它推进了对该议题的重要讨论。

其他人却对这一点比较怀疑。周一，小说家郭城在他的微博上对130万粉丝说：“亲情本是人性，列入法律着实让人觉得可笑，就跟要求婚后夫妻要性生活和谐一样。”

尽管如此，中国各地确实存在抛弃年老父母的问题。2011年，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在60岁及以上的1.85亿老龄人口中，将近一半都没有和子女住在一起。那些住所和父母不在同一个城市的人，包括农民工大军，通常要在春节期间才能得闲回家。

据中国新闻媒体报道，新法律生效的同一天，中国东部无锡市的一家法院判决一对年轻夫妇必须回家探望妻子77岁的母亲，频率为至少两个月一次，以满足她的“精神需求”，同时还要向她支付赔偿费。这位母亲因遭受女儿女婿的忽视而起诉二人。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该法院的院长袁挺说，“精神赡养是保护老年人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郭居敬绘制的民间故事图集《二十四孝图》是一份经典教材，过去600年里，这份教材一直被用于教导子女尊敬及照顾父母的重要性。去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新版的《二十四孝图》，内容据说是根据当代需求进行了更新，以便赢得当代年轻人的共鸣。新的教材让子女给父母购买健康保险，还让子女教父母使用互联网。

去年10月，官方报纸《广州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一名26岁的男子用轮椅推着他残疾的母亲，历时93天抵达了云南省一个广受欢迎的热带旅游目的地。文章把这一举动称为“迄今为止”的多年里“最佳的孝心典范”。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Shi Da和Patrick Zu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陈柳、张薇

即使是现在，在事情发生近六个月后，仍有些难以理解，为何傅苹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在一些华裔移民的社区引发了这样的愤怒情绪——在这近六个月里，亚马逊(Amazon.com)上充斥着成百上千条抨击傅苹的负面评论；有人建起了一个专门用来攻击她的网站；傅苹的朋友和同事也一直受到诋毁她的邮件的狂轰乱炸。

54岁的傅苹大约30年前从中国来到美国。1997年，她创立了一家叫做杰魔(Geomagic)的公司，最近该公司以5500万美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出。2005年，《公司》(Inc.)杂志将她评为年度企业家。周六，傅苹将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大会上发言。

换言之，发生在傅苹身上的是一个典型成功移民的故事。你会认为这会给华裔移民带来自豪感。但相反，她却一直经受着中国人所谓的“人肉搜索”的攻击——这是一种自发的网络行动，目的是让搜索目标蒙羞。

傅苹的错误——如果你可以称之为错误的话——就是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些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成长经历，在那10年内，中国陷入一片疯狂。当时，身为知识分子或教师就是一种罪，这些人时常会遭到批判和惩罚（有时被杀害）；数百万人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青少年成为红卫兵，行为肆无忌惮——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的认可下进行的。读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时，我们都不禁会联想到《蝇王》(Lord of the Flies)。

30年后，在中国几乎没人愿意深入探讨文化大革命。确切地讲，中国政府并不鼓励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对于那些切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而言，它仍是个十分痛苦的话题。

最近我和傅苹聊天时，她告诉我，她原本是想写一本有关她商业经历的回忆录。但一旦开始下笔，她就意识到，要解释她现在的样子，就需要写文革时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傅苹出身优越，8岁时，她被从其位于上海的家带走，送到一个很远的宿舍居住。10岁时，她被红卫兵强奸，傅苹写道。她在工厂工作，还得扶养妹妹。尽管她说她看到了残忍暴行，但她同时也写了自己接受的善意。（爆料：我现在正为出版《弯而不折》的Portfolio写一本书。）

在中国，以发起网络批判运动而出名的博主方舟子决定对傅苹发起攻击。很快，亚马逊涌现大量一星评论，谴责傅苹是个骗子。她的批评者大多是华裔移民，对她的故事大肆抨击，尽管他们找到一些真正的错误，但其中多数批评都有很大的推测性。是的，他们似乎在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但它们不可能发生在傅苹身上。

“学校教育一定程度上被打断了，但学校还是存在的，”郝炘(Cindy Hao)颇为不屑地说道，试图驳斥傅苹提到的她在工厂工作的经历。郝炘是一名出生在中国的记者，现居西雅图，她已成为傅苹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傅苹的整个故事都是编造的，”郝炘对我说。

（说明：郝炘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自由职业译员，偶尔为分社工作，她曾帮助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做过一篇相关报道。她说自己是在文章发表后才开始批评傅苹的。她现在已不再被允许为北京分社做报道。）

在和郝炘及其他批评者聊天时，你不能不想到，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傅苹的书中是否有错，而是由谁来讲述文革的故事——或者甚至是这个故事到底该不该讲出来。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任教的文革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他的中文名字叫马若德——译注）告诉我，对于任何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那都是他们不愿想起的回忆。“如果文革期间，你是中国的一个青少年，你可能不是被打，就是在打人。不论哪一种，都是不光彩的回忆。”是的，傅苹的书中有错。但是很难理解，这些错误如何让傅苹所面对的那种极端、无情的污蔑变得合理。她真正的罪恶似乎在于，这是一个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触碰的话题，而她令他们感到不安了。

最近几个月，郝炘试图让美国图书馆协会取消对傅苹在大会发言的邀请。在一封信中，郝炘称傅苹“不诚实，无诚信，不值得信任”。

在我看来，这听上去像极了文革期间那些经常出现的、恶劣的语言暴力。

翻译：谷菁璐

华盛顿——周四，在改变美国的劫机事件发生大约12年后，奥巴马总统表示，是时候缩小残酷反恐战争的规模、开始向美国不再处于战争状态的新时代过渡了。

总统宣布“美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并呼吁将所谓的全球战争重新定义为以威胁美国的恐怖组织为对象的更有针对性的攻击。作为反恐政策调整的一部分，奥巴马称他将会减少无人机的使用，重新提出关闭古巴关塔那摩监狱(Guantánamo Bay)的计划，并寻求对自身的战争权力加上新的限制。

奥巴马在美国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发表了一次万众期待的演讲，在演讲中力图翻过由2001年9月11日开始的篇章，也就是防止恐怖袭击的需要成为当务之急的时代。与此相反，总统表示，美国的形势已经回到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被基地组织(Al Qaeda)摧毁之前的状态，当时恐怖主义是一个持久但并不真切的危险。他认为，鉴于基地组织的核心已经“走上了溃败之路”，美国必须做出调整。

“我们摧毁恐怖主义组织的系统性行动必须继续，”奥巴马说。“但是，像所有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必须结束。这是历史之鉴，也是我们民主制度的要求。”

总统的讲话再次引发了有关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争论，多年来，华盛顿方面在该问题上一直存在两极分化。共和党人声称奥巴马过早地宣布胜利，低估了这种持久存在的危险，自由派人士则抱怨，他在结束他们所说的布什(Bush)时代过度举措方面做得还不够。

但是，政策转变的具体内容并不像论说的言辞那么清晰，因为奥巴马签署的新政策指导方针仍属机密，他提出的其他政策变化也需要国会的批准。例如，奥巴马没有在演讲中直接提到，新规定会将无人机的控制权更多地从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转向军方。

“在阿富汗之外，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举措不是无限制的‘全球反恐战争’，”他表示，“而是一系列持续的针对性举措，目的是摧毁威胁美国的特定暴力极端分子组织。”全球反恐战争是布什使用的术语。

“无论是我，还是其他总统，都无法做出彻底摧毁恐怖主义的承诺，”他补充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根除某些人心中的邪恶，也不可能消除我们这个开放社会面临的每一个危险。但是，我们能做而且必须做的是，摧毁对我们构成直接威胁的组织，使新组织难以站稳脚跟，同时始终维持我们捍卫的自由和理念。”

一些共和党人对奥巴马的政策转变表示了震惊。他们说，回到将恐怖主义视作可控执法问题而非致命威胁的时代是一个错误。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共和党领袖、佐治亚州参议员萨克斯比·钱布利斯(Saxby Chambliss)说，“总统今天的演讲会被恐怖主义分子视为一次胜利。我们没有继续成功的反恐行动，反而在看不到明确行动利益的情况下改变了路线。”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说，他依然赞同奥巴马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主张。不过，他说，总统关于基地组织抱头鼠窜的断言“严重偏离事实，对我来说，这种看法真的难以置信”。

奥巴马的演讲还没结束，自由派人士对他的不满就已经有所表现。反战组织“粉红代码”(Code Pink)的共同创建者美狄亚·本杰明(Medea Benjamin)也在观众席中，她叫嚷着要总统释放关塔纳摩的囚徒、停止中情局的无人机攻击、为杀死众多穆斯林的行为向穆斯林道歉。

安保人员把她带离观众席时，她开始大喊，“遵守法治！你可是一名宪法律师啊！”

莫里斯·D·戴维斯(Morris D. Davis)上校曾是关塔纳摩的主控官，现已成为一名关塔纳摩监狱的主要批判者。他一直等到演讲之后才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他说，“这些话冠冕堂皇。可是，现实能配得上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吗？”

在设想逐步缩减定点清除行动的同时，奥巴马接受了限制自己权力的主张。他支持设立一个秘密法庭来监督无人机攻击的主张，这个法庭很像授权秘密窃听行为的情报法庭，又或者，也许可以在执行部门内部设立某种独立的组织来负责监督。他没有概述详细的提案，把它留给国会(Congress)去考虑。

他还呼吁国会“完善并最终废除”其在“9·11”事件余波之下通过的武力授权法案。助手们说，他想让武力授权法案受到更清晰的限制，仅适用于对抗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行动。这样一来，对抗其他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的行动就不能利用该法案来为自己撑腰了。

在重申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誓言时，奥巴马让人们注意到了他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许下的一个最突出的未兑现承诺。上任时，他承诺要在一年之内关闭关塔纳摩监狱，这所监狱已在全球各地成为美国人过分行为的一个象征，但国会动手阻止了他，之后，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努力。

关塔纳摩监狱依然关押着166名囚徒，奥巴马说，即便国会不采取行动，他也会削减在押囚徒的人数。约有半数囚徒已洗清嫌疑，获准返回祖国，其中大多数人来自也门。奥巴马说，他正在解除他自己下达的一项暂缓把囚徒送回也门的禁令，也门的新总统已经促使白宫更加相信，他不会允许这些人再次犯罪。

此次演讲是奥巴马上任以来公开发表的最为全面的反恐讨论，演讲期间，有时他几乎陷入了沉思。他用总统们很少采纳的方式，把正反两面的意见都明确地说了出来，还大声地权衡了其中的利弊。

四年前的现在，我还坐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十指飞快地在键盘上进行着备考GRE的作文练习。Issue和Argument的几百个题目已经在心里都过了一遍，脑子里充斥着各种“精华模板”——碰到什么类型的问题，要用什么句式来答；用什么句式开篇，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怎样明确地在文中列出一二三，让考官一眼就看出我的论点和论据？

在那个时候，英文写作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套公式。有几句常用的模板，有几个万能的例子，拼装组合一下打出来，就是一篇作文了。6月份GRE考完后，因为Argument里的论点完全论证反了，作文成绩非常不理想。几个月后的托福，作文却拿了满分。这样的起起落落，让我觉得英文写作愈发扑朔迷离。什么是好的作文？怎么能写出别人那样活色生香的文章来？英语文章的好坏在我自己心里全无准绳。由于那时还没有开始系统地阅读英文的新闻报道和长篇幅的文学作品，连可参考的范式都很有限。

如果那时你告诉我，以后我会成为一名用英文写作的自由撰稿人，我肯定以为你在开玩笑。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上周读查建英女士的英文书《弄潮儿》(Tide Players)时，简直如遇知音：她说自己刚从北大毕业到美国念研究生时，连肥皂剧的英文俚语简称是“soap”都不知道；却在十几年后写了她第一本英文书《中国波普》(China Pop)，讲的正是肥皂剧和小报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当代文化。这种转变令她自己也觉得不可置信。

系统地开始英文阅读，是提高英文写作的第一步。非英语母语的人用英文写作，最大的障碍可能不是逾越语言壁垒，而是以英语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思考和写作。如果只是把我们习以为常的中文表达翻译成英文，比如写“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字面上是没有错，但是别人读起来的感觉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白头山天降伟人”一样。与中文写作相比，英文写作会少很多主题式的表达，而是通过人物、细节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描述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个和辩论有些像：如果你有一个论点，必须要跟上相关的论据，人物事例也好、数字趋势也好，否则光喊口号是无法说服读者的。

要完成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最快的办法莫过于读英语社会中最流行的书，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书代表着社会的思考方式和方向。我一度以《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为参考，按照非虚构类图书的排名来读。大约在大三结束的时候，我才开始系统阅读。刚入手时很困难，读得很慢，读一页大约要3分钟，一天读上个30页就觉得很累，而且读到后面的时候感到自己只是在读字面意思——明白每个单词说的是什么，但是作者想表达的东西已经淹没在弯弯曲曲的英文字母里了。

后来我改变了读书的策略，只挑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我发现好奇心的驱使可以降低甚至消除英文阅读带给我的疲倦感。我始终记得《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和《超级魔鬼经济学》(Super Freakonomics)这两本书，它们所讨论的社会话题之有趣，细节佐证之丰富，让我完全忘记了在用非母语的语言阅读：学校老师和相扑选手的共同之处、为何毒品贩子还住在家中、为什么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需要购买人寿保险……在读完这两本后，我又紧接着读了原《华盛顿邮报》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三本作品《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异类》(Outliers)和《决断一瞬间》(Blink)，同样是用让你惊诧的小细节分析有趣的社会问题——他梳理了成功人士中在1960-1970年间发迹的一代，包括披头士和比尔·盖茨，并分析为什么说所处的年代，而非智商，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可以说，这五本书几乎消除了我对英文阅读的恐惧感，我在陌生的语言国度里终于和中文阅读能带给我的快乐相逢。

但是阅读仅仅是第一步。我相信在任何的学习过程中，“输出”都比“输入”更能确认你学到了某样东西。我开始在阅读的过程用荧光笔标出我喜欢的句子（是的，就是那种用真正的笔在纸上画出重点的传统方式），并在完成每天的阅读量后凭记忆将这些句子在电脑上打出来，供日后参考。完成一本书后，我会随性地写500字左右的总结，确认自己真正读懂了这本书——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发现，自己以为印象深刻的内容，在合上书不久后，就不记得了。这时如果翻阅读书笔记，就会帮助夯实作者的观点和写法在你脑海中的印象。不过在今天，我的阅读已经基本用Kindle电子书来完成，这样的阅读笔记我已经不再做了，取而代之的是和书友口头交流书的内容，以及通过Kindle高亮的方式保存我认为重要的观点。

书读得丰富一些，自然会有书写的冲动。很多时候人不表达，是因为没有什么好表达的以及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读书在开启人思维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生活观察的敏锐度，加强了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欲望。写作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你也许会发现，那种用人物、故事、细节表达观点的方式可能已经潜移默化到你的心里。关于写作，对于初始者的一个建议是：从500字的短文开始。和学术论文相比，500字很少，但是如果你想表达一到两个观点，500字已经足够论证。这样的篇幅，不会让人感到害怕，同时又是为更长篇写作打基础的合适长度。选择一到两个具体的观点，通过事实、引语、数据等方法进行论证，然后和英语为母语的朋友（或者学校里为国际生准备的语言辅导员）切磋句法和语法，反复雕琢。我第一次为英语的期刊撰稿时，是给《世界政策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写一篇3000多字关于中国农民工和城镇化的稿子。编辑刚刚告诉我他期望的长度时，我吓了一跳，从来没写过那么长的稿子！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就当成三个1000字来写”——那时我真庆幸自己已经经过了一些500到800字写作的训练。

另外关于训练本身——真的只有多写。阅读是必要的敲门砖，但是没人能只凭读别人的好作品就成为优秀的记者或者作家。精妙的词汇和简洁的结构，只有从反复训练中产生。而且克服对写作的恐惧，也只有不断写作这一条路而已。有许多个夜晚，我也对着电脑屏幕的一片空白感到愁苦万分，怎么落笔？怎么开篇？能做的只有先硬生生敲下一些字，然后再做改良。如果连字都敲不下，精雕细琢也无从谈起。

不过说到底，文字只是思想的一种呈现。GRE作文的模板，实际上不过是我们教育体系中一个看不见的“模板”的具体形式。我们喜欢猜“正确的答案”，喜欢猜得分点，喜欢猜老师想看到什么内容，喜欢套前人成功的样式，唯独忘记了我们内心真实的表达，原创的观点。就我个人和周边朋友的经历来看，英语考试和日常表达中，中国学生往往是阅读能力和听力胜过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英语表达本身，而在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阅读和听力，是“输入”别人的观点，自己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消化；口头表达和写作，是“输出”自己的观点，需要更为完整的逻辑过程和自圆其说的能力。

在美国的课堂上，尤其是文科的课堂上，我从来没有听教授对学生说“你说的不对”——就算是再荒诞不经的想法，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教授和同学都会给予鼓励，甚至认为这名学生有很强的创造性。再退一步，教授可能会说，“你说的没错，但是还有一种角度……”从而将课堂讨论引向他（她）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教育，不会批判某一种观点，因为观点总是主观的，只要你能捍卫自己的观点，就会有人赞同你的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会被鼓励自主思考，甚至强迫自己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思考，让自己同时对多种观点保持开放的态度，并拥有捍卫任何一种观点的能力——这样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和思考能力的提高，是接受中国大陆教育的学生在提高英文写作中最根本的挑战。

语言，只是一种工具而已，是你思想的载体。

在纽约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不少活动，听到操着不同口音、有着不同英文熟练程度的人演讲或者座谈。无一例外地，最吸引别人的是讲话人讲话的内容。无论语法多么糟糕，或者口音多么重，如果讲话人有独特的经历和想法，照样能把台下以英语为母语的观众吸引得牢牢的。相反，我也见过许多美音发得漂亮极了的、但是内容空洞无物的演讲人。活动结束后，观众之间会耳语：“你觉得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吗？”换成写作，道理是一样的。语言总有你的编辑或者教授帮着润色——即使写得不如母语者那般精妙流畅，也总带有中国味道的写作特色。但是观点只能源于你自己：在落笔之前，你用力思考了吗？

我很佩服史航，他的一些江湖传闻即便在我认识他之后传出来，都还让我佩服不已。

史航喜欢电影，所以从他上网那天开始，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影武者。后来人们叫俗了，就称他“鹦鹉”。这个爱称慢慢被传开了。每当人们提起鹦鹉这个人，我的脑海里都会闪现出新西兰的枭鹦鹉。

史航对电影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是他喜欢的电影，都把整本台词背诵下来，然后当人面分角色表演朗诵。有一个叫老六的人不知趣，认为自己对电影了解的很透彻了，听江湖传说史航的故事，便从河北赵县赶到北京，想和史航过过招。史航问他喜欢什么电影，老六说出了几部，正好有一部南斯拉夫电影《桥》是他们的共爱。史航说：我们来对白吧。没出六句，老六便接不上茬了。最后史航一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把《桥》的对白说了一遍。后来老六再也不敢说自己喜欢电影了。

史航的记忆力跟复印机一样，过目不忘。我好奇，问他如何能记住这么多还不会张冠李戴。史航说，如果把你知道的东西告诉另一个人，就记住了。再告诉一个人，这辈子就记住了。所以史航会在大半夜给一个姑娘打电话，告诉她刚看完《歌德谈话录》，向姑娘叙述里面的精彩章节，天亮后，史航心满意足地睡去。几次之后，史航已经背诵的滚瓜烂熟，便在钱粮胡同的美树馆开了一个读书讲座。当史航同志坐在那里侃侃而谈的时候，你们知道有多少姑娘拿着电话无聊地看着天花板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吗。

所以我佩服史航。

史航的传说还不止这些，比如上大学史航泡妞，有一次他跟女生压马路，三星快横梁了，史航才恋恋不舍地跟女生回学校。到校门口才发现，校门已经锁上了。史航说，看来只能翻墙了。女生站在那里很犹豫，因为她穿了一条比较短的裙子，这翻墙的话……但又不能不回宿舍。在史航的劝说下，女生硬着头皮，被史航托上了墙。然后，史航推开旁边的小门，进去后把女生从墙上接下来。后来，这个女生再也没有跟史航说过一句话……

所以我佩服史航。

后来，我拍电影，每次我都希望史航老师能看看，给指点一下。可每次在首映式之前给他打电话，发现手机总变成空号。几天后，见到史航，他就抱怨：你首映式怎么不叫我去看？

这几年我拍了四个电影，史航换了四个手机号。当他第四次跟我说“你首映式怎么不叫我去看”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他：“你什么星座的？”“双鱼。”

哦，难怪，跟土摩托一星座的。所以我就原谅史航了。

书归正传——本周日（5月26日）下午14：00-16：00，我跟史航被出席著名影评人周黎明老师的新书《影君子》的发布会，地点是：雕刻时光三联店（美术馆东街22号）。欢迎前往。

再没有什么比京剧更能说明“传统”的复杂。京剧在台湾虽逃避了大陆文革时期的戕害，却也命运曲折，在政治、民族认同和商业化时代的夹击下，最终又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话说杨贵妃死后升天，因为善舞，她被封为太真仙子，掌管梨园仙山。梨园住的都是歌者舞者，太真仙子就是仙界的文艺主管。有一天，太真仙子召来号称“天下第一”的行云班进宫演出。按惯例，先耍一阵热闹的猴戏暖场，然后“生角”出场，唱《长生殿》，讲的是七月七玄宗和杨贵妃盟誓：“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太真仙子听此大怒，把行云班赶出宫去。

成仙后的杨贵妃，还在为那个问题伤心：为什么情人盟誓，说好上天入地，一起生一起死，玄宗在危急关头却狠心放弃了自己？

这是台湾国光剧团新编京剧《水袖与胭脂》的开头。杨贵妃提出的问题，是替今天的戏迷、尤其是女性戏迷问的。这出戏也是“戏曲现代化”在台湾的一个范例。

今年春天《水袖与胭脂》在台湾上演，戏中戏的“后设”形式是它的特点。这形式，在话剧中已不新鲜，但是在戏曲中，仍然非常鲜见。在太真仙子的观看和疑问中，名剧《长生殿》被掰开揉碎，重新省思，人们早已熟稔、习惯的情节和唱词，有了陌生化的效果，有时显出不合理，有时却焕发出惊人的情感力量。比如太真仙子伤心了许久，再次宣行云班进宫，这次她观看的是《马嵬惊变》。而行云班所供的戏神，正是唐玄宗的死后灵魂。他在舞台上属于异次元，一直孤魂游荡，观看发生的一切，偶而感慨演唱，却不涉入情节。演出行至马嵬坡上，军队哗变，逼唐玄宗做出决定。这时一个悲伤的太真仙子，一个垂肩低头懊悔的戏神，同时下场各自拉住戏中戏演员的水袖，希望改变情节的走向。舞台上四人共歌舞，情节暂时悬置、再三琢磨，使得这个几百年来快要使人麻木的故事，竟真的催人泪下。

当然，戏还是照演，情节还是原本那个情节，太真仙子的疑问，没有改变杨贵妃的命运，也没有变成对男权社会的控诉，编剧为她寻找了一个出路：艺术。看完、参与完这出戏，太真仙子彻悟了，决定离宫与行云班一起去演出。

国光剧团的艺术总监编剧王安祈，今年58岁，是研究戏曲的学者，也是台湾戏曲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王安祈读书时就喜欢京剧，她拉同学一起去看《搜孤救孤》。这出戏说的是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营救忠良之后，但妻子不愿，于是程婴骂妻子“不贤之妇、贱人”。戏迷王安祈并不觉得异样，但是同去的同学非常愤怒：“保护孩子的母亲有什么错？”，说完夺门而出。王安祈这才明白了传统戏曲已不合现代情理，她从此立志要从事“戏曲现代化”。

再没有什么比戏曲更能说明“传统”的复杂了。

自元代以来，中国各地戏曲就是人们最重要的娱乐形式之一，也是老百姓知识、伦理的来源。不识字的阿Q，在吓唬人的时候也会唱“手持钢鞭将你打”。因此清末以来以思想启蒙、文化改革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惮以最强烈的言辞抨击传统戏曲。1949年，中国大陆政府承继“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批判态度，推行戏曲改革，到“文革”十年只剩样板戏。中国作家郑振铎就写：“旧戏曲不是色情迷，就是帝王梦，就是封建欲，……且多是颂圣之语。”

今天人们反思“五四”，批评中国政府控制和戕害文艺，全然颠覆传统，是对文化的割裂和伤害。的确，来自民间、经过文士创作、由演员一字一句反覆琢磨出的京剧，没有舞台上的花哨，仅仅一桌二椅，全靠表演功力吸引观众，称之为“伟大的艺术”毫不过分。

“五四”以来的一些批判和改革又是有道理的。以忠孝节义、男尊女卑、汉族中心等伦理结构为核心的旧戏曲，很多情节称之为封建糟粕同样不用惭愧。就以性别而论，著名的《四郎探母》中，杨四郎向番邦公主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面对这个隐瞒了自己十五年的男人，公主不仅立刻通情达理地接受了，而且对杨家将肃然起敬，主动想出瞒骗母亲、盗令出关的计策。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金玉奴》，男主人公莫稽中状元之后，为另攀高枝把妻子金玉奴推入江中。金玉奴“幸运地”被高官搭救并收为义女。故事的最后，她却不得不和莫稽——那个曾试图杀死自己的人破镜重圆。

这样的“传统”，要如何存续？台湾是另一个故事。

国民政府迁台之后，把来自北方的京剧带到说闽南语、客家话的台湾，一度还以“国剧”相称。作为军中慰劳形式，各军队纷纷成立了国剧队，如“陆光”（陆军）、“海光”（海军）、“大鹏”（空军）等。这些军中剧团支撑了京剧在台湾的生存和发展。在“国共冷战”情势下，留在大陆的演员，梅兰芳、张君秋、马连良等，不是“附匪伶人”，就是“陷匪伶人”——“匪”即“共匪”，他们的戏都是禁戏。《霸王别姬》、《四郎探母》、《昭君出塞》等讲英雄末路、投降敌国、红粉和番的戏，在台湾也都是政治禁戏。但是除此之外，台湾京剧还是以文化正统自居，以“延续传统”、教忠教孝为己任。

到1970年代，电视、广播兴起，京剧不可能吸引年轻人，连军中士兵听的都是流行歌手邓丽君、凤飞飞。同时，这也是一个台湾文化、思想异常活跃的年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和美国断交，很多文化人转而回到本土，试图建立文化的独特性，但是这文化又必须是“现代”的，可以与世界对话。

这个时代诞生了一批现代化的剧团。比如“云门舞集”，用现代舞这种西方艺术来表现东方的《楚辞》、《红楼梦》、《白蛇传》。同样，1979年，京剧演员郭小庄女士成立“雅音小集”，邀请现代剧场的专业设计师担任舞台、灯光设计，从形式上改革京剧。王安祈曾为“雅音小集”编剧，她在著作《性别、政治与京剧表演文化》中回忆说，一开始这些舞台技术还不圆熟，干冰施放时声音很大，保丽龙雪花片粘在地毯上很难清扫，导致换场时间甚久。但是这些新的美学设计，加上宣传包装，使得“雅音小集”在年轻人中成了时髦的象征。1986年，吴兴国夫妇又创办“当代传奇”，把莎士比亚《麦克白》改编为京剧《欲望城国》，京剧的实验之路被推得更远。此后“当代传奇”改编了一系列西方经典剧，大开大合，争议也不小。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隔绝了将近四十年的两岸恢复交流。三年之后，上海昆剧院到台湾演出，北京京剧院、中国京剧院、武汉京汉剧团相继而来。这些演出在台湾引起轰动，观众终于可以看到“匪戏”和“附匪伶人”了，但是对台湾京剧演员来说，这却是极大的冲击。原来京剧正宗还是在大陆，大陆演员的表演功力普遍超过台湾，挤压了台湾京剧的票房，也打击了演员的自信；另一方面，一些民众开始质疑，京剧在台湾还有什么资本被称为“国剧”，为什么不是更本土的歌仔戏？在大环境的改变中，1995年，军中剧团解散，另在教育部下成立“国光剧团”，成立之始就提出“京剧本土化”的宣示，并创作《台湾三部曲》。

王安祈说，当时台湾京剧界在“大陆热”和“本土化”的夹击下惊惶失措。所幸改革在重重危机中继续，台湾各剧团邀请大陆剧作家，如陈亚先、习志淦、魏明伦等，改编、搬演他们的作品、甚至创作新剧。有趣的是，被视为善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台湾，此时却要借助大陆的戏曲改革成果。但是很快，台湾的创作者就找到了二者的分歧点，并沿着歧路确立了自己的创作定位和自信。

1994年，复兴剧团将魏明伦的川剧《荒诞潘金莲》改为京剧。这出剧同样是为潘金莲翻案，却减弱了原剧本“反封建”、控诉“千年礼教”的一面，转而强调人物的情欲。那也正是台湾妇女运动兴盛的时代，解构男权、建构女性主体，成为学界和文化界的热门。创作者一方面受到社会思潮影响，另一方面，许多剧目原本就以情感、家庭為主线，从性别入手，应是戏曲改革的大宗。

国光剧团从2002年开始，邀请王安祈担任艺术总监。她有意识地将性别作为新编京剧的主要方向，但不是表现女性受压迫，而在于“女性内在幽微情愫的新探与重塑”。

国光剧团女性系列第一部是《王有道休妻》。这出戏改编自老戏《御碑亭》。讲的是王有道的妻子有天独自走夜路，碰上了大雨，她到御碑亭躲雨，不想来了个青年书生，也在避雨。孤男寡女共处，可是礼教的大忌，王妻想冲出亭外，可是雨实在太大，只得与书生在亭内共处一晚。什么都没有发生。天亮雨停后她回到家，丈夫知道后大惊：这样不守妇道的妻子，留不得。于是含泪忍悲休妻。

这出戏是梅兰芳常演的，王安祈从小看，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2002年她在台大戏剧系课堂上讲这个故事，竟引发了学生们的爆笑。这再次提醒了她，无论京剧多精彩，它距离现代人的情感实在太遥远。她想修改这出戏，却不想以当代人的观念大改情节。毕竟，王妻不可能像经历了“性解放”的女性一样，和陌生男子干柴烈火一夜，然后回家离婚，或是若无其事，或是被休之后彻底觉醒，这都不是古代妇女的真实处境。她在想像另一种可能：长期为礼教禁锢的妻子，在风雨大动的夜晚，和陌生男子共处时，除了惊恐担心，会不会有喜悦心动？

于是，舞台上出现了两位旦角共饰一个角色：一个青衣，代表古代社会温顺的妻子；一个花旦，代表了情欲的涌动。二人或齐声同唱，或交互轮唱，在剧中相互观看和对话。这一来自西方现代话剧的安排，极大地丰富了舞台表现，却没有失去历史感，更重要的是，这种叙事技巧是因人物处境而来，并非生硬的炫技。

这出剧之后，国光制作了一系列女性為主题的京剧，如《金锁记》、《三个人儿两盏灯》、《孟小冬》、《青冢前的对话》，水准都很高，沿着这个系列，最新的代表作品就是《水袖与胭脂》的杨贵妃了。

比起中国大陆政府主导的富丽堂皇的主旋律新编京剧，这出戏的艺术水准非常高。华美的戏服悬在舞台上空，随剧情发展落下或升起，穿上或脱下。在叙事上，创作者并没有拘泥于“五四”以来戏曲改革的“写实性”，而是用复杂的戏中戏、象征、京剧与昆曲并用，但这些技巧都不生硬，形式与内容宾主难分，融和在肌理中。毕竟，京剧艺术曾经启发了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写意原本就在中国戏曲的骨髓。现代化了的京剧仍是京剧，却极大地丰富了这门艺术。

戏曲现代化的过程，正说明了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传统不能丢、也是丢不了的。想想戏曲很多结尾都是皇帝出来主持公道，想想到北京上访的各地苦主，再想想，多少男人现在还跟王有道差不多，就知道传统没有走远。但是，也不存在“回到传统”这件事，不管是否愿意承认，我们面临的，都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今天。

“狂人日报”是个“假新闻”网站，其创办者，现居北京、要求被称为“R先生”的英国人说，中国“是个迫切需要讽刺之声的国家”，而讽刺是为了表达。

北京——在中国惴惴不安地关注一种致命的新型禽流感蔓延之际，河南省有一名鸡农感到孤独。

也许是。

赵春路对“狂人日报”(China Daily Show)说，“这种感觉始自一个月前。”

“狂人日报”网上一篇题为《家禽饲养户明显感觉如今众人对他避之不及》(Poultry farmer has the distinct impression people avoiding him these days)的文章援引赵春路的话说，“突然之间，每周的电报停止了。我的传呼机不再哔哔作响……甚至隐居者也不再花上两个小时骑马来找我闲聊。”

“赵春路独自待在养鸡场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附近一棵树上悬挂的一张新的生物危害警告条幅。他说，‘你知道，我真的有这种感觉，人们现在因为某些原因在躲着我。’他继续说，‘也许这是因为我干了什么？’我是说，几周以前，我在一次吃晚饭时喝醉了，之后说了几件事。不过，我琢磨着，其他人也会喝得烂醉，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

中国有一份《中国日报》(China Daily)，它是受到审查的刻板的官方主要英文日报，目前在海外也广泛销售。

而“每日秀”(The Daily Show)是风靡美国的一档讽刺性电视节目，正如《纽约客》杂志的欧逸文(Evan Osnos)最近所写，令“每日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高兴的是，他发现，这个节目在中国也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还有“狂人日报”，这是一个“假新闻”网站。网站的创办者，一名现居北京、请求被称为“R先生”的英国男子说，在一个迫切需要讽刺的国家、一个现实已被宣传和无意中的幽默严重扭曲的国家，要辨别新闻的真假可能相当困难。”为照顾他所在的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情面，这位30出头的男子要求匿名。（警告：在某些人看来，该网站的一些语言和滑稽图片可能具有冒犯性，所以，点击该网站请自担风险。）

位于“狂人日报”网站红色报头之下的一条口号，清晰地表明了该报的立场：“外太空唯一可见的新闻源”，这源于中国长城是太空唯一可见人工建筑的说法；该报的中文译名“狂人日报”也不无讽刺。

威权国家传统上厌恶讽刺言论——开怀大笑具有强大的颠覆性——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运用广泛的技术手段，包括数以万计的在线审查员，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媒体中引人发笑的关键内容，在线审查员可以（而且确实）在几分钟内删除讽刺性的中文笑话、评论或视频。

这就留出一个英文“假消息”的市场缺口，由于能看懂它的人要少得多，政府对这类消息的关注也许更少。于是，大约两年前，R先生步入了这个市场。

从事媒体工作的R先生之前住在伦敦，他说，自己是英国讽刺刊物《侦探》(Private Eye)的仰慕者。他在两次采访中说，“除了其它因素外，对中国的热爱”是激励他创办“狂人日报”的原因。他补充说：“不熟悉中国的人会认识到，无论中国有时看上去有多奇怪，但它其实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它也是能够得到恰当解释和看待的。没有理解，你不可能创作出讽刺。”

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狂人日报”抨击时下的重大政治消息或社会丑闻，无论是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国梦”；上海黄浦江发现数千头神秘的死猪；还是长期存在的国家保密习惯，最近，一名索取中国土壤状况信息的律师被告知，就连土壤状况也是“国家机密”。该网站最近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各部委应答电话否认一切》(Answer phone at Chinese Ministry denies Everything)。

这篇搞笑文章说，“消息人士昨日确认，中国政府新设立的一个电话应答服务平台已发出一连串坚决否认。”

“拨打国防部、外交部和黑客部电话的记者，现在会听到一条电子讯息，要求他们按某个指定的键来转接他们的询问。”

“这条长达47分钟的讯息开始说，如果你关注‘购买死刑犯器官’，请按1’，‘与中资海外技术公司有关的神秘死亡事件’，请按2，‘儿童被官员碾压’，请按3，‘莫名其妙地被禁止登录Twitter’，请按4......”

R先生取笑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对中国恋恋不舍、离开中国后还一直谈论中国的外国人。

《纽约时报》也是他取笑的对象，该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一流记者——蔡斯·凯特曼(Chase Ketterman)”的文章，凯特曼“被人发现被重达40吨的罪证文件压扁”，这里指的是《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人财富的报道，这篇报道为《纽约时报》赢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

我通过邮件就R先生所做的事情，以及中文讽刺言论对他进行了采访。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吗？比任何地方都奇怪吗？

R先生：是的，常常很奇怪，而且在未来多年很可能一直这样。毕竟，中国一直让外国人看不懂，觉得匪夷所思。如今，走出任何一个高铁车站，都会发现有个家伙在“星XX”(Star*****)连锁店边上兜售蒸猪大肠。相对而言，中国人口较多，因此总会发生更多离奇的事情。政府本身就是威权、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府紧紧抓住高层的权力，以至于对底层的事情不闻不问。因此，有很多机构和个人实际上为所欲为。

问：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做这个网站？

答：这是表达想法的一种途径，你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明确地表达这些想法。当你喜欢一个地方时，你希望看到它越来越好。但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很多促进社会进步的因素在中国完全不存在。中国反而保留了遵从官员和老板的封建文化，而无论这些人有多无能。人们等着有人指出，他们的皇帝没有穿衣服，我很乐意成为那样的人。

问：你觉得中国有很多用英文或者中文表达的嘲讽言论吗？

答：英语方面，我知道的不多。中文方面，有很多讽刺言论，但它们与无情的、斯威夫特式咄咄逼人的讽刺定义几乎完全不同，除非你把台湾壹传媒动画(Next Media Animation)那种往往非常幼稚的讽刺也算进来。大陆的喜剧演员可能模仿毛或邓的声音和举止，那种模仿惟妙惟肖，但仅此而已。他不可能狠批毛的政策或者天安门事件；我敢说他压根就不想批评。在电视上，你可以看到周立波、郭德纲那些非常受欢迎的单口相声演员。自然，他们会讲与时事有关的笑话。周立波讲一些软性的事情，老一代人似乎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郭德纲是较为粗犷的北方风格，这实际上曾让他陷入麻烦。几年前，他成为带有政治动机的“反三俗”行动的受害者，他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被取消，DVD也被撤下货架。

远离主流媒体，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大量按本地标准相当好笑和尖锐的内容，比如猪肉汤的笑话。江泽民两会期间打哈欠、紧盯女服务员的图片也广为流传。

最好的讽刺通常来自对愤怒的巧妙抒发，比如具有讽喻意味的《小兔子乖乖》视频，这个类似于美国《南方公园》(South Park)的动画片描述了兔子（普通中国人）遭受老虎（共产党暴徒）的系统化压制，最终奋起反抗的血腥故事，很多情节都基于真实事件。这个动画片令人震惊，因为你在中国很少看到这种疯狂的发泄：它只是隐隐显示了表面之下涌动的情绪。但中国的体制目前不会允许这种情绪宣泄，该视频很快就从中国的网站上删除——尽管与压制情绪相比，允许情绪宣泄可能更利于“稳定”。

纽约时报记者分获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调查性报道、释义性新闻、国际新闻报道和特稿写作四个奖项。其中两个奖项涉及中国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4月15日下午3点，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The Pulitzer Prizes)获奖名单揭晓。《纽约时报》记者赢得了调查性报道奖(Investigative Reporting)、释义性新闻奖(Explanatory Reporting)、国际新闻奖(International Reporting)和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ting)等四个奖项。其中两个奖项的获奖报道均与中国相关。普利策新闻奖于1917年创立，是美国新闻界公认的最高荣誉。

深入调查

在今年的获奖者中，《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巴斯托(David Barstow)和亚力姜德拉·扎尼克斯·冯·波特拉布(Alejandra Xanic von Bertrab)凭借沃尔玛海外贿赂丑闻的系列报道被授予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记者调查发现，当沃尔玛高层面对墨西哥子公司存在大量行贿的事实证据后，选择的不是根除违法行为，而是息事宁人。调查同时也揭露了沃尔玛最高层长久以来的斗争：一方面是大量宣传公司致力于遵守最高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是公司对增长无止境的追求。获奖报道包括：

沃尔玛深陷墨西哥贿赂门

全面解析

《纽约时报》“苹果经济”(iEconomy)系列报道获普利策释义性新闻奖。这一系列报道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苹果等科技公司的商业行为，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科技产品供应链中的角色，审视了日益全球化的大型科技公司如何给经济与社会带来新的挑战。获奖报道包括：

1. iPhone为何中国制造？

2. iPad里的血与泪

3. 苹果是如何合法规避巨额税收的

4. 苹果店员不赚钱？

5. 日产能在美国制造，苹果为什么不能？

6. 用机器人取代人的革命

7. 专利权，一把双刃剑

8. 苹果App催生新经济

9. 中国血汗工厂在转变

国际视野

《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David Barboza)获普利策国际新闻奖。记者通过从中国不同政府机构获得的数千页公司和监管方面的公开材料，细致调查了中国高层权力与财富相结合的现状，揭示了包括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内的政府高官的亲属所控制的商业网络，聚焦政治精英家族隐秘的财富与中国金融巨擎平安保险的崛起。获奖文章包括：

1. 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2. 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

3. 戴相龙亲属借平安获利

4月16日下午，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获奖置评。华春莹表示，中国对此的立场已经十分明确，《纽约时报》相关报道是别有用心的。

特别制作

大卫·布朗奇(David Branch)因特别报道《雪崩》(Snow Fall: The avalanche at Tunnel Creek)获普利策特稿写作奖。这组报道以身临其境般的文字和宏大丰富的多媒体画面，描述了发生在华盛顿州喀斯喀特山脉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大灾难，叙述了几名滑雪者罹难的经过，并讲解了雪崩之所以发生的科学原理。一些读者称赞《雪崩》“文笔精湛”，“发人深省”，“引人入胜”。

《纽约时报》是本届普利策奖中唯一获得超过两个奖项的媒体。美国其它全球性报纸中，《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各获得一个奖项。全球主要通讯社中，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和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的摄影师各获得和一个摄影奖项。

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在新闻业经历剧变的今天，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独立非盈利机构InsideClimate News凭借关于输油管线环境危害的报道，击败两家美国传统报纸，获得了普利策美国国内新闻奖(National Reporting)。

附：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

公共服务奖(Public Service)：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Fort Lauderdale)的《太阳先驱报》(Sun Sentinel)。

突发新闻报道奖(Breaking News Reporting)：《丹佛邮报》(The Denver Post)全体员工。

调查性报道奖(Investigative Reporting)：《纽约时报》大卫·巴斯托和亚力姜德拉·扎尼克斯·冯·波特拉布。

释义性新闻奖(Explanatory Reporting)：《纽约时报》全体员工。

美国本地新闻奖(Local Reporting)：明尼阿波利斯《星论坛报》(Star Tribune)的布拉德·施拉德(Brad Schrade)、杰里米·奥尔森(Jeremy Olson)和格伦·豪厄特(Glenn Howatt)。

美国国内新闻奖(National Reporting)：纽约布鲁克林InsideClimate News组织的丽莎·宋(Lisa Song)、伊丽莎白·麦高恩(Elizabeth McGowan)和大卫·哈斯梅耶(David Hasemyer)。

国际新闻奖(International Reporting)：《纽约时报》的张大卫。

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ting)：《纽约时报》的大卫·布朗奇。

评论写作奖(Commentary)：《华尔街日报》的布雷·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

批评写作奖(Criticism)：《华盛顿邮报》的菲利普·肯尼科特(Philip Kennicott)。

社论写作奖(Editorial Writing)：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市《坦帕湾时报》(The Tampa Bay Times)的蒂姆·尼肯斯(Tim Nickens)和丹尼尔·鲁特(Daniel Ruth)。

新闻漫画奖(Editorial Cartooning)：明尼阿波利斯《星论坛报》的史蒂夫·萨克(Steve Sack)。

突发新闻摄影奖(Breading News Photography)：美联社的罗德里戈·阿布德(Rodrigo Abd)、马努·布拉博(Manu Brabo)、纳西索·孔特雷拉斯(Narciso Contreras)、哈利勒·哈姆拉(Khalil Hamra)和穆罕默德·穆海森(Muhammed Muheisen)。

专题摄影奖(Feature Photography)：法新社自由摄影师雅维耶·曼扎诺(Javier Manzano)。

出生于印度孟买的尼廷·诺里亚是哈佛商学院的首位亚裔院长。在采访中，他谈到了全球化、文化冲击、商业伦理教学，以及为什么不愿意在亚洲设立分院。

香港——孟买出生的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是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首位亚裔院长。他谈到了全球化、文化冲击、商业伦理教学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没有必要将“银行”当成一个下流词。

问：多家美国知名大学在中东和亚洲开设分校。你们学院也有类似的计划吗？

答：哈佛商学院已经做出决定——这个决定的好坏还有待时间证明，即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设立同等规模的校园并不是推进全球化最明智的方式。我们认为我们很难在国外提供与国内相同的教育体验。复制一个校园的硬件并不难，但打造它的软件却需要很长的时间。

问：哈佛商学院如何同一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保持联系？

答：我们的策略是用最小的“身体足迹”提供最大的全球“智力足迹”。我们拥有七个国际研究中心——香港的这个研究中心是最先开设的。另外，在硅谷也有一个。不过，当你身处波士顿时，有时会感觉那是另外一个国家。（笑。）

1月，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开设了一个精益中心；伊斯坦布尔是东西方的重要交汇点，一个人很容易从那里进入中东、东欧和前苏联国家。

我们每年撰写250-300个案例研究，其中有超过一半是国际案例。所以，我们的学生读到的是关于中国和印度、巴西和南非的案例。

问：在2010年接任该职位时，你说过要将所有的学生送到国外去。效果如何？

答：两年前，我们引入了教学的“田野方法”。一年级的所有900名学生必须要去国外。考虑到后勤问题，当时很多人都说我们疯了。

在波士顿，他们花10周的时间提出一个商业想法，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去国外一家公司待上一周。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大多数学生都表示，这是他们在我们学院最震撼的体验之一。

问：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孩子必须要挤过狭窄的学术成功之路，而任何失败都将会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产生致命影响，但你最初就被你的母校——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拒绝了。

答：在印度，那会儿学生可以提交两次大学申请——第一次是在读11年级时。得知被拒时，我觉得这辈子要完了。但第二年我又申请了一次。

那时候，人们不会坐等录取信，因为邮政系统不可靠。大学会在各个校园贴出录取学生的名单。所以，每个人都会去学校。录取学生名单是按名次而不是按字母顺序排的，并会在最后一名录取学生的名字下面划一条横线。只排到了第600名却高兴得不得了，这种感觉我是第一次体会到。

将孩子置于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是很悲哀的，因为你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发现你真正擅长的是什么。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搞清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

答：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开始选的是金融学，因为我感觉这与我的工程学背景更近一些。但我知道这里还有其他的工程学学生、金融学学生，他们都非常擅长数学。而我在这一方面却很一般，我的数学不好。

但后来我又开始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学，这都是我先前没有机会去体验的。这些学科对我来说非常适合。

如果我在16岁时就对我的父母说我想学社会学，我父亲的反应会是：“什么？你想睡大街吗？”

这就是我推崇美国通识教育的原因。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以工程学而闻名的学院，但它也有着一流的人文学科院系。我担心的是，在一个过于注重学生表现和考试成绩的体制下，我们会挤走这种智识开发。

问：在21岁时来到美国，你有没有感到一种文化冲击？

答：对我来说，那种文化冲击就好像是从大城市孟买到了一个村庄。波士顿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城镇——晚上10点以后你甚至都不能出去吃饭，因为这个点我们都已经回家了。我每个月都要去纽约一趟，那种感觉就好像是重回大城市一样。

排队买三明治时，我也得先学习。女店员会问，“要哪种面包？”我不知道。在印度，我们只有一种面包。我原以为煎熬已经结束了，不想她又问，“哪种奶酪？哪种酱料？”

不过，说真的，我真正需要适应的是这种新的教育体制。我称我的教授为“先生”(sir)。而我的教授说，“叫我唐纳”。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习惯了叫他“唐纳”。

我可以讲我所想的任何事情。我没有必要进行自我审查。我可以对别人说我认为他的想法不对，非常自由。我有与任何人平起平坐的权利。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第一次上他的课时，我原以为得毕恭毕敬，但事实上，那只是很普通的一堂课而已。

问：时下海外的学生也需要做这样的调整吗？

答：印度现在已经有了和美国一样的三明治。

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大都有了几年的工作经验，而这种经验通常与全球经济有关，即便他们是在国内公司工作。所以，他们的公司已经让他们有了一定的经验。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已经具备企业家素质的人。

那些从未在美国工作过的国际学生的确需要一个适应期，但通常很快就会适应。

从进入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天起，你就必须要学会参与。你可能知道，我们采用的是案例研究教学法。我们是不讲课的。

最初，有些学生只会讲他们在课前已经想好的想法；他们并不会参与实时的讨论。但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在教育上也非常容易变通的。我一直都觉得很神奇：你或许会认为，基于20年的教育，你已经无法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学习了。

问：在被任命为院长时，你所做的很多研究都是伦理学领域的，但这好像与现代企业没有什么关联。

答：在过去，好企业的定义是言行一致。在美国的小城镇，当地银行家是镇上最受尊重的人。而现在，“银行”(bank)已经成了一个下流词。

关于企业，没有什么是天生不道德的。它们必须要赢得顾客的信赖。如果你赢得了信赖，那么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顾客会回来的。

问：你教商业伦理吗？

答：我们开设了一门名为“领导力与企业责任”(Leadership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的必修课。这面有一个案例：一家公司销售所谓的“百分之百纯苹果汁”，但实际上却掺了水。你可能会因此而入狱。

问：你们学院的学生是世界一流的。你觉得有必要教这些高智商的人不去卖假苹果汁吗？

答：他们必须要记着他们的责任。就像大多数人高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一样，很多人也都高估了他们性善的一面。

坚持自己的道德责任观并不难；但在老板施压的情况下或在巨大短期利得的诱惑下，你会怎样呢？

问：说到苹果汁，我们想到了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存在的产品安全、劳工惯例、裙带关系和行贿受贿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似乎更为突出。对于在这些市场上运营的人来说，你有什么建议？

答：有一句话叫“入乡随俗”，在亚洲，不同的国家，其所能接受的腐败程度也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试图采用一种不同的标准，那是不是很傻？按照一种更符合道德的方式运营会让你处于不利地位吗？

看看印孚瑟斯(Infosys)和塔塔(Tata)。我并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问题。但相对而言，它们的运营方式更接近于西方全球化公司的运营方式。

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生产劣质产品，你也可以生产人们所希望的高质量产品。

我与知名外包公司维布络(Wipro)的阿兹姆·普雷姆吉(Azim Premji)有过交流。我问，“你怎么会有坚持企业道德的勇气？”

他说，“腐败者也需要‘资源配置’：他们会一直不停地向你索取，并索要更多的贿赂。但他们不会找我索贿。现在，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工作了。”

问：在你看来，有的文化是不是比其他文化更容易导致恶劣行为？

答：有的文化是不道德的，比如说安然公司(Enron)的文化。这是人们在思考道德沦丧时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他们认为它是一个坏家伙。

但在很多时候，是好人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一个失去了“道德指南针”的环境。我们告诉学生要诚实，要承认自己的道德瑕疵。

我们让他们坦诚他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比如说行骗或受贿。然后我们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共读中，很多时候父母读给孩子的，不是“太少”而是“过多”了。我们背负太多道德和经验，背负太多以往受到的欺骗、生活留下的怨言在读书。

写骑鲸之旅的绘本笔记后，经常有爸爸妈妈问我，我孩子8个月（或者1岁、18个月）了，有什么非读不可的书？按我一路走来的浅薄经验，我觉得在最早期选择亲子共读绘本时，大家可以轻松些。就好像孩子学说话从单词开始一样，最早期的绘本，和宝宝们交流最基本的生活常识，最基本的情感，最基本的动作。近似俄罗斯方块刚开始时稀稀疏疏下落的五颜六色的方砖，也许宝宝们时而喜欢时而不喜欢，也许无用，但总不会出大问题。

但是，当“砖块”形成壁垒，单词组成表达实义的句子，亲子共读进入“必须给予经验”的阶段，就需要非常谨慎。

绘本——不，可以说，哪怕语句最繁复的书本都有太多留白。当亲子共读进入“有情节的故事”，对父母来说，这个添砖加瓦的过程更映射和凸显你的内心。我经常分不清，什么时候该悬崖勒马地闭嘴，让孩子自己自我领悟；什么时候该关键时候推进一把，让我们的旅行更深入幻想王国。什么时候该屏蔽自我经验，不给他们的自由设限；什么时候该呼唤自己所有的人生洞见，向他们敞开胸怀：“即使我经历了那么多岁月，却仍然和你站在一起，对世界满怀爱意。”

回到绘本本身，在共读中，很多时候父母读给孩子的，不是“太少”而是“过多”了。我们背负太多道德和经验，背负太多以往受到的欺骗、生活留下的怨言在读书。我曾经看到有人在绘本《妈妈的红沙发》购买记录下留言，说：“这个沙发的颜色太俗艳了！而且妈妈画得也不像正经女人。”还有人指责《野兽出没的地方》：“孩子生气时还引导他做野兽，这种书太可怕了。”这样留言的人，我几乎能想见他们一面共读，一面对孩子耳提面议，谆谆教诲做人的道理，对绘本进而对家庭、对社会义愤填膺的样子。当你抱着这样的偏见和情绪时，请马上暂停亲子共读下去，放你孩子耳根清净地堆积木去吧。

我认为，亲子共读需要把道德评判减少到最低，真正自然开阔的心灵不需要是非好坏羁绊。从这个角度上说，宫西达也的恐龙系列、小猪和狼系列是那么可贵，它们打破了“狼和恐龙是凶残、恐怖的”这样的童话形象。孩子需要意识到，万物的灵魂都有善的一面，生活是诙谐的，爱会在所有地方取胜——而不仅仅只在好人的心里获得成功。

因此，在我的孩子米尼快满两岁，全面进入“情节故事”阅读的这段时候，我尽量剔除道德批判的故事。对一些对人生下判断的书也保持警惕。

比如安东尼·布朗的知名的《看看我有什么》。

《看看我有什么》描述了一个“什么玩具都有”的孩子杰米和一个“只是插着口袋闲逛”的孩子山姆的故事。杰米一而再再而三向山姆炫耀他的玩具：自行车、棒棒糖、足球、猩猩玩具装、海盗服……，但这些玩具却给杰米本人带来了撞伤、肚子疼、管理员的斥责、被狗追、被海盗殴打的厄运。一无所有的山姆却一路畅通地进行自己的闲逛。

我一直没想好要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跟米尼说这本“仇富”的绘本。我担心这本书面临两个很危险的陷阱。一方面，没有玩具的孩子会觉得需要认同“占有许多玩具的人最终会倒霉”这个结论，如果孩子在他们的经验和现实中没有找到类似有力的支撑，可能会认为这本书“撒谎”。而另一方面，有许多玩具却又敏感的孩子可能因为这本书描写的情节而背负上许多顾虑，因此享受不到玩具所带来的所有乐趣。

总之，这是一本让我觉得困难重重的书。可我又经常反问自己，这些预设的困难究竟是来源于书本，还是我的内心。对“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这样的预言，我们成年人时而满怀期待，时而满心畏惧。对两岁的、充满超现实经验的孩子来说，这句话仅仅是偶发、令人发笑的一段旅行，一个埋伏的可能性、一个无常，如此而已。

在这个角度上，《看看我有什么》的处理远逊于大卫·夏农的《鸭子骑车记》。

《鸭子骑车记》说的是一只鸭子，它冒出“疯狂的主意”，偷偷骑起停在农场里的自行车。它遇到了：认为它“愚蠢”的牛、认为它“会摔伤”的绵羊、认为它“没有真功夫”的狗，认为它“浪费时间”的猫，认为它“怎么骑都没我快”的马，认为它“不守规矩”的鸡……可它还是心无旁骛地享受骑车的乐趣。后来，一群孩子把车停在农场里，动物们乘人不备，都骑上车，在农场里打着转。它们异口同声地说：“真好玩！”“鸭子你这个主意真棒！”故事的结尾，是鸭子……又看上了拖拉机！

我非常喜欢这本绘本。作为不敏于行的成年人，面对新事物我也常常是众多围观心态中的一员。在这本绘本中，作者并没有处理出“鸭子因为骑自行车得了某某冠军”或者“那些腹诽鸭子的动物们自食其果”这样的补偿性结尾。它只是对孩子明朗的心，和我们这样层层包裹的心一视同仁地呼唤“一起玩吧”、“动起来的人生真有趣！”

共读到某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坏人得逞一时，最后受到处罚”的书会调动孩子一时的专注力，他们着急听到结尾。但是，他们真正发自内心喜爱的，是那些抛弃道德观和教条，幽默，接纳所有行为的开放型绘本。那些绘本往往是最高级的，流传最广的，好吧，也是得奖最多的。

就像你会被一本老套路的畅销书吸引目光，但你的心灵只会向意味深长的经典一再致敬一样。

这样的书，在米尼的书架上还有《大卫不可以》系列，《和甘伯伯去游河》系列和《晚安，大猩猩》。

米尼和我还共读过一本比较特殊的书：《彩虹色的花》。

《彩虹色的花》说的是从初春原野上冒出来的彩虹色的花，乐于分享自己的快乐。她把自己五颜六色的花瓣分给了需要帮助的小蚂蚁、小蜥蜴、小鸟、小老鼠……风越来越大，冬天再度来临，她的最后一片花瓣被风刮跑了，彩虹色的花折断了，白雪覆盖了大地。但在雪地上，突然升起一道彩虹，动物们在光的照耀下，想念彩虹色的花。故事的最后，太阳再度升起，春天来了，彩虹色的花又开放了。

许是天性使然，从一岁多开始，米尼就表现出对“拯救、死亡、孤独”相关词语和形象的兴趣。作为一个忧心忡忡、看过许多因为盲目沉浸以所谓牺牲而耗费自己人生价值之时代悲剧的母亲，我一直不愿意给他读这本书。

可是，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棒的小情节。彩虹色的花对各种动物一再忘我的给予——这时，冬天来了，她最珍贵的最后一片花瓣不是赠送给什么人，而仅仅是被一阵狂风吹走了。

这个情节，使本书的作者从所有“牺牲套路”丛书中凌越而出：生命不仅仅是付出和分享，最珍贵的时光往往是被风沙岁月浪费的。但没关系，死亡不是结局，生生不息才是生命的真相。

米尼两周岁前半个月，我拿出《彩虹色的花》读给他听。他果然敏感地、长久地凝视着“彩虹色的花折断”的那一页。“折断了？”他问我。“没错，这样的冬天，彩虹色的花死了，”我说。

后来我把他带到千手观音像前。“瞧，这个姐姐，她想帮助很多很多人，所以她长出了许多许多手，每当有人喊‘救救我’的时候，她就伸出一只手，像彩虹色的花给出一个花瓣一样。因为她帮助人的心愿那么宏大，所以她的手数也数不清。”

“手上有船呢！还有花呢！还有齿轮！”米尼辨认着，欢欣鼓舞地说。他把千手观音叫做“彩虹色的花姐姐”。

他两岁的那个夜里，我们信步走到教堂前。这是米尼第一次见到教堂。“医院？”他辨认着十字架，说。我跟他说了耶稣复活的事。“彩虹色花叔叔？”他默默听完，抬起眼又问。

我松了口气。我是说，像我这样普通又总是周转不灵的妈妈，在育儿过程中，竭力在自由和公共秩序中为孩子争取着空间。所幸有那些美丽的词：幽默、快乐、行动力、自然、宽阔……以及那些像彩虹色花一样的先贤，在护佑我们的孩子。

腾讯因为内容敏感把我的微博查封了半月有余，我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恢复我好在后台注销，他们说您的名字比较敏感只要改个名字就可以恢复但不要注销，我说我不想在你们那里写微博总该可以吧还是注销算了，他们说您必须改个名字才能恢复我们不想让您注销，我说我有权利不写微博要不你们帮我注销，他们说您不能注销必须改个名字，我说我有起名字的权利但我不想写微博了你们还是注销吧，他们说您不要注销只要改个名字就可以恢复，我说我不改名字还是注销吧反正我也不想写了。他们最后还是坚持既不解禁也不注销非让我改名字。

就冲他们这么耍无赖，我也要去新浪开微博。虽然下场会一模一样。

最近在云南出差。以后我要形成一个良好习惯，每年北京春天最糟糕的时候，我要到云南避难。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这时候待在北京，真是太亏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普洱市澜沧县。大家都知道普洱是因为普洱茶，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就把思茅改成了普洱。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非要改成普洱。带着疑问我来到了普洱，一下飞机，就看到一行大字：普洱——咖啡之都，恍惚中觉得特别穿越。友情提醒大家，趁着它还叫普洱的时候你们快来，说不定下回他们就改成了“咖啡市”。

坐了四个多小时车到了澜沧县，其实普洱市和澜沧县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也就一百公里，但云南的山路九九八十一曲荡气回肠，走了170公里。还好，都是柏油路。2002年我来云南，从中甸到德钦，走的是国道，全是砂石路，那叫一个颠簸啊，人都快颠散黄了，所以云南省的简称是“颠”。

因为入春以来一直干旱，所以放眼望去，那种春意还不太那么盎然，当然比起北京那可好多了。今年是澜沧县成立60周年，举县大庆，那叫一个热闹，县里有个葫芦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县庆，各种领导都上去发言，还有歌舞表演，主持人一副董卿和朱军的范儿。我住的招待所旁边有个农贸市场，看得我直流口水，有个做烤鸡的，宣传口号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澜沧主要以拉祜族为主，在澜沧县，到处都能看到葫芦标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间传说，一传说就要面临民族是怎么来的问题，比如中华民族是炎帝和黄帝俩人瞎搞出来的，蚩尤想做小三被打跑了，于是就有了中华民族。拉祜族传说他们是从葫芦里诞生出来的，所以葫芦就成了拉祜族的图腾。他们才是真正的葫芦娃。

拉祜族的姑娘都很漂亮，能歌善舞，一路上她们一直唱歌。有一部电影叫《芦笙恋歌》，讲的就是拉祜族阶级斗争的故事。其中的插曲《婚誓》流传至今：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啊永远在我的身旁……

今天，我们从县城出发，到惠民镇的糯干，这里有一个傣族古寨，有几十户人家，聚集在山坳里，这是个世外桃源。这里还有著名的景迈普洱茶，有很多古茶树。到了之后，他们用古普招待我们，茶很好喝，戴方戴少爷本来都扛不住了，打算明天返回北京，喝了几口茶之后，立刻精神百倍，浑身是劲，直想撞树。

但不幸的是，就在我们在寨子里游走时，一家房子突然起火，当时我正在距房子不到30米的地方，一抬头，看见房子在冒烟，我就说：着火啦！旁边的人还说：是在做饭。炊烟都是袅袅的，哪有四处乱窜的。我还没跑到房子跟前，火苗已经从两边窜出来了。这时，人们才想到救火，可是没有水。傣族寨子基本上是由一堆木头搭建的，那可是老房子啊，老房子着火，没救啊。实际上，寨子里有消防栓，但是多年不用，根本拧不开开关，最后还是我们司机拿出扳子、锤子，才把消防栓拧开，等高压水龙头的水喷上去的时候，房子烧的早就只剩下铁架子了，前后不到一刻钟。不幸中的万幸是，这座房子正好在山坡上，距离其他的民宅还有段距离，而且今天没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浓烟散尽之后，一辆警车呼啸而来。怎么感觉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桥段。
（因为没带数据线，所以不能传图片）

当公权力出马的时候，苹果事件的整个性质就变了。它已经不是一场官媒对企业的围剿，而是中国国家权力对苹果的围剿。

北京时间4月1日晚间，美国时间4月1日，西方传统的愚人节上午，苹果CEO蒂姆·库克在苹果官网上发布了一封致中国消费者信，就苹果的售后问题向中国读者致歉。

至此，苹果在一场与中国市场的“战争”中，似乎以完败告终，市值一日之间蒸发129亿美元。不可一世、桀骜不驯的苹果终于在中国人面前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民族主义者可以高呼胜利，“战争”的发动者可以洋洋自得。

不过这件事怎么看，就怎么别扭。

针对苹果的战争，从来就不是什么中国人，甚或是中国消费者对于苹果的战争，充其量是一场中国媒体针对苹果的战争。其实应该更加准确地说，是一场中国官方媒体针对苹果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肇始是备受争议的央视315晚会中曝光了关于苹果中国市场的售后问题。本来，315这么一场闹剧原本已然在央视的自我陶醉和网民的澎湃吐槽中顺利闭幕，各自打马归故乡了。孰料不知好歹的苹果当日却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宣称“我们的团队一直努力超越消费者的期望，并高度重视每一位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

苹果的这一“傲慢”态度刹那间捅了马蜂窝，激怒了权威不容挑战的央视和同仇敌忾的官媒。拢共算起来，官媒一共对苹果发动了四波攻击：第一波是央视315晚会；第二波在苹果的第一次官方回应之后，3月20日和3月22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继续炮轰；第三波在苹果的第二次回应“售后服务标准高且符合中国法规”之后，《人民日报》自3月25日至3月30日连发6篇评论，主旨在“打掉‘无与伦比’的傲慢”；第四波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在3月30日刊发的社论，并且其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高呼“为什么不能质疑苹果”。

不过在我看来，真正有杀伤力的，或者迫使苹果CEO低下他高贵头颅的，倒不是这些官媒声嘶力竭的围剿，而是3月28日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和中国消协表态要求苹果改正，并向中国消费者真诚道歉。

当公权力出马的时候，整个性质就变了。它已经不是一场官媒对企业的围剿，而是中国国家权力对苹果的围剿了。苹果的路向选择至此其实只剩下两条路可选：要么低头，要么出去。苹果2013年一季度业绩显示，大中华区的收入占公司总营收的12.5%。对苹果来说，退出真是一个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了。

对于一个生产销售科技产品、不涉及国家利益、不涉及生命安全的公司而言，以如此雷霆之怒、以如此横扫一切的决心、以如此庞大的规模和密度来进行打击，的确有些令人瞠目结舌。苹果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值得威严同样不可一世的官媒如此盛怒？

《中国青年报》4月2日的社论呼吁勿对此事做政治解读，我也倾向不做政治解读。阴谋论者会认为这是中国官方中的民族主义者、甚或高层授意打击苹果的不合作，或者报复中国产品在美国受到调查。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苹果从来不曾有任何的蛛丝马迹显露其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或者牵涉国防、情报安全。它说白了就是一科技产品甚或时尚产品，纯粹一生意人而已。

那么，苹果究竟招惹了谁？我的看法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苹果近些年来国际市场与中国市场上所向披靡，其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所创造的科技、设计与服务，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创新的旋风，乃至扭转了整个科技产品与设计的风向。苹果在中国市场的呈现，也几乎是中国市场上第一次在科技产品上与世界同步的范例，虽然由于政策限制略有延迟。

对于向来把大刀砍向最有影响的国际公司的央视式消费维权来说，拿看似完美的苹果祭旗，是最能够引发共鸣的了。偏偏不知死的苹果一贯地完美主义地傲慢，于是本来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游戏，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战争。

于是这里涉及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常识论：国民待遇。所谓的国民待遇，指在民事权利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简单地说，你对国内企业咋样，也就对国外企业咋样。这是之前的关贸总协定，现在的WTO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从来不是果粉，苹果手机、iPad只是我的工作工具而已。我也从来不认为苹果是一个完美的产品或者公司，因为任何看起来完美的东西都是可疑的。但是，我也并不认为在库克道歉之前的苹果，其售后服务比起我们民族产品，例如联想、华为、中兴、小米等等有着多么大的亏空。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我们是不是也查查这些产品的服务？

也许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当我们这个国家整个产品制造、销售和服务系统，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牛奶食油、药品饮料等等都在千疮百孔之中的时候，苹果的问题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

也许打击苹果有利于这些官媒自身的利益，那倒多少是说得通的。不过，当媒体涉及到公共利益并且打破国民待遇原则事实歧视外国公司的时候，可以有谁能反过来指控它们歧视呢？

媒体，尤其是当前中国现状下的央视、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乃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也是公权力的一部分。当它们放下身段如此不遗余力地打击并无明确错误的苹果的时候，只能向外界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原来这个国家并没有、至少并不尊重国民待遇。

这种悖逆常识与市场原则的战争，寒着的恐怕不是果粉的心，也不是苹果的心，而是寒着了所有努力在建设这个国家正常市场原则与努力在中国遵纪守法、提高服务的外国公司：只有那些与公权力融为一体的、所谓“本土化”了的公司，才能生存与壮大。

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