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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原文已在微信被删除，文章备份来自乌有之乡网站。

前言

在过去「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激进组织「塔利班」迅速攻城略地，在8月15日进入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2001年的美军入侵二十年后再次掌握全国政权。政府军纷纷投降，而前总统加尼逃亡出境。一个曾经以炸毁巴米扬大佛、鸦片和人口交易、摧残妇女和少数群体权益、甚至禁止唱歌看电影而著名的武装群体的凯旋，在国内外舆论界激起了轩然大波。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内互联网中出现了许多给塔利班辩护、甚至支持塔利班的声音。一个著名典型如下：

在展开论述前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明白，现实政治的需求使得中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和塔利班进行接触、谈判，甚至在未来承认其为合法政权。同时，国际法中的「不干涉原则」也必须纳入道德顾虑中。此刻也很难预见塔利班在2021年夺得政权后，在施政上是否会和二十年前有所不同。同时，可以想见，许多阿富汗平民也希望看见秩序和和平的回归，无论在谁治下。但是，即使考虑到此类因素与顾虑，许多支持塔利班的论点在逻辑和论据上仍是有着重大错误和漏洞的。

「人民的选择」

一个经常出现的论点是：「塔利班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他们的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阿富汗政府完全不得民心、并且贪污腐败、没有真正改善阿富汗人民生活的能力。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属实——阿富汗政府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现象非常严重，许多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根据Global Risk Profile 2020年的腐败指数报告，阿富汗位列世界最腐败国家之列[2]：

相比之下，美国人类学家Scott Atran则论证道，在塔利班所控制的许多乡村地区，塔利班能够提供旧政府所无法提供的基本的治安和稳定，并且「阻止了广泛的强奸和掠夺行为」。[3]同时，另一个较少有人提及的「获得群众欢迎」的因素是，塔利班自从九十年代以来就支持、保护许多普什图农民的鸦片种植和贸易——这比起种植粮食来说盈利的多，并且对很多灌溉系统被战火摧毁的社区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罂粟交易因此也成了塔利班最大的盈利来源）。[4] 因此，「塔利班在许多地区比政府有着更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这能够说明塔利班真正代表了「人民」的选择吗？我们来看如下这一个论点：

首先，网民批评、控诉塔利班显然不属于「干涉他国内政」——如果是的话，中国网民早已将美国内政干涉了个干净彻底。「干涉内政」一定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行为，和个人无关。

比上述纠结更为重要的是对「人民的选择」的讨论。塔利班的胜利似乎很符合许多人关于「人民战争」的印象：来自农村的草根游击队员打倒了盘踞城市的由外国支持的政府，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人民选择」这个说法或许有隐藏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分别思考「人民」、「选择」两个词中暗含的意义，并在文章最后探讨其中矛盾之处。

关于「人民」

那么，什么是「阿富汗人民」中的这个「人民」？

我们可以从常见的用语中区分出三种关于「人民」的理解：

第一种是主权国家之中的公民全体，他们制定并遵从宪法的制度；

第二种则是在「民族叙事」之下，人民指代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忠诚的）成员的总体。「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等口号之中，「人民」便属于此类用法；

第三种用法则带有强烈的近代中国特色——具体划分方法较为模糊，但是在一般的意象中指代在社会中从事生产工作的成员的总体。[5]一个例子是：「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第二三种解释共通的隐含意义须在一种「反抗叙事」中加以阐述，这两种「人民」的概念设定了某个与「人民」对立的群体，比如「统治阶级」或者「民族叛徒」，是既定秩序的维护者，而人民作为具有创造性的挑战性力量和打破既定秩序的潜力，势必清扫这些「人民的敌人」。

我们发现，第二种和第三种用法的混合产物，是（在对塔利班的讨论中）最为常见的，我们在本文中也会以此为基础。首先，阿富汗很难说有一个「宪法之下的共同体」存在，因此第一种理解无法契合实际情况；其次，在一般讨论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许多言论将一些阿富汗群体「开除出人民行列」：比如试图在喀布尔机场逃离的群众，就被污蔑为「走狗」——他们既被看作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又看作和美国合作的「民族叛徒」，因此许多网民不再视之为「阿富汗人民」的一分子。

当然，这种（伪）阶级分类法有着很大的问题——因为「开除出人民行列」的评判标准是非常模糊的。因此，它往往变成以政治态度为准绳、强烈主观的判断，因此实际上和「阶级」的关系并没有声称的那么紧密。比如，许多人将旧政府的支持者、或从旧政权之下受到保护的人，统统称为「阿奸」、「叛徒」或者其他种类的「非人民」。当然，这些人确实会比塔利班的支持者更加「世俗化」、「亲美」，更有可能住在城市、收入更高；但是，他们具体的行业或收入并非许多是他们被网民「除人民籍」的必要因素。对他们对指责和控告基本只是在预设其政治立场。因此，塔利班自然就变成了「人民的选择」——不选择他们的人都已经不再是「人民」了。

这种「除籍」过程不仅是个逻辑循环，而且在实证上也站不住脚，更消解了和难民的共情。如下言论完美地体现了上述的两种「除人民籍」是如何融合的：

图中言论的问题在于，想要逃离喀布尔、想要逃离塔利班统治的人，就一定是这类「上层阶级精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害怕塔利班的统治——塔利班是一个逊尼派、由普什图人主导的组织，而普什图人在阿富汗所有人口里也仅占45%左右。比如，生活在巴米扬地区附近的什叶派的哈扎拉人（Hazara），就一直和塔利班有着极为紧张的关系。而其他的民族，比如塔吉克人或者乌兹别克人之中，也有许多人非常恐惧塔利班（尽管塔利班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招募这些群体的成员）。[6]这些人并非大富大贵——在塔利班攻占喀布尔之前，喀布尔早已挤满了来自各个省份的难民，许多人不得不留宿在街头和公园里。[7]而喀布尔市民中，许多人对当年塔利班在喀布尔施加严酷禁令、随意处决、撤销基本公共服务的行为也记忆犹新。这些人中能算得上精英的人屈指可数，甚至有些已是一贫如洗。下图是几天前许多阿富汗民众穿越巴基斯坦陆路边境时的景象：

至于真正的精英，他们确实也跑了，但完全不至于如此狼狈。当许多人衣不蔽体地徒步逃离或把自己绑在飞机上时，阿富汗总统加尼的侄子采取了一种更为「优雅」的方式——乘坐私人飞机离开。[8]

这也表明了，同一的、带有主体性质的「阿富汗人民」（对立于「阿富汗精英」）只是一种幻想——这样宏大的叙事忽略了许多区域的、本地化的冲突和权力运作结构，完全不符合纷繁复杂的实情。

这样的「伪人民叙事」，是将中国历史中的某个固定话语范式强行套用在阿富汗的语境之下，削足适履的产物。比如，许多人将逃离喀布尔的人、以及阿富汗旧政府，称为「买办资产阶级」（显然是在「人民」范畴之外的），不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

那么请问，美帝能够通过这些阿富汗买办窃取、剥削到什么样的财富呢？阿富汗消化美国商品的能力屈指可数，阿富汗的矿藏也未经开发。相反，阿富汗政府四分之三的财政收入来自国际捐助，而美国还额外支付整个阿富汗军队的军费。[9]统计显示，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花费了约1400亿美元用于援助阿富汗——这还不算驻阿美军的消费对当地经济的拉动。[10]当然，此处并不在为旧政府或美军辩护：由于政府的腐败和低效，这类援助的很大部分被贪污或浪费了，并使得政府更加软弱、倾向寻租[11]；而且，美军的驻扎和许多鲁莽的军事行动也加剧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阻碍了和平进程。关于对美政策的严厉批评，可以阅读Astri Suhrke所著的《When More is Less》一书。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美国从这一「投资」中获得的利益屈指可数，阿富汗是个使得「宗主国」倒贴无数金钱的「无底洞」。因此，不是外国在不断掠夺阿富汗的财富，而是阿富汗的许多经济项目和无数普通阿富汗人的生计都依赖于外来援助的巨款。

更上一层楼的是，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警告说，阿富汗的粮食短缺正在急剧恶化，很可能酿成人道主义灾难——而粮食一直是国际援助的重要部分。[12]塔利班掌权必将带来国际援助的大规模减少，使得粮食更加紧缺。面临饥荒折磨的普通阿富汗人会不会认为塔利班夺权将带来巨大风险？有能力和运气逃跑的普通人，有多少会不选择逃跑？

美国在阿富汗饱受诟病的政策，不代表想要离开的人一定参与了美军和前政府的恶行、或者是既得利益的「买办」；许多中文网络中的塔利班支持者很可能忘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不具体研究当地情况的情况下，强行把局势发展塞入自己大脑中固定的「思考范式」之中，难道不是一种新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吗？

因此，这种强行使用中国历史的范畴创造出来的关于「人民『和』人民敌人」的想象，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阿富汗人民」是谁，仍是一个需要在下文探讨的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得以进一步分析「人民的选择」中的「选择」所包含的意义。既然「阿富汗人民」这个概念用在这里漏洞百出，一个问题便呼之欲出：「谁选择了塔利班？」我们不能够含糊其辞地说：「历史选择了塔利班」；历史本身没有意志，无法进行选择，这仅仅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修辞手法。那究竟是哪些现实中的行动主体「选择」了塔利班，这种「选择」又是什么样的？而怎样做出的「选择」才是好的、真正有代表性的？

十分常见的说法是：「许多支持塔利班的人实际上是从小受到了愚弄和蛊惑，相信了塔利班的空头支票。因此，他们的’选择’实际上并不真正代表其自身的利益，是被蒙骗的。」这段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塔利班一贯把阿富汗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推到「异教徒境外侵略者势力」身上，而长期受到这类煽动影响的人很难真正做出好的「选择」。但是，本文不会过度强调这一点，因为「什么是『虚假意识』」的论点本身较为主观、会有不尊重他人自主性的嫌疑。我们仍然需要从其他的角度来阐述这种「选择」的问题所在。

一个政治势力要取得胜利，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内战，总需要得到许多团体和个人的支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支持」是在怎样的规则下转化为政治力量，而这些规则是否能够恰当反映出人民的意愿，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人民在哪种情况下做出「选择」，是值得赞许的，并使得这个被支持的政治势力得到道义上的合法性的呢？

很多人都能直觉认识到，提供形式的选择并不一定代表存在着一个实质的选择。一个比方是，当一个劫匪拿着刀问受害者是「要钱还是要命」、或者小学老师说「你来上黑板答题好吗？」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对方有什么真正的「选择」，虽然他们确实有着一个「选择」的表面形式。

那么，把这个简单的道理放在革命或者内战的环境下，会得出怎样的推论？内战中，「公平普选」等严格意义上的「选择」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得着重考虑，某个势力究竟是通过把个体从旧有的、压制性甚至压迫性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并且使他们能够相对平等地掌控和监督权力运行来获取支持，还是依托着压迫性的、威权的结构来取得权力。如果我们不注重上述问题，那么所谓的「人民的选择」很可能实际上是「人民没得选择的选择」，或是「地方实权派」的选择。

在这类框架中，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以非常不平等的方式分配在个体中。毫无权力者可能会给予这类组织一定程度上的默许、甚至合作和参与。比如，许多阿富汗普什图族底层部落民众会给塔利班纳税、寻求他们的保护。但是，他们的这种「合作」不能证明他们做出了真正「选择」，因为这种选择的背景或许是来自传统部落结构的压力，又或许是绝望、走投无路以及塔利班可能的武力威胁。

一个组织表面上获得的「支持」、以及它能够动员起来的政治势力和人数的多寡，并不能直接决定它是否「更好」，更能够反映「人民的意愿或利益」。有时，通过动员许多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及通过压制许多人的政治参与，一个组织能够获得很强的政治力量。但是，在判断某个组织是否反映「人民的意志」时，必须考虑到以下问题：「社会中是否有哪类成员比起其他成员有着大得多的政治影响力？」「这一组织和群众之间有哪些中间人？他们怎么运用权力来掌握群众？」等等。只考虑这一组织取得的政治力量大小，或是它的战士平均是穷是富，都无法直接判定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那么回到塔利班，他们是如何获得支持的呢？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同时从教权和宗族方向入手，来鼓动阿富汗境内最为庞大的普什图族的支持。塔利班的领袖（多是普什图人）和许多特定的普什图部落领袖都有着宗族或者姻亲联系。[13]同时，苏联入侵后对普什图世俗长老权威的摧毁，使得后苏联时代受过宗教教育的宗教领袖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权力——宗教教育需要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和教法，因此他们多数也来自较为富有的乡村家庭。这些人也是塔利班的紧密盟友。[14]因此，塔利班很容易就能通过宗族和教权的制度来进行动员，而这些有着强烈阶级化和威权化的制度很难说能够平等地反映一般无权民众的意愿和偏好。

而从民族角度来讲，塔利班得到多数人民「选择」的观点也说不通。直到近五年，塔利班的主要活动区也仅仅是在南方普什图区域（普什图人占人口不到一半），在其他民族区域（北方）获得的支持十分微弱。即使是近期在阿富汗的高歌猛进，也主要归功于腐败透顶的政府军的自行崩溃，而不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北方享有的民众支持。许多本地军阀在和政府离心离德的情况下选择默许塔利班胜利，甚至自己加入塔利班以换取安全。[15]而许多被抛弃的民众只好逃亡喀布尔露宿街头，或者留下来听天由命。因此，塔利班在相关区域的掌权能并不一定能反映这些群体的意愿。

同时，一个经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普什图部落传统中女性的政治和社会选择权是非常低的。一位阿富汗裔研究者评论道，男性在家庭中享有权威和决策权，而僵化的性别角色使得女性在公共领域几乎扮演不了什么角色[16]。普什图「人民」中的整整一半的发言权和「选择」被边缘化、被无视了。少数的部族领袖握有比普通部族男性大得多的权力，而男性又握有比普通女性大得多的权力。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案例是：Asia Foundation今年年初的一份阿富汗民调显示，女性公民对塔利班参政的联合政府有着比男性同胞大得多的顾虑和恐惧[17]：

无论是前政府方面还是塔利班方面，执政者和参与谈判的代表团中，女性的声音寥寥无几，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在前政府中至少还有一些女性成员，而塔利班领导层则清一色是男性。一个把「人民」中的整整半数不由分说排除出政治议程的组织，最后竟然被称作是「人民的选择」，使人不禁怀疑，在中国各色「塔利班人民的老朋友」的心目中，女性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二等人民」。

除此之外，塔利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国际宗教保守势力的捐助和支持，特别是来自海湾国家的组织，甚至沙特阿拉伯官方[18]；巴基斯坦宗教势力给塔利班提供训练、资金和交通，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19]在阿富汗作战的塔利班部队中，有许多来自基地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极端组织的成员，许多人来自中亚、车臣等地区。[20]没有这些阴暗的国际联系，塔利班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塔利班的胜利与其说是仰赖于「广大」人民的支持，不如说是他们有限的支持者非常坚定，而他们的敌人则在军事和政治上非常涣散。阿富汗人中的大多数并无能力干预发生的政治事件、也并没有对塔利班有主动的向往。是战争的结果强加于他们之上，而许多人只能在混乱的局势中寻找一种可以带来安全的选项，无论是和塔利班合作，还是冒险逃离这个国家。

那么，按照中国一贯的政治术语，对一个依靠宗族势力和教权、男权结构来发动支持者，靠暴力威慑潜在的不合作者，并且靠着贩毒网络和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来获取资金的组织，能够被称为什么呢？只能说是实至名归的「反动派」。我们确实可以说阿富汗旧政府是「失道寡助」，但塔利班绝对称不上是「人民的选择」。

某些人或许会说，自己愿意承认这类依托压迫性结构取得胜利的组织的合法性——这种观点可以从一个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论述，或者从一个「谋求和平稳定」的角度来考虑。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它确实是一个融贯的政治态度，但是，采用这类逻辑的人需要认识到，这种逻辑和「人民」观念是不相容的。根据前文中对「人民」概念的描述，「人民」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它指的要么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平等个体的集合，要么是社会中的劳动阶级平等个体的集合。也就是说，无论「人民」这个概念的外延如何（也就是「人民」包含或排除了哪些人），它作为政治决断的主体，内部的每个个体都应当是平等的，应当享有同等话语权和决断权。但是我们看到，塔利班从中汲取政治力量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却完全和「平等」是背道而驰的。

结语

如果承认「塔利班是人民的选择」，就会出现一个两难的境况：

一种情况是，认同教权和宗族首脑（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是「人民领袖」，是代表了「人民的声音」（如此类推，建国前中国的会道门教主、宗族头目、青帮大佬等人物也可以被称为「人民领袖」）；而被边缘化和忽略的女性和其他民族（即使是穷人）占有较低的话语权则是活该。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另一种情况是，承认「反动派」（也就是依托压迫性结构取得胜利的组织）也可以是「人民的选择」，而不去考虑到底谁在通过什么方式进行选择，或者普通百姓在哪种条件下选择。由于「反动派」依托并巩固了压迫性、阶层性的社会结构来获得权力，因此「人民」的内部不同成员的平等就不可能存在——在连最基本的平等都缺位时，我们甚至可以说「人民」本身都无法形成。那么，「人民的选择」这个词就会丧失其「道义优越性」，而沦为「在某个（可能是反动或专制的）社会中以任何方式最终组织起最大政治势力的、获得胜利的那个团体」的代名词。简单来说，就是「赢家」。

因此，根据上述这种想法继续推理，就能得出如下推论：一个势力之所以「应该赢」，就是因为它是「人民的选择」。那怎么判断这个势力是「人民的选择」呢？因为它组织更高效、更能驾驭一个地区现存的各类（可能是「反动」的）社会结构、因此更能「赢」。归根结底，真是一个完美的结构：一个组织最有能力赢，所以它就该赢，所以它赢就是正当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因此也是「进步」的。

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几经扭曲之后，居然能够为最为传统的「成王败寇主义」和利益优先的现实政治作辩护，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以列宁的一句引言结尾。虽然塔利班实际上通过鸦片、矿产贩卖，实际上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已经紧密连接，但是这一句话仍然对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实则却是「秩序党人」的群体却非常适用：

我们应当支持的不是任何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并不支持反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义。 ——《列宁全集》第28卷

感谢茶包、CC、LHY和Flùr na h-Alba的宝贵帮助！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orruption/Corruption\_Afghanistan\_2013.pdf

[2] risk-indexes.com/wp-content/uploads/2020/11/Brochure_GCI_EN_2020.pdf

[3] 斯科特·阿特兰。 荣誉问题：塔利班为何而战以及如何应对。 亚洲社会科学杂志，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0 年，38，第 341-361 页。

[4] 参见Ahmed Rashid所著的《Taliban》第九章；塔利班曾于2000年禁止过罂粟种植，但之后撤销了这一决定。

[5] 比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06/15/ethnic-minorities-are-fueling-the-talibans-expansion-in-afghanistan/

[7] https://nypost.com/2021/08/13/taliban-capture-three-more-provincial-capitals-in-afghanistan/

[8]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9890579/Let-flee-begs-Afghanistans-neighbours-borders-open-people-flee-Taliban.html

[9]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4/world/asia/afghanistan-us-aid-cut.html

[10] https://www.sigar.mil/pdf/quarterlyreports/2021-01-30qr.pdf

(因原文被删，剩余内容不可见)

 

6月30日清晨，佳蓝·巴泽旺从家里出来，准备开上朋友的Jeep，带弟弟去喀布尔市中心的银行办事。

不远处大道上的几辆警车吸引了他的目光，几名警察和政府情报机构人员围聚在一起，商量事情。

“昨晚11点多，塔利班枪杀了一名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人员。”一些市民在窃窃私语，佳蓝听到后，没想太多，开车走了。

当我惊讶于佳蓝的淡定，他反问：“太常见了，肯定是塔利班做的，我们普通居民哪有武器？”

2021年的喀布尔，市区车流量很大

自4月底，拜登宣布撤回驻阿富汗美军后，塔利班的炸弹袭击势头愈发猛烈，佳蓝已经很久不出远门了，活动范围仅限于家附近。

据阿富汗军方和情报部门，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正在全国104个地区作战，比去年同期增加7%。

据阿富汗黎明新闻频道报道，在巴格兰、赫尔曼德、昆都士、坎大哈和拉格曼五省，战斗日益激烈，超过8000个家庭逃离家园。

“前两个月情况非常不好，每天至少3-4起爆炸。西方撤军后，很多其他城市的人，也搬到了首都喀布尔。那段时间，我几乎不出门，只在家附近的小花园遛狗。”为了找点乐趣，佳蓝还养了十来只鹦鹉和一只小白狗。

佳蓝养的鹦鹉们

1991年出生的佳蓝，是一名阿富汗普什图族青年，他从本科起就来到中国，求学10年，目前还是浙江大学世界史专业在读博士。

不过，2020年1月底，由于签证到期和新冠疫情，佳蓝被迫回到阿富汗首都的家中后，就一直在待在喀布尔了。

他们一家12口住在阿富汗喀布尔一栋2层高的房子里，位于喀布尔市12区，离最繁华的市中心仅8公里。从他卧室向外望去，能看见街头熙攘的人群与白色、黄色的小包车。

天气好时，远处矮山上的彩色房子清晰可见。

塔利班爆炸对他的生活还有另一个影响——家里经常停电了，网络信号也不好。我给佳蓝打电话期间，断了4次网。

“快1个月了，每天只有晚上来4-5小时的电，我就赶紧把充电宝充好。网络信号好的时候，才有3G/4G网。”佳蓝抱怨了几句，“网费特别贵，一个月要收50美金。”

阿富汗的电多是从邻国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电力管道在阿富汗北部，这些地方多属于塔利班控制区，爆炸频发，基础设施常出故障。

佳蓝一家人在用餐，对面的小男孩是他的侄子

其实，佳蓝对阿富汗的暗杀、爆炸、自杀袭击见怪不怪。反而是早上开车出门，他被警察盘问的几句，才让他无语：“警察问我，车是哪来的？去哪？他们就是觉得，我用不上贵一点的车，怀疑我的车来路不明。”

困在喀布尔

“我是不怕出门，只是怕妈妈担心，才不出门。毕竟在阿富汗，你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疫情归家后，佳蓝出门只要超过一个小时，妈妈就会打好几次电话。

“你在哪？和谁一起？什么时候回来？你现在在做什么？”母亲焦灼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佳蓝有时觉得妈妈啰嗦。

佳蓝和妈妈

去年6月，佳蓝一家都感染了新冠肺炎。

10天后，佳蓝自愈了，最近还打了新冠疫苗，他觉得可以出门了，“我们早对疫情麻木了，毕竟这里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中。”

佳蓝出门时，他还是很谨慎。在阿富汗街头，抢手机、钱包的小偷不少见。直到2020年，47.3%的阿富汗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你不给他，他就会拿刀捅你，弟弟就遇到过很多次。”

2021年6月，佳蓝拍到喀布尔街头，一位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拾荒

外界眼中，阿富汗是一个深陷战乱的失败国家。

每一天，广播、电视以及网络上一遍一遍地播着类似的负面新闻，暴力、破坏、腐败不绝于耳。

“我不想看新闻，早上打开电视就是，中午吃饭也是，我不想看。”佳蓝觉得有些是假新闻、有些是刻意散布恐怖情绪。

就算不打开电视，他也逃不掉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新闻推送。

“最近几周，喀布尔每天只会发生一次爆炸，都很小，但阿富汗其他地方，每天会出现自杀式爆炸。”

美国和北约陆续撤军后，最让佳蓝震惊的是5月8日喀布尔女校的爆炸案。当天下午4点，放学时分，喀布尔以西的达斯特巴期，塔利班在一所哈扎拉族女子高中附近发起了3次爆炸，数字很残忍——69人死亡，165人受伤。国际社会的指责扑面而来。

5月8日，喀布尔爆炸案后，现场遗落着遇难者的书本。 图源：CFP

“这个学校离我们家很远，基本上去世的都是哈扎拉人，除了心疼去世学生外，我最担心的是民族矛盾在激化。”作为一个普什图族青年，佳蓝很欣赏哈扎拉人的聪明与勤劳，他对爆炸无能为力。“没有原因，塔利班经常这样做。塔利班大多是普什图人，很多西方媒体会拿做文章。”

首都喀布尔在阿富汗政府军的控制下，享受着偏于一隅的宁静。每逢阿富汗周末的礼拜五，首都的人们常穿着传统服饰，前往巴扎采购；穆斯林们仍跑去清真寺祈祷。

2021年7月1日，年轻人在喀布尔街头跑步。 图源：AFP

但在其他政府疏于管理的落后省份，塔利班掠地严重，爆炸在继续，保守的伊斯兰社会仍在扩张。据Longwar journal网站称，自5月1日以来，美国和北约军队撤离后，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控制区域从73个上升到106个。

像是南部坎大哈、西部赫拉特、北部巴尔赫扎等地区，塔利班像一只伺机而动的狮子，环顾四周，等待着政府军的空档。

“无辜的小孩、年轻人死了，心里很难受，你甚至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死去。国家想统一，每个人却还是想要权力，这个权力为何如此残酷？”佳蓝语速飞快， “同一个家族的俩兄弟，为了生存，一个参加阿富汗政府军，一个是塔利班，他们同一个父母的孩子，却是敌对的双方。”

流动的童年

人生前10年，佳蓝一直生活在塔利班控制的村庄，也是他的老家——阿富汗南部楠格哈尔省辛瓦里阿钦区。

去年10月，在一次塔利班轰炸中，佳蓝老家的堂弟和好几位亲戚也遇难了。现在，佳蓝甚至不愿谈论苦痛的童年岁月：在尘土飞扬的上学路上，每当他光着脚丫路过同学家门口，这些同学叫嚷着、拿手指着他说：“穆斯林的敌人！”

14岁的佳蓝

1990年代末，爸爸带佳蓝和哥哥走了很远的山路，来到一所德国NGO出资建造学校，它成了佳蓝的小学。

和阿富汗其他学校一样，晨读要诵读1小时《古兰经》。

入学第一天早上，作为新生的佳蓝没有书，也没有课桌，只能和同桌合看一本《古兰经》。可却被检查晨读的阿訇发现了。

“因为没有《古兰经》，他把我拽起来，一直用脚踢我，不听我解释。”佳蓝还记得耳边是全班同学的笑声，或许有几位好心同学告诉阿訇，佳蓝是新生，但阿訇没有理会。

彼时，佳蓝脑子里回荡的只有一句话：你信仰的是一个追求和平的宗教，为什么还要一直打我。

最近，佳蓝在喀布尔巴扎上，拍了一张蓝眼睛的男孩

“班长是另一个阿訇的孩子，冷战刚结束，他们看我眼睛是蓝绿色的，就会说‘你是苏联的后代，你是穆罕默德的敌人！’”因此，佳蓝小时候特别讨厌自己的蓝绿色眼睛。

佳蓝爸爸是1978年-1987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时期的军官，但苏联撤出、冷战结束，爸爸退伍。作为军人家庭的光环不在，妈妈靠为他人缝衣服补贴家用，甚至遭到了外界的排挤。

2017年，佳蓝（中）回到塔利班控制的老家，和长辈们合照2017年，佳蓝回楠格哈尔省辛瓦里阿钦区，拍的小山丘

“别的国家的90后生活都很富裕，我的童年没有好吃的、没有玩具、没有新衣服。”佳蓝小学时很内向，不爱说话，怕同学嘲笑没鞋穿，就中途进教室；下课时，大家坐在土地上玩，他就跑过去，穿会儿别人的鞋子。

比贫穷更痛苦的是极端保守的伊斯兰社会，这种保守思潮常年萦绕在佳蓝身边。

他的童年几乎是在塔利班监视下度过。小学《古兰经》朗读比赛上，塔利班的地方领导常来观摩。村子里，检查败德行为的伊斯兰特殊宗教警察穆塔韦（Ma'ruf）在路上巡逻。

伊斯兰宗教警察穆塔韦 图源：网络

“他们时不时回来检查，看看谁在听音乐？谁去了party？谁不去清真寺祷告？谁的胡子是短的？”佳蓝烦透了这种生活，如果有年轻人不服从，就会被打、被羞辱。

在1979年到2002年之间，阿富汗政权几经更迭，政治意识形态蔓延到教育中。

他小时候常在数学书上看到这样的问题：如果2个圣战者需要 1000 颗子弹，那么 3000 个圣战者需要多少颗子弹？

在莫斯科读过大学的叔叔曾告诫他，“快把你的课本烧了！”

冷战后的普什图语/达利语教材上，会出现刀等暴力武器，教材多在西方援助国支持下发行。

回头看，作为昔日南亚辉煌大国的阿富汗，外部面对大国干预，内部裹挟在恐怖主义和地方部落利益之中，想要追求现代化的城市精英，无法面对国内保守主义宗教思潮。

在过去40年间，阿富汗饱受战争困扰。阿富汗人拼命地为生存而挣扎，为了支撑孩子和家人的生活，他们常常置身海外、找到工作，远离危险。

佳蓝舅舅就是这样一批人，早年为了生计，在英国待了20余年。

2001年末，美国进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后，佳蓝的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逃离了没有娱乐生活的、极端保守的伊斯兰社会。

2008年，在巴勒斯坦白沙瓦中学念书的佳蓝

2002年舅舅从英国回来，带着佳蓝和哥哥到巴基斯坦，从塔利班统治的阿钦区小村，跨过若有似无的杜兰线，就是巴基斯坦北部城市白沙瓦，这里居住着大量的普什图人。佳蓝和哥哥在这里完成了中学。

“巴基斯坦生活差别不大，新中学是阿富汗人建的，我老家和巴基斯坦生活的城市就之隔一条杜兰线，阿富汗战争后，很多人逃到这里，”在这里，佳蓝第一次去了大型超市、游乐园，见识更多后，他的性格也逐渐开朗了。

后来，待到2014年卡尔扎伊政府下台，由于领土争端，白沙瓦市发生过多起恐怖袭击，巴基斯坦政府开始驱赶国内的阿富汗人，佳蓝一家搬去了喀布尔现在的家。那时，佳蓝已经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了。

2021年6月19日，巴基斯坦白沙瓦，阿富汗难民仍在当地生活。 图源：CFP

漂在中国

佳蓝告诉我，来中国读书是机缘巧合。本想去英国的他，雅思都考完了，可签证没办下来，舅舅建议申请中国的学校。

“90年代的阿富汗，没有电视，我对中国的印象来自于别人的口中。我的印象就是：中国人啥都能吃。” 佳蓝笑着说。

2012年，在留学机构帮助下，佳蓝拿到了深圳大学的本科offer，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也是深圳大学录取的第一个阿富汗学生。

喀布什、迪拜、北京、深圳，这是他第一次飞中国的路线，也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去国外。以前在巴基斯坦读书，两国语言、文化生活相似，绵延2430公里的杜兰线一直是条若有似无的东西交界，两国间丝毫没有异国感。

“刚到中国，可丢人了。”佳蓝常跟人讲起第一次来中国的囧事。

2011年底，佳蓝准备去深圳大学前的样子

那年夏天，佳蓝一句中文还不会说。晚上8点，他从深圳宝安机场出来，准备打了出租车，想要去深圳大学。

谁知道，司机一句英文也不会。手机没装中国的电话卡，没有网络、没有翻译软件、没有同伴。路过的保安也不会英文。

俩人在机场停车场，原地耗了1个多小时。无奈之下，司机开到高速收费站，可售票员也不会英语，佳蓝急得“哇”一下哭了。

“实在没办法，我一把夺过司机的手机，给我阿富汗的朋友打电话，他们懂点中文。接连打了好几个朋友的电话，终于有个人接了。”

朋友用中文告诉司机：去深圳大学旁边的宾馆。

兜兜转转，晚上10点，佳蓝才到了住的地方。深夜，服务员给饿了30个小时的他，送来了一碗白米饭，一点蔬菜。

望着从未见过的米饭，佳蓝又一个电话打到了前台，“有没有馕饼？”这是阿富汗的主食，可中国人不太知道。

2014年，佳蓝（右一）在深圳大学读书时，和同学在餐厅聚会。

想起这些乌龙，佳蓝现在还是哭笑不得。刚去时，自己连KFC、McDonald's都找不到。后来，他认识了一些乌克兰、俄罗斯同学，相约去了俄式、印式餐厅，饮食上也渐渐适应了。

一个阿富汗面孔，在中国常被另眼看待，这种场景也在佳蓝课堂上出现过。本科有位教授上课时，总是含沙射影地说，伊斯兰社会如何保守与极端，时不时还望向佳蓝那一排的留学生。

“几次后，我忍不住了。直接举手说：老师，不是每一个伊斯兰都很极端。”课下，佳蓝还跑到教授办公室，给他讲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尽管我不喜欢保守的伊斯兰社会，可他的认识是错误的，我还是会纠正他。”

2019年，佳蓝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阿富汗驻华大使馆庆祝阿富汗独立100周年系列活动。

这些年里，他也交往过两任中国女友，最后都分手了。

“第一个女朋友是广东人，父亲不让找外国人；第二个女朋友去欧洲留学，异地就分手了。”如今，佳蓝快30岁了，在年轻人普遍早婚的阿富汗，时常被妈妈催婚，可他却不以为然：“自己没想明白，结婚是为了什么？亲戚朋友说就说吧！”

2019年6月，佳蓝的南京大学硕士毕业照

尽管经历了语言、文化、饮食等多方面的不适，跌跌撞撞，佳蓝还读到了博士，主修国际关系，从深圳大学到南京大学，再到浙江大学。10年间，他从一个小白，也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

“没有工作适合我”

佳蓝原计划读完博士、留在中国，却被迫从杭州回到喀布尔的家中，转眼已经一年半了。

他想在喀布尔找份体面工作，却屡屡碰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阿富汗仍有超过1000万名青年和成年人是文盲。像佳蓝这样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6种语言、读到博士的阿富汗青年，凤毛麟角。

前段时间，佳蓝同一位阿富汗外交部官员聊天，这人在外交部做文职工作。

官员悄悄告诉他：“中国要向阿富汗派维和部队了。”

佳蓝很疑惑：“消息哪来的？”对方回，“从一个报纸上看到的。”

佳蓝傻眼了，开始愤懑不平。“为什么有的人，稍微有个现任议员引荐，就能去阿富汗外交部工作了？而我这种高学历，专门研究中国和阿富汗关系的人，还找不到工作。”他的语调高了起来，情绪过于激动，语速过快，也因此说中文时，主谓宾使用稍显混乱。

2021年，喀布尔城市远景。 图源：AFP

政府进不去，佳蓝转向高校，谋求教职。

两周前，喀布尔一所名为Mustaqb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的私立高校打来电话，愿意提供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岗位，待遇是每月2万阿富汗币（折合人民币1600元），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8点，每周9堂课，一堂90分钟。

可在这个岗位的面试中，他又一次意识到，自己与保守的阿富汗社会格格不入。

几天前，通过了笔试面试的佳蓝，准备了一份有关中国与阿富汗关系的PPT，作为试讲内容。他走进教室，聊了几句，正准备打开PPT，一位面试官说，“好了，你被录用了！”

可佳蓝心里泛起嘀咕：怎么还没试讲，就录取了？

“这时，我就继续讲起了PPT的内容，可没讲几句，就被面试官叫停了。”佳蓝的PPT里涉及了阿富汗当代史。

事实上，为了促进单一国家认同，在现下阿富汗历史教育中，历史教材中的内容只讲到1973年，没有提及抗苏战争、穆斯林游击队、塔利班或美军入侵等。佳蓝口中的历史，正是40年来，阿富汗当代史中极具争议的部分。

“我口中的历史，与这所学校推崇的伊斯兰教历史观相悖，他们就不让我讲了。”当时佳蓝开始争辩，“为什么不让我讲历史？这对阿富汗非常重要。”

“好了老师，你刚刚进来的聊天，已经足以展示你的学识了。”一位年轻老师帮着打圆场。

但佳蓝不服，固执地继续讲，在座年长的教授开始与佳蓝争执。吵着吵着，教职也黄了。

“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他们为什么拿宗教问题质问我？”想到这里佳蓝的火又上来了，他向我抱怨，“这里的人根本没有批判思维！”

事后，佳蓝朋友告诉他：你的观点与他们不符，你在中国接受过教育，思维太批判了。

2020年底，佳蓝和几位老朋友在喀布什见面

缺乏共同语言，他很少跟以前的朋友交流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不喜欢这个保守的社会，有些话说了会吵起来，时间长了，我已经学会了不说话。”佳蓝觉得与其和朋友出去，不如一个人在家里待着看看书和论文，“如果回不到中国，还是要继续到别的高校面试。”

局势是灰暗的，阿富汗是彩色的

眼下，面对美国和北约撤军，西方媒体普遍观点是，塔利班正处于2001年以来最强盛的时期。美国情报界预计，阿富汗政府可能会在撤军后的6个月垮台。

可佳蓝和大部分阿富汗青年不相信政府会迅速垮台，“塔利班最近死伤不少，甚至从巴基斯坦招募圣战分子。目前，塔利班只是到处袭击，炸公路等公共设施，他们不具备任何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占领完就跑走了。之后阿富汗政府军又会过来。”

一边说着，佳蓝一边翻出了几条“塔利班反扑”英美新闻，他看来是控制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在过度渲染恐怖气氛，“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说，塔利班6个月就能推翻政权。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假新闻。”

网友戏称，BBC正在报道“塔利班占领火星”的新闻，附上了恶搞图片。

6月25日前后，一些阿富汗年轻人在Twitter发起了抵制BBC普什图语频道“假新闻”的运动，他们打出#BBCSupportsTalibanInAfg标签，持反对意见的推文层出不穷：

“BBC是恶魔，我讨厌在BBC上班的所有人。”

“据@bbcpashto，塔利班已经占领了火星，他们正准备占领金星、海王星、木星等。”

“40年了，为了推翻阿富汗合法政权，BBC一直扮演着恐怖分子的情报机构和支持者。”

年轻人在推文给BBC画上红叉，并且取消关注了@bbcpashto。24小时内，BBC普什图语账号失去了5万粉丝。

网友取关BBC Pashto

身在相对安全的喀布尔，佳蓝看来，塔利班掠地没有那么可怕，“由于阿富汗政府军的策略不得人心，民众也不愿意屈服于塔利班统治，已经开始自发反抗塔利班了。”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阿富汗议员曾向《华盛顿邮报》表示：“人们正在动员起来支持政府军。倘若政府崩溃，人民将奋起反抗。”

6月23日，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民兵参加集会。 图源：CFP

6月25日，阿富汗总统加尼访美，拜登委婉地承诺，在美军撤离阿富汗后，美国将继续致力于阿富汗的和平与发展，但表示经过近20年的战争，阿富汗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过，在佳蓝看来，加尼是只有网友支持的“Facebook总统”，他现任政府在美国和塔利班谈判中毫无话语权。他愤愤地说：“一个总统的根源要在这个国家，比如他的孩子。可加尼的一儿一女都是美国身份，如果他的孩子都不在阿富汗，那这个人怎么能说，是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呢？”

他反问我，就连加尼选派的政府官员，都是受过欧美教育的那些人，都是美国国籍。

即便不喜欢现任总统，佳蓝还是支持现行的政府体系，“我支持的是这个system，相比塔利班，他们可以维持阿富汗正常的社会运转，是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存在。”

佳蓝担心的是，美国不会完全撤离阿富汗地区，他们会暗中与塔利班勾连，输送军火、贸易等利益，斡旋于地方势力和其他恐怖组织之间。

6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 图源：CFP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在阿富汗埋下了恐怖主义种子，而这些年，美国对阿富汗的重建收效甚微，期间挑动阿富汗国内势力，加剧阿富汗保守主义，使社会不断‘塔利班化’。”

回国后，面对近年来塔利班对知识分子的暗杀，佳蓝怕身份暴露，很少接受本国媒体采访。他也很久没回楠格哈尔省的老家了，以往他都是悄悄地回、悄悄地走。很多亲戚已经从辛瓦里阿钦区农村搬到首府贾拉拉巴德市——这里是大城市，袭击少。

在内外交困的阿富汗，佳蓝对于自己的现状，仍是困顿又迷茫。“快2年不在中国了，很多博士课程不能线上授课，书读不了，学费也白交了。”佳蓝心里也着急，如果再回不去，博士学位可能要凉了，他还是得继续找教职工作，多少能继续做做研究，挣点钱。

最近几天，佳蓝会逗逗鸟、遛遛狗，和亲人喝点咸奶茶，更多时候刷脸书、Ins。家里来电的几个小时里，他会跳开新闻台，偶尔看看访谈节目。

佳蓝老家的楠格哈尔省，生产新鲜多汁的橙子。

节目上，主持人讲着普什图语，嘉宾说着达利语，俩人随意对话。同为阿富汗官方语的两种语言，可在阿富汗的不同民族间自由切换，交流毫无障碍。

“我经常跟别人说，我们国家是彩色的，几大民族间的语言相通，不需要翻译。”佳蓝记得，2014年全家搬到喀布尔时，自己不知不觉就听懂了达利语。

尽管多年在外漂摇，国家前景不明，佳蓝依旧热爱阿富汗，就像是他对家乡食物的眷恋，他告诉我，“幸瓦里是我的部落，这里的羊肉是全阿富汗最鲜美的。”

佳蓝一家常在家里BBQ，羊肉是最好的事物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佳蓝·巴泽旺提供）

参考资料：

https://edition.cnn.com/2021/06/24/asia/afghanistan-taliban-offensive-intl-cmd/index.html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21/06/taliban-takes-control-of-30-districts-in-past-six-weeks.php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25/us/politics/biden-afghan-ghani.html

https://msmagazine.com/2021/06/10/taliban-violence-attacks-terrorism-afghanistan-united-nations/

https://interactive.aljazeera.com/aje/2021/afghanistan-visualising-impact-of-wa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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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外国军队开始离开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经历了几个月的流血冲突，8月15日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几个小时后，《追风筝的人》作者、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在推特上说，阿富汗人民不应该面临这个国家目前的局面。

卡勒德·胡赛尼在推特上说：“阿富汗人民不应该这样被对待。”

在8月15日这一天，胡赛尼在推特和脸书上连续发文，表达自己内心的失望和悲愤，他发推称：“美国已经做出了决定。阿富汗人担心的噩梦正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不能抛弃一个寻求了四十年和平的民族。绝不能让阿富汗妇女再次在锁上的门和拉上的窗帘后受苦。”

8月15日，在脸书上，卡勒德·胡赛尼发了一篇长文，他写道：

“我有一个表亲住在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市，20世纪70年代，我们一起长大。我记得我们曾经一起放着唱片跳舞。我有将近50年没有见过她了。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个明亮的年轻女子，有着绿色的眼睛和雀斑，笑容温暖而富有感染力。

我昨天给她打了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害怕。她告诉我，她所有成年的孩子都逃离了赫拉特，逃往喀布尔，至少那里现在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她和儿子独自生活在一个塔利班旗帜下的城市。

我感到心碎和无助。我担心我的表亲。我为数百万逃离家园的阿富汗人感到担忧，他们正在为生存问题而挣扎。他们会去哪里？他们会怎么样呢？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最担心的是我的阿富汗姐妹们。妇女和女孩遭受的损失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多。

塔利班上次统治阿富汗时留下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公开殴打、手被砍断、体育场内的处决、对历史文物的野蛮和毫无意义的破坏。但对我来说，20世纪90年代左右的塔利班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是，手持棍棒的塔利班殴打一个穿着罩袍的妇女。塔利班有组织地恐吓妇女。他们剥夺了她们行动的自由、工作的自由、受教育的权利、佩戴珠宝的权利、留指甲或涂指甲的权利、在公共场合笑的权利，甚至露脸的权利。

这就是我表亲的下场吗？以及她的女儿？还有无数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她们为了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和尊严而奋斗了20年，而现在阿富汗妇女又要被关在家里了吗？她们会在街上挨打吗？妇女将不再被允许工作吗？女校的教室会变得空荡荡吗？阿富汗电视上的女性面孔和广播里的女性声音会消失吗？阿富汗会再次失去其一半人口的有意义的贡献吗？

有人说，也许塔利班已经改变了。但是她们呢？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允许自己保留的一点点希望——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思考。事实上，赫拉特最近的照片显示，塔利班士兵拖着‘小偷’在城市中穿行，他们的脸被涂成黑色，脖子上挂着绞索，这掩盖了这种微弱的希望。这些照片酷似1997年曾经发生过的场景。

所以，如果塔利班没有改变，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把野蛮和不人道的法律强加给长期受苦的人民，我们该怎么办？那里的妇女和女孩将会遭遇什么？她们需要获得的帮助将从哪里来？我不知道答案。我今天绝对不知道。今天，我忧心忡忡。今天，我心碎了。今天，我为阿富汗同胞失去的希望和理想而哀悼。

美国已经做出了决定，许多阿富汗人，包括我自己所担心的噩梦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然而，尽管事情现在看起来黯淡无望，世界也绝不能忘记阿富汗。它绝不能抛弃这些40多年来一直寻求和平的人民。世界必须与普通阿富汗人，特别是妇女和女孩站在一起，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塔利班尊重她们的基本人权——假设塔利班很快将控制整个国家，这看起来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必须尽其所能，确保数百万阿富汗妇女不会再次被迫在紧闭的大门和拉上的窗帘后受苦。这些女人是我遇到过的最勇敢、最坚强的人。我的表亲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像她这样的女性一次又一次地激励过我，让我自愧不如。她们已经忍受了多年的艰苦和斗争，现在又要受苦，这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她们，以及所有阿富汗人民，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

最后要说明的是：随着塔利班的继续扫荡，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的数量将继续上升。自今年5月以来，已有30多万人逃离家园。他们迫切需要食物、住所和紧急救济。请考虑支持难民专员办事处等任务是保护流离失所者的组织。”

卡勒德·胡赛尼以畅销书《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群山回唱》而闻名。

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小说《追风筝的人》讲述了喀布尔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的故事，将阿富汗君主制的终结、塔利班当权、“9·11”等政治事件融合在小说生活背景中。书中的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战争、宗教、爱、愧疚、赎罪等人类永恒话题。第二本小说《灿烂千阳》被认为是“女性版《追风筝的人》”，讲述了两个阿富汗女性如何在婚姻暴力、干旱和贫穷中挣扎求生。《群山回唱》讲述了一对兄妹在60年间因贫穷和战争铸成的故事。围绕父母、兄妹，甚至表亲和继母，他们如何去爱，如何被伤害，如何相互背叛，如何为彼此牺牲。

卡勒德·胡赛尼出生于喀布尔，1980年移居美国。他的父亲是阿富汗外交部的一名外交官，母亲在喀布尔的一所高中教授波斯语和历史。1976年，外交部将胡赛尼一家迁往巴黎。1980年，他们准备返回喀布尔，但那时他们的祖国已经见证了一场血腥政变和苏联军队的入侵。胡赛尼夫妇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并得到了批准。1980年9月，他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

线索来自简中赛博坟场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曾说，周筱赟是可以复制的。后来，她改变了她的说法，“经过深思熟虑后，周筱赟是不可复制的”。 ——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3年5月6日）

一

从7月29日到现在，周筱赟在盘锦被关了超半个月。他们说他在互联网上编造发布了“虚假信息”，涉嫌寻滋。到底是什么“虚假信息”？怎么编造的？素材真实不？他们也不肯描述一下。

我就去找律师们的帖子来看，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周筱赟律师代理了一个案子，他发布了有关案情的信息。这个案子去年已经上过庭，没有宣判，据说最近准备再开庭，开庭之前，有关方面就抓了周筱赟和另一位共同代理这个案子的律师。

但实际上，盘锦方面可能不好意思说，周筱赟还公布一个“笑话”。一个人模狗样的家伙坐在公堂上满口黄腔，说什么“收钱不办事”不仅不违法，还叫做“守住了道德底线”。此人不是郭德刚，是盘锦的检察官。

我觉得有关方面还讲点面子的话，就该放这位先生回家去歇着。但盘锦方面的“处理“是，“批评教育”。大家说说，这样的人堪教吗？好多人等着这个好工作呢，为什么不可以让他歇歇。

至于“收钱不办事”的事主，则应该和周筱赟掉个位置，进里面去呆着。大家知道，“收黑钱办黑事”，是黑色道德，算有一罪。“收黑钱不办事”，黑上加黑，等于二罪。不仅不违法，又格外有德的理由是，人家后来架不住把钱退了。都是些什么污七八糟。

周筱赟发的这个视频，伤害性不太，但侮辱性极强，我也觉得不太厚道，你把这个发出来，叫人家以后在官场怎么混呀。但是我想多了，事实是，随公众怎么看，他们对自己人，就罚酒三杯。

但外面来个辩护律师，开庭之前给你拘了，看你还来辩护。你都公开过堂了的案子，不是谁都可以评论吗。你说人家说的虚假，正好开庭辩论呀。先把人抓了，如何辩真假呢。就这么个场合。

我非常好奇，周筱赟会发布的什么“虚假信息”，盘锦方面却不明说，网上也找不到。其实我的意思是，你说周筱赟拿到一份别人给的材料不判断真假，或者无力判断真假，还编造虚假内容发到网上，这我是不会相信的。

你们为什么抓他，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我就直说了吧，我不相信你们。如果你们那叫依法，我宁愿做一个法盲。我更相信你们抓到一个麻烦，接下来你们怎么演，是个问题，大家在网上等着看呢，你们直播一下吧。

二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们来聊点别的。通过周筱赟这些年的故事，来聊聊网络环境的变化，看看坏人是如何变得更嚣张的。

首先，我有点惭愧，我以前对周筱赟注意不够，仅有一次聊天，几次在会公共场合见面，没得细聊（何三畏 | 剑胆琴心周筱赟）。他被盘锦拘了以后，我才醒过来，搜索微信，发现他三年前的元旦祝我“新年快乐，工作顺遂，阖家安康”的信息，我都没回。

然后，我就看他的博客，搜有关他的报道，和他发表的文章，回溯他举报的案子。重新感受一个既写作，又行动，置个人安危于脑后，努力维护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周筱赟。在他的同龄人中，应该有某一个方面和他一样努力做得一样好的，但上述各方面合起来，还赶得上他的，应该比较难找。

我想说他是一根标杆。我甚至觉得他为糗事不断的复旦挽回了一点颜面。

他钻得深，跑得快，不党不群，冒险独行，由记者转律师，他做的事情太多，我的意思是说，好多朋友恐怕跟我一样，未必跟得上他，未必在持续关注他。前些年，“举报形势”比较好，还有媒体报道他（2011年开始举报，2012年就成了央视年度人物），现在，“举报”越来越孤单了，在公共媒体上见不到周筱赟了，他也转型做律师了，要看他在做啥，得去查他的自媒体了。然后，世道险恶，当他在外省落难，似乎应该选择少说为嘉。

不过，我是一个不识相的人。我用了点功夫，除了网上的周筱赟，我还问了一些微信朋友，想写个帖子。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以前的义举都是假的，他努力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成名后去寻衅滋事，那他就去倒霉吧。但是，我宁愿相信我看到的周筱赟。

不，我也相信盘锦方面披露的周筱赟，只不过，用坏人的逻辑过滤了一下，然后就相信周筱赟没事，并觉得对方某些人员好像一直在违法。

人在江湖，急人所难，辨谤白污，乃第一功德。当年，周筱赟为比他年龄大一倍以上的舒芜老人洗雪历史沉冤。当年，周筱赟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热血沸腾，跑去河南关心因输血而感染的艾滋病的农民。今天，隔盘锦几千里，为周筱赟说几句话，很容易的。

其实我想说，拿下周筱赟，简直就是社会良心的重大失守。

三

以下一些内容是我从网上搜来的，其中包括媒体的报道和周筱赟的自述。

2002年，周筱赟还是一个大学生，即以热血叩问世界。他看到报刊上中原艾滋病高发区的报道，就要“去看看”，从此认识了高医生。周筱赟和高医生的故事后来演绎了很长，也很悲壮，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写的周筱赟。

之后，周筱赟把高医生寄来的防艾宣传资料分发给了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但周筱赟还觉得未能为高医生分担更多。到2004年，机会来了。周筱赟进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上海公司，他策划编辑了《中国艾滋病调查》。

高耀洁是在8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她的书稿的情况下，为了让周筱赟做她的编辑而确定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因为她“要把工作交给一个了解艾滋病的真实情况、关心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的编辑才能放心”。

事实证明，高医生选对了人。周筱赟不仅和她在电话里就全书体例多次协商，2004年国庆期间，还特地赶到郑州去和她当面讨论书稿体例。

周筱赟自述：“处理高医生的书稿几乎耗去整整三个月时间，每天加班工作至深夜，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书稿还有大量引文没有出处，我都一一找到来源补上。比如书中提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艾滋病是一种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我查到是他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2003年年终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书中还涉及大量艾滋病知识，我没学过医，为此托人从复旦医学院图书馆借了十来本相关书籍，对原稿内容做了补充和修正。”

此后，周筱赟陪高医生去天津书市，帮高医生联系南开大学的演讲。直到高医生出国前和出国后，他都在帮助高医生。周筱赟还为高医生写了一本传记。

高医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令人感动。帮助他的人很多很多，周筱赟是特别努力的一个。我想以周筱赟的这些付出，来证明他的热血和正义。

四

周筱赟后来就到南方报业，先在南方周末旗下的一个杂志工作，后来转南方都市报做评论编辑。大概是在后者的岗位上，成了当时非常著名的网络揭黑举报人，去公共场合开始用口罩墨镜保护自己。

第一桩是2011年 4月11日，周筱赟在天涯论坛发出实名举报帖，《中石化广东石油总经理鲁广余挥霍巨额公款触目惊心》，称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购买几百万高档酒供私人支配。

很快，4月25日，中国石化就对外公布了对“天价酒事件”的处理，涉事干部（厅级）被免职降级，并由其个人承担已经消费的十多万元。

中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说：“这件事情对中石化乃至国有企业的形象造成严重伤害，中石化上百万职工因为这件事情抬不起头来，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上百万人的耻辱。”

这个事件被称为“中石化天价酒事件”。这是周筱赟首次出师，即收捷报。

我丝毫不想说这是周筱赟的本事。时事造英雄，周筱赟应运而生。时势选择周筱赟，是因为他热情勇敢，知识丰富，战斗力强。

更重要的时势是，当时的官员真的接受网络舆论的压力。

放在今天来说，中石化就好比盘锦的某洼J方。今天，你举报我不是？我说你是“不实信息”，我先把你抓了再说，至于举报的内容，就更不用像中石化那样，还有查证处理的环节了。真让人惊叹时事巨变。

此后，有周筱赟公开举报“卢美美父女中非希望工程事件”。这也非常了不起。当时已经有“郭美美事件”。两美美互相映衬之下，更引起巨大反响。

当时的媒体认为，周筱赟的举报为提高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识，促进有关方面对慈善事业的监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此外还有“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48亿巨款神秘消失事件”， “重庆国际小姐选美黑幕”“成龙基金会事件”，“卢美美父女中非希望工程事件”，“李亚鹏与嫣然天使基金会事件”，“湾仔码头速冻食品事件”，“铁道部12306订票网站亿元合同事件”，“江苏宿迁外籍人士当县长事件” 等一系列举报。

均无一失手。

你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举报，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是为自己，它们是纯公益。

周筱赟以一人之力，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和为公众和国家挽回的经济损失，不可计数。他为这个时代做出巨大贡献，载入了互联网史册。

社会也给了周筱赟相当的荣誉。他获得了腾讯网2011年度深度记者奖、《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度致敬人物、奥一网2011网络十大公民、2012网易年度影响力博客、央视新闻周刊2012年度人物等称号。

五

与此同时，周筱赟和口罩墨镜结缘。那些被周筱赟举报断而断了“财路”和“官运“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想像，他们是多么恨周筱赟。完全应该假设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2013年，《博客天下》杂志和周筱赟有一段对话，反映了周筱赟的心曲，兹录于后：

博客天下：你在博客上贴了一张蒙面的照片，却放言“有种就来砍我”。你还是挺怕的吧。

周筱赟：我几乎每篇博文，都是批评公权力、批评垄断企业、批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

要说我一点不害怕，那肯定不是真的。但我想我有广大网友的支持、声援，如果真有人来砍我他们完全没法收场。

我的腾讯博客，总浏览量已经超过4600万，所以我根本一点不担心，只要适当注意一点就行了。我总没必要公布我全部个人信息，故意创造条件让人来砍我吧？谨慎的预防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博客天下：从2009年开博至今，你在博客上揭了不少黑幕，好像每年你都会被人威胁。既然知道有生命安危了，为什么还要一直揭黑呢？

周筱赟：这可能和我疾恶如仇的性格有关吧，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丑恶的人和事。我在博客上揭黑，也是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力量，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尽一点绵薄之力。虽然频繁受到人身威胁，但还没有遇到过人身伤害。有时候想，既然很多揭黑没有起什么作用，那我又何必继续呢？但是，有时形成了习惯，很难改变。

博客天下：你会一直做这个揭黑的事情吗？你做这个有没有利益驱使，换句话说，是拿钱替别人办事吗？

周筱赟：我想我应该继续把揭黑的事情做下去，我想这个社会就是太缺少较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了，我们这个社会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事实上，我已经多次受过金钱的诱惑，钱财当然是好东西，但我通过努力工作可以获得，我完全没必要通过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去获得。而且，一旦在网络上有了一定正面的知名度，一旦收钱替人办事了，名声马上就彻底臭了，所以我一向爱惜羽毛。

——周筱赟果真是一个清醒而冷静的人。

公益举报，自然把公众当作自己的后盾。他一旦出手，就好比走夜路使劲弄出一点响动来给自己壮胆，总是努力利用媒体。当时的媒体有这个环境。

他曾激动于“新媒体形势下的新闻专业主义”。2012年，他参加中山大学财新卓越记者驻校计划，将“周筱赟揭黑”带到了课堂上。

他还声称，“凡被揭露者，要么认错，要么停工，要么撤职，要么双规，要么判刑。” 还标榜“周筱赟报料，绝对可靠。”“周筱赟出手，绝不失手。”

实际上他倒未必有这样的乐观，事实也不是他吹嘘这样的顺利。其实他心里还是清楚的，他的博客名就叫“落魄书生周筱赟”。但他更清楚自己必须努力。

当网络环境变化到来，他及时考取了律师资格，这大概是三年前。从此，他不再需要口罩墨镜了，因为他以律师的身份行事。他仍然介入公共事件。他被盘进去之前，还在他的公号上评判公共事件，从法律专业的角度。

发人深省的是，他戴着口罩和墨镜防备被举报对象可能的袭击的时间，长达六、七年，终于安全度过。当他佩上法律的武器，摘掉口罩和墨镜，光明正大地服务社会，倒被举报对象直接拿下了。

帖子就写到这里了。我向你介绍了被盘进去有周筱赟。我不是律师，有关法律问题，请朋友们去看律师朋友的文章，如

（2021/8/15）

既要关停，又要不裁员，还要继续缴税。

毕加索的提问振聋发聩。

嘻嘻屁官媒捏造所谓瑞士专家被瑞士大使馆第一时间跳出来打脸。这事值得我记一笔。

要知道瑞士是中立国，上一次做类似表态是911之后小布什说反恐这事儿你要么和我们是一伙的，要么是和恐怖分子一伙的，没有中间地带。

瑞士拎得清。

就跟阿富汗人民有的选似的。

在宣传噪音里捕捉信号，附件为力证之一。窥斑知豹，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从丫问的问题即可知悉。

东升西降实锤了，四个自信已经不够了。塔利班是个什么几把玩意儿，又没有原子弹和航母。和美帝还有什么好说的，就一个字，干！2022年，打完就连任。

人类史上新篇章：移动互联网时代，全球直播一个邪恶势力掌握政权，每个良知未泯的人都感到巨大痛苦和恐惧。

今天從直播畫面看到，塔利班在維持機場外的秩序。場面很像中國城管「執法」：塔利班成員用槍托橫掃人群，湧向機場的人們一下子秩序竟然；有阿富汗人騎在機場高牆，塔利班直接開槍，嚇得再無人翻牆。塔利班與阿富汗人很難說誰是因果。

今天，安理會上針對中共提出將塔利班移除恐怖組織名單的動議，俄羅斯說不急。俄羅斯認為聯合國應該設定條件：除非阿富汗建立文明的政府。

這一飛機640名阿富汗被美軍帶走，但願他們會熱愛美國、感恩美國。

Re @Yj5J89HDKQFPNmd @Wsg20210525 美国历次入侵的错误
在于陷入太深
应该学习里根入侵格林纳达的战例
达成任务立即抽身
把后续事务交给当地人处理
任凭其混乱发展
入侵阿富汗伊拉克都没错
快速推翻了暴政
但接下来都长期驻军消耗军费
而且最后不得不灰溜溜撤军
将来美军进入中国
一定要快进快出
押着一批战犯带着一批汉奸走人
头也不回

Since August 15, 1971, the US dollar has been completely severed from gold.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suspended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hich had been in effec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Nixon announced that the US would no longer redeem dollars for gold for the last remaining entities that could: foreign governments. Gold redemption had been made illegal for everybody else, so this action finally ended any semblance of a gold standard for the US dollar.

In Crisis and Leviathan, Robert Higgs showed how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US government grew in size and scope primarily during crisis periods like wars or economic depressions. The powers gained during those periods were often advertised as “temporary,” but history shows that governments rarely relinquish powers. This “ratchet effect” applies to the way Nixon “temporarily” suspended gold redemption in 1971—the resulting regime of unbacked fiat dollars remains in effect today.

What Was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as designed by the Allied nation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ea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s a postwa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The US dollar would become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 which foreign governments could redeem for gold, even though US citizens could not. This prohibition was not new for US citizens, since Franklin D. Roosevelt outlawed private ownership of gold coins and bullion in 1933.

To get foreign governments to join the agreement, the US promised to redeem dollars for gold at $35 per ounce, which limit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upply of dollars could be expanded. International trade was slow to restart after World War II, which meant that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of gold exchange was not fully tested until the late 1950s.1 Yet, even by this time, US inflation meant that Japan and countries in Western Europe were holding a reserve currency that was falling in value, especially relative to the promised $35-per-ounce price of gold.

The US could only use diplomatic pressure to slow the foreign governments’ requests for gold redemption. Even so, the US lost about 55 percent of its stock of gold from the early 1950s to the end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1.

In a last-ditch effort to maintai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68, the US tried to implement a “two-tier gold market” such that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participate in one market that would seek to keep the $35-per-ounce dollar-to-gold ratio, and would not buy or sell in the other tier: the private, free gold market.

This, of course, quickly fell apart. By 1971, President Nixon could not contain the effects of the monetary inflation used to pay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Lyndon B. Johnson’s Great Society programs (including Nixon’s own expansions). Amid a host of desperate interventions such as new tariffs and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Nixon also “temporarily” suspended gold convertibility. He sought to “protect the position of the American dollar as a pillar of monetary stability around the world.”

The dollar was completely severed from any commodity backing, making it a purely fiat money. The Federal Reserve could now inflate without any regard for redemption demands from private citizens, businesses, foreign governments, or foreign central banks.

The Result: Inflation

Anyone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predict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event. A government with a ready buyer of debt in the form of an unrestrained central bank can spend much more, since the redistributive effects of inflation are less obvious than taxation. Gold redemption was a strict limiting factor for the Fed—now the only constraints are political and subjective, despite the appearance of technical expertise at the Fed.

The threat of running out of gold has been replaced with the softer, lagged-consequence question: “To what extent will voters tolerate price increases and financial crises?” And even the negativ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may be exploited via Cantillon effects by creating and rewarding a chosen set of powerful, politically connected winners at the expense of a less powerful, propagandized population of loser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losur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and the remaining façade of sound money it represented are well documented. Time series of almost any macroeconomic statistic show a “structural break,” i.e., an abrupt change in the trajectory of the series, around 1971 or shortly after. A website with the tongue-in-cheek URL WTFHappenedIn1971.com provides numerous such examples. Measures of monetary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inequality, financial crises, saving rates, government spending, government size and scope, social/cultural indicators, incarceration rates, and even meat consumption and the number of lawyers all have inflection points in the early 1970s.

Financial Crisis and Leviathan

Besid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unhinged central banks, we should also understand the means by which the government was able to acquire so much control over money. Looking at episodes like Woodrow Wilson’s creatio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FDR’s confiscation of gold, and Nixon’s cancellation of Bretton Woods, as well as all of the other times the government chipped away at sound money, we notice a commonality. Crises, real or merely perceived, are exploited each time.

Wilson rode the wave of fear of financial panics and the concern for farmers desperate for credit that had been stirred up by William Jennings Bryan and other progressives. Wilson emphasized the “urgent necessity that special provision be made also for facilitating the credits needed by the farmers of the country” and painted an apocalyptic picture of a world without his proposed banking system reforms:

I need not stop to tell you how fundamental to the life of the Nation is the production of its food. Our thoughts may ordinarily be concentrated upon the cities and the hives of industry, upon the cries of the crowded market place and the clangor of the factory, but it is from the quiet interspaces of the open valleys and the free hillsides that we draw the sources of life and of prosperity, from the farm and the ranch, from the forest and the mine. Without these every street would be silent, every office deserted, every factory fallen into disrepair.

FDR was the master of crisis exploitation. Executive Order 6102 begins this way:

By virtue of the authority vested in me by Section 5 (b) of the Act of October 6, 1917, as amended by Section 2 of the Act of March 9, 1933, entitled "An Act to provide relief in the existing national emergency in banking, and for other purposes," in which amendatory Act Congress declared that a serious emergency exists, I,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 declare that said national emergency still continues to exist and pursuant to said section do hereby prohibit the hoarding of gold coin, gold bullion, and gold certificates with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by individuals, partnerships, associations and corporations.

Just one month earlier, FDR had mandated a bank holiday, suspending all withdrawals of gold from banks. His proclamation cited a “national emergency” due to “increasingly extensive speculative activity” and “heavy and unwarranted withdrawals of gold and currency from our banking institu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hoarding.”

Almost forty years later, we see speculators being used as scapegoats again. In Nixon’s announcement, he accused “international money speculators” of profiting off monetary crises and “waging an all-out war on the American dollar” as if they were the ones causing the volatility 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and the wholesale drainage of gold from the US, not the US government’s own irresponsible profligacy.

In all of these episodes, the US presidents framed the power grab as a necessary and sometimes temporary response to a crisis. Financial panics, the threat of starvation, gold hoarders, and external speculative attackers were all used as a basis and cover for doing what governments have done for millennia: debasement, coin clipping, and money printing for the purpose of surreptitious extraction of wealth from a population.

Only the most naïve could see the hist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S as anything other than a ratchet of government growth, especial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ven recent Fed actions follow the same pattern.

Conclusio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as the last remaining vestige of the gold standard. As weak as it was, it limited the Fed’s ability to expand the supply of dollars due to the possibility of other governments redeeming their dollars for gold. When Nixon suspended the key compon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he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central bank monetary policy unhindered by any promise to redeem dollars for a certain weight of gold.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this event have been disastrous: even more inflation; exacerbated inequality via Cantillon effects; more government, both in size and scope; higher rates of time preference; severe financial crises and business cycles; and, of course, higher prices.

The end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followed the same pattern all other episodes in the demise of the gold standard followed. A crisis (real or just perceived) was exploited to announce a “temporary” measure or an “essential reform” of the existing system. The bigger picture shows a government that has finally gained 100 percent control over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form of unbacked fiat money issued by an unrestrained central bank.

• 1. In 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Murray N. Rothbard also notes that most world currencies were overvalued because they started out at their pre–World War II exchange ratios with gold (through the US dollar), even though much inflation had transpir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war. This, combined with a very large stock of gold, gave the US some “room” to inflate, which is one reason why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lasted as long as it did. See Rothbard, 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 5th e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0), pp. 99–100. (Thanks to Kristoffer Hansen for pointing this out to me.)

舆论千呼万唤之下，南京市卫健委主任方中友终于被免职了，他和冯军二人被摘掉乌纱帽，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外界的怨气。

而就在此前，郑州市卫健委主任付桂荣，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疫情被发现后一天，便被迅速免去了职务。

勇叔梳理一下方中友和付桂荣，这两位省会城市卫健委“当家人”的履历，发现两人居然惊人的相似——

这两人既没有任何医学专业背景，在接管卫健委之前，也没有任何基层医院或卫生部门的管理经验，换言之，两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外行”。

先看方中友，他此前曾任南京市土壤肥料站站长；南京市农科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南京市农林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南京市农业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农学专业出身的方中友，和庄稼打交道，或许是一把好手，他在农业系统平步青云，可能他的能力不容小觑，可是从管庄稼到管人，这个跨度就大多了，没有一点公共卫生经验哪行。

再看付桂荣，他曾任共青团巩义市委副书记、书记；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新郑市委常委（正县级）、宣传部长。

不难看到，他基本就是一个医疗卫生的“小白”。而付桂荣的前任顾建钦，却堪称卫生系统的专家型领导，从医师、外科主任、做到医院院长，后掌管了郑州卫生系统，两人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如果把我们与新冠病毒的对抗，比作一场战争，把医生和医院比作一只军队，那么指挥这支军队的，只能是专业医学背景的领导者，如此一来，仗才更有打赢的把握。

南京和郑州这两个省会，一个人口超900万，一个人口超1200万，疫情风险之下，卫健委主任的责任极为重大。然而，两个外行领导却指导着大批内行医生，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南京和郑州发生的一切早有预警，去年湖北疫情时，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和湖北省卫健委主任刘英姿相继被免，外行指导内行之弊那时就初步显现。

去年10月，青岛胸科医院爆发严重院内感染事故，导致当地新一轮疫情，青岛卫健委主任隋振华的乌纱帽被摘，事后人们吃惊地发现，隋振华原来是兽医出身。

然而，虽然前面几个卫健委“当家人”管理能力拙劣，让卫生系统以及地方民众付出沉重代价，但这样的警钟却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后面才有方中友和付桂荣的继续登场，才有南京和郑州两座城市的沦陷。

卫健委“当家人”的专业能力缺失，绝非只有以上这些例子。

有统计显示，全国285个地级市里面，具有医学（包括医学、病理学、药剂学、针灸、胚胎学、公共卫生管理等所有相关专业）专业背景的卫健委主任仅有 48 人，有一线医疗卫生系统工作经验的仅有62人。

这样的局面，着实令人忧虑。

肆虐的病毒固然可怕，但相比起来，倘若外行指导内行，官僚意志压倒专业精神，这恐怕才是我们更大的威胁！

这很惨的，希望老人没事。//@ZJC的天空之城:我外公在上海的养老院，封闭管理，家人都不能去照顾哎，可怜，上一次封闭前还能走路，开放后就不会走路了，只能躺着，这次封闭后还不知道如何，有点担心。当然我也知道是为了避免老年人集体感染。

142年来最热的夏季，高温热点区域分别北美西北部（加拿大西南）、芬兰开始垂直到地中海的竖向区域~这解释了希腊大火、新疆云南东北的一部分和西伯利亚。

中国银保监会近发布了整治互联网保险“乱象”的通知。周三发布了未来五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国际投资者如惊弓之鸟。软银暂停在华新投资。孙正义投资了阿里巴巴，滴滴和字节跳动，而这几家公司近期都卷入了政府掀起的监管风暴。考虑到中国市场的不可测性和中国政府的现状，海外投资者已经在撤资

Re @haogeju 我很少或几乎不评价推特上别人的看法，因为推特是各抒己见，不是统一思想的地方。不过她对华尔街的评价很精准，即：“有钱赚和没钱赚”，我加一句就是赚了钱拿回来是你的，拿不回来是党的！

最近突然发现笔记本的C盘容量太紧张了！

这还了得，想查看一下到底是哪个目录占用容量太多！

但是博主一阵操作，发现Windows下查看文件目录的大小太麻烦了！

在Linux下，利用 du 命令 轻松查询目录的大小！非常方便！

du -sh –max-depth=1 *

于是乎，有朋友推荐了这个软件！经过一阵骚操作，原来是之前博主弄的VM虚拟机占用了C盘 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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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扫描的盘符，几秒就分析完成！！

 

下方整块的色块，那就是大大大文件！赶紧去看看这些文件能不能干掉！

童鞋们~ 快去清理一下你的磁盘吧 ~~~

 

作者：于欢欢、陈广晶、方澍晨、陈鑫 / 编辑：李珊珊、徐卓君、原野

CDT 编者按： 本文于8月11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发表后不久即被各大媒体平台删除。

当德尔塔毒株来势汹汹，在三周内迅速蔓延至17个省市自治区后，一直追求“清零”的中国，开始了一场是否要 “与病毒长期共存”的激烈交锋。

先是7月31日，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医生张文宏发布的一条微博，称这次疫情是一次“压力测试”，并提到“我们曾经过的还不是最艰难的，更加难的是需要长期与病毒共存的智慧”。

事实上，张文宏并不是第一个提到“与病毒共存的专家”。

今年更早一些时候，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说过，新冠疫情越来越呈现流感化的特点，人类可能要慢慢习惯和病毒和平共处的生活。

一年多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小规模疫情爆发后，通过全员核酸检测、停工停产甚至封城的方式，迅速扑灭疫情，本土感染病例清零。

所以当在抗疫一线，堪称定海神针的张文宏医生说出了“共存”二字，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地争论。

所以有网友留言：我们可以清零，为什么要选择“共存”？

更重磅的反对意见来自原卫生部部长高强，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刊出了他的文章《“与病毒共存”可行吗？》，文中，他直指强调病毒变异难防控是“甩锅”，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必须坚持严格防控！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则是从技术角度表达了担忧，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提到，新冠流感化“到明年很晚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做到，甚至可能长期都达不到”。他认为，即使新冠真的流感化，开始也会比较严重，需要有至少90%的免疫作为支撑。

他担心，放开管控之后，一旦感染者急剧增加，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

争论一直在持续。

感染科医生、原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也发长文表达对张文宏的支持，文中，缪晓辉提到：中国本土是可以清零，“但是，多元和复杂的世界上，长期闭锁、独善其身到底能坚持多久？这已经不是医学问题。”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7月初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到各国抗疫过程中，无论采取任何措施，都会付出一定的机会成本。

据《财经·大健康》统计，本轮疫情以来，仅19个启动全员检测及主城区全员检测的城市，所消耗的核酸检测费用就超过了19亿元。

据刘国恩介绍，2020年疫情以来，各国GDP同比增长速度都不同程度下滑，英国甚至在10%以上，发达国家下跌了5%，中国虽然还在增长，增幅也降到了2.3%。

如果重症率、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不计成本清零是否还有必要继续？

一位接近卫健系统人士也向八点健闻透露，有相关人士也在考虑，此前疫情防控策略一直是从医学角度出发，未来也应该引入社会治理方面和经济学的专家。

随着全球疫情进入新阶段，中国抗疫的政策目标是否需要作出改变，也到了要作出决断的时刻。

清零、与病毒共存和流感化

在是否可以需要接受“与病毒共存”的激烈讨论中，常被反对方作为靶子的一个概念是“流感化”，批评者常把它等同于像接受流感病毒一样接受人群中的新冠病毒，进而延伸出：不做干预，自生自灭。

在疫情发生之初，人们曾设想过新冠会像SARS一样突然消失，也曾寄希望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像中国一样做到清零。在这样短期可结束疫情的预设下，新冠只是一次遭遇战。这一时期内，一切其他因素都可以暂时性地为新冠防控让路。

“中国实际上武汉的时候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说（清零）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这么做，比如美国，他一开始根本没有任何的防护，都是后来一下子很多州都已经出现了，他再想（清零）其实已经很难了”，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副教授张洪涛认为，这样的差异，使得世界错过了彻底消灭新冠病毒的窗口期。

全球大流行后，人们又希望能靠疫苗来实现群体免疫，因此，当各种安全、有效的疫苗在短期内被开发出来并可大量供应的时候，人们再次看到了战胜新冠的希望，只差时间——只需要生产并接种足够多的疫苗，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好未接种人群。

但德尔塔毒株的流行又一次让这个希望破灭了，多种疫苗的效果从防感染变成了防重症……靠疫苗抵御感染、短期内战胜病毒，再次成为了幻想。

近日的一篇《纽约客》文章，引用了美国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Jesse Bloom教授的说法：“新冠病毒被彻底根除的可能性是零”。

目前的现实来看，新冠病毒，不会像之前的非典病毒一样，神秘消失，目前的国际形势看来，也几乎无法如天花一样，利用疫苗或其他手段得到根除，学会“与病毒共存”就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

而从病毒的角度，在不断感染人类社群并得到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变得低毒，最终成为一种类似流感病毒的频繁造访的小麻烦。

所以流感化，其实是人类在面对一种无法清除的病毒时，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结局——即普通人依靠自身免疫力或流感疫苗即可预防或康复，重症率低，不会造成医疗挤兑，也无须进行隔离和筛检。

当然，现在提流感化，单就目前的病毒特性而言，也许为时尚早。

流感的病死率在0.1%，新冠肺炎在过去一年半中整体的病死率在2.2%，但由于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被严重低估，多数流行病学家相信，目前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在1%左右，仍然是流感的10倍。

一位传染病专家就对八点健闻说：“目前的新冠与流感还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具季节性，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也一样可以爆发；从传播效能上来看，目前的德尔塔毒株，传播效能几乎已经超过了流感；另外致病率和病死率方面，新冠也远远高于流感。”

他还补充：“流感至少流行了100年，加上每年的疫苗接种，人群具备了广泛的预存免疫，预存免疫对大流行的阻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新冠现在的预存免疫还差得太远了”。

但无论是否到了流感化的时机，对于一种无法消灭却难以摆脱的病毒，一旦发现就全城核酸、全城封闭管理，要求清零才能恢复正常，这显然不适合作为常态。

一位病毒学家向八点健闻提到：“现在这种全员检测，漏洞很太大。比如扬州这次，有可能一个月以后，还会有零散检出，那就整个城市都不能恢复正常。”

我们需要学会“与病毒共存”，意味着，我们的生产生活不会因为少量病毒的存在而被全然改变。

接受哪怕所在的城市中，有少数新冠阳性病例的存在，城市能如常运转，人们能如常生活，而不是只要有本土的新冠病例，就陷入频繁的全员核酸和漫长的封城。

当然，“与病毒共存”却也不是一味地“不做干预”，而是在对各地医疗资源精确了解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作出管理方案。

中国处于十字路口

国内“流感化”“共存论”“零容忍”的技术之争，背后的现实问题是，在新冠短期内不会消失、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即将到来的现实下，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兼顾民众健康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最优解。

新冠防控策略直接关系着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业、旅游业、餐饮服务及消费制造业的繁荣，也关系着区域经济的走向。

尽管2020年中国是唯一一个保持经济正向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的胡宪春等人分析，受疫情影响，2020年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全年依然是-13.1%和-5.3%的负增长。

不同城市对于维系零容忍目标的承压能力也不一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输入压力比较大的云南瑞丽，5次疫情、4次封城、5次全员居家隔离，各项措施从严，不留一点余地，医疗人员和基层工作者一直在高压工作，甚至有部分当地居民生计都难以维系。

“中国自己严阵以待的时候，中国以外的大家都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张洪涛认为，“现在很明显就是分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中国以外”。但如果欧美和新加坡的实验成功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世界选择与病毒共存，那中国不可能独自坚持零容忍，势必要与世界对接。

而且，中国此前零容忍的政策目标，是建立在对疫苗的高保护率的期待上。但是德尔塔毒株的出现，让疫苗的保护率开始下降。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秘书长冯子健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考虑到现实情况，我国将继续维持现有的防控政策。他评价过英国解封和新加坡不再确诊病例而是重点关注重症的战略调整，他认为“疫情规模已经不会对这些高接种率国家的医疗系统和医疗服务体系构成过重负担，不会导致医疗系统过载，这是它们调整防疫策略的底线。”而中国免疫强度不够，且医疗资源有限，“大医院的系统冗余都很有限，病人数量的小幅增加都会给医院造成很大压力，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有比较好的分转诊制度来舒缓大医院压力，这是大问题”。

但防控策略并不是一个“要么破罐子破摔、干脆躺平，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清零”的选择题，在这两个选项之间，有巨大的计算空间。当下，中国面临的是战略优化的问题，即在清零的前提下，如何能降低各种成本以维持战略的可持续性？

八点健闻访问过的多位专家认为，中国的疫情防控具有往前走一步的能力。

一位流行病学家直言，“这不是好的城市管理，现在的策略并不科学，因为没有流行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政策作支撑”。

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也认为，“目前管理的模式，还是一年前的那些，那时候甚至还没有疫苗”。

此前的各种短期策略均以公共卫生目标为先，如果长期策略纳入社会管理以及经济因素，即便在我国清零策略下，依然有可探索空间。除了新冠之外，还要考量经济社会成本和可持续问题。一位接近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长期防控策略，是时候要把社会管理成本考虑进来了。

如果不做调整，“为保乌纱帽，基层只会层层加码”，一位多次疫情处置颇为及时的地方卫健委的官员十分迷茫，“有飞机落地的城市简直看不到头”。另一位边境防疫工作者甚至感到“绝望”。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再加上德尔塔传播力激增，如果继续延续政策惯性、以零容忍为目标，各大小城市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和病毒共存是一项技术活

与目前的“清零”，把病毒“闷死”相比，“与病毒共存”显然更为不易，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

让“与病毒共存”不变成让居民“自生自灭”的核心是把新冠造成的诊疗压力，压在当地医疗系统的诊疗能力之内。

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科主任医师李侗曾也表示：“我们主要担心的是疫情对医疗系统的冲击，比如说大量的感染者症状比较重，他们需要住院，甚至需要进监护室，那么就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挤兑医疗资源。另外，这些病人占据了病房，占据了监护室，其他人可能住院就更困难。然后又牵扯大量的医护人员”……

他提到：“很多国家的策略是把这个速度放缓，只要是每天出现的感染者人数在一定范围内，重症病例数在一定范围内，社会能接受，医院能承担。”

陆蒙吉提到，德国对当下防控程度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医疗服务的容量和疫苗接种率。同时，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德国已经做过一个估算，“接触率到75%、85%或者95%的话，总共会有多少死亡事件，多少重症，多少人需要住院，多少人会感染？都发生在什么地方？依此来调配医疗资源。”

他介绍，之前德国一度采取过的高度管制措施，是在没有疫苗情况下适合的模式，但疫苗的出现改变了规则，让放松防控变得有可能。“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跟世界隔绝。”他说。

对中国，陆蒙吉提议：“很多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本身医疗服务水平不是很高的地方，可以有目的地去扩大医疗容量，增加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比如，针对性新冠肺炎的治疗，专门去培养有足够能力经验的医护人员、有计划地去储存相关物资，还要有预案。

李侗曾也提出管理精细化的建议。他认为，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差异较大。“是不是可以适度地把防控策略的制定权利，下放到各省或各个城市，然后各地也可以有自己的考虑。”

“比如一个地区，医院的床位数少，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少，那政策就定得紧一些；医疗资源充沛的地区，就稍微松一点儿。”李侗曾举例，政治中心，或者要办大型运动会，可能政策可以相对紧一些；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地区，可能可以考虑允许承担的病例数多一些。

“与病毒共存”同样意味着全面地转变观念，消除对新冠的恐慌，政府更理性和精细地依据数据进行管理，公众也不会因为恐慌，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

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金冬雁提到了一些没有清零，医疗资源却并未发生严重挤兑，医疗系统也没有崩塌的国家，“它们其实是看百万人平均的感染数，这个数目在可控范围内，便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但这样的精细化措施，显然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决策者应该通过之前各地出现的情况给一个可行的、具有指导性的标准和策略——出现多少无明显关联的感染者，应该做全城全员检测。如果是少于一个两个，可能没有必要（全员核酸），只需要做流调就行，这样的话就把整体的防控的成本降下来了。”

在动态清零的目标下，也有降成本空间。“要在逐步解封无风险区域的过程中，减少社会总成本”，上文提到的病毒学家则建议，“需要改变策略，大城市清零一般三十天内可以。中高区域可以封闭管理二十天左右，其它城区如连续三轮核酸无检出，封闭管理了十四天后，立即恢复正常，在大部分清零的情况下，高中风险区孤岛封闭管理即可。”

和病毒共存，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在恢复社会生活、医疗系统正常运转、降低病死率中找到一条可能的平衡之道。

华尔街日报表示,海外许多开发商开始愿意接受数字货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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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肥站塘路附近，有个当地最大的民工市场。从凌晨三点开始，这里陆续聚集数千名农民工。他们来自附近区县，年龄多是五六十岁，不乏女工。天亮前，他们流向合肥各处的建筑工地，参与这座中部明星城市的扩张。

城市的飞速发展，让许多年迈的农民工有了工作机会，一度有人月薪两万，坐拥省城几套房。但对更多人而言，这只是生存。合肥GDP突破万亿，常住人口上千万，成为新一线城市……民工们与这些有关，但对此不熟悉也不关心。他们的人生要事，是给儿子买房结婚。他们的家仍在乡下农村。

文、视频|罗晓兰 徐朝阳

剪辑|闵一村

编辑|毛翊君

被城市挑选

若从天空俯瞰，这片人潮呈长方形，长近100米，宽约10米，面积如两个篮球场大小。红色、黄色的安全帽密密紧挨，反射着路灯的光。从墙角至路中央，队伍将单向四车道挤得只剩一条车道。过往汽车不停按喇叭，几个交警在人群外站成一条线，哨声不时响起。

劳务市场位于合肥的东北部，在瑶海区站塘路和临泉路交叉口附近，以前属于城郊。有人记得，10多年前，这里的马路上还铺着水泥，路面开着裂缝。村民住在自建的平房里，喝水用压水井。更早时，十字路口连红绿灯也没有。

此刻，所有人都站着，面向马路方向张望。

他们都是建筑工人，年龄在40~60岁之间，老家多在安徽农村。每天凌晨3点起，他们就在这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揽活。这里存在近20年，聚拢的民工越来越多，从数千人到最多时万余人。

凌晨4点的劳务市场。罗晓兰摄

他们见证了站塘路的变化，也参与了合肥的发展。他们觉得，合肥现在有省城的样子了。

盛夏，连着下了几天雨，好多工地停工了。马路这边，一辆轿车停下。10多个男人“呼啦”围上去，有人右手抓住摇下的车玻璃，把头探进去询价，左手去拉车后门。司机说要3位小工，一天180元。4个男人抢先挤上后座后，司机不耐烦地扭过头，“下去一个”。车下的人趁机拉开车门，用身体顶住。可没人下车。司机无奈，踩下油门走了。

民工在抢活。罗晓兰摄

55岁的许良兵没有动，这和他的工种不符。和站塘路绝大多数民工一样，许良兵是瓦工，一天工钱在300元左右。他连着三天没有找到活。清晨6点，他的妻子已经在工地上了。她当小工，拌水泥，扛钢管，“什么脏活都做”，一天一百五六十元。

10天前的上午10点多，她所在的工地有个40岁的男人，倒在了去买水的路上，一段时间后才被人发现，他应该是中暑了，四周没有阴凉。救护车很快赶来，但男人没有抢救过来，当晚去世了。

他们多是日结工，现金结账，不签合同，没有社保。即使找到了长期的活，也只签一份协议，写明双方存在劳务关系，没写甲方责任。站塘路上的民工更关心工钱，如果出事了，他们一般选择私了或认栽。一位民工被欠薪近万元，讨要两年无果，最后放弃。

在那个工友去世后的第二天，许良兵的妻子去了另一个工地，再没打听此事。劳务市场就像一个季节性湖泊，大江大河需要水的时候，这些散工可以作为补充，只要短暂蓄水，很快就可以奔向不同的江河。克服高温，工地有自己的办法，早上开工从7点提前到五点半，十点半休息，避开日头，下午干4个小时，中午提供绿豆汤。

一天凌晨，许良兵骑着摩托车赶往站塘路，因为看不清路，他不小心撞到路边的铁栅栏，右脚挂在上面，无法动弹。血一直流，把鞋子浸湿了，他疼得喊叫。凌晨四五点钟，路灯昏暗，没有行人路过，他在地上躺了近两个小时。许良兵没想起来打120，看病要花钱，他也没给工友打电话。

民工骑来的车。罗晓兰摄

在这里，没有稳定的人际关系，对手或战友，都只是暂时的。一位年轻女性路过，务工者们从上到下，再从下往上，细细打量她。对于闯入者，尤其是年纪轻的，这群人心怀戒备。

许良兵皱着眉头，独自坐在路沿上。在松弛的皮肤上，他有着一头浓郁发亮的黑发，毫无杂色。这是他花了10块钱染的，在街边的理发店。他晃了晃脑袋，说要不然显老。天色将明，很多民工像他一样，知道今天揽不成活了。

“大建设”

2005年7月，合肥进行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集中拆除违建行动。随着1000多万平方米的城市空间被拆除，超百亿元投入城市基建，这座中部省会城市开始了他的“大建设”。

有民工看到，那时工地一个挨着一个，到处都是在建的楼房，绿色的安全网、黄色的钢管架，工人戴着安全帽站在上面，机器的轰鸣声不止。

那时，有人原本去站塘路招工，发现民工逐渐增多，但拉人的车很少，当即买了面包车，在工地和劳务市场间往返载客。

现年58岁的汪家好抓住了机遇。此前，他挖过黄沙，开过货车，合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际，他在蜀山区南岗镇开了家建材厂。很快，他当起了包工头，自己承包项目。

他在合肥承包过近百个项目，盖过商场、超市、政府办公楼以及住宅区。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的安粮城市广场。他记得，楼高本来是88层，要建成当地标志性大楼。在中国内陆，这样的高楼并不多见，超高建筑往往代表着一座城市的雄心。后来因为影响飞机航道，它改成了58层。广场处于几个行政区交汇处，有人称它是安徽省内最高端、合肥首个地区型购物中心。

这一年，合肥行政区划调整，将土地面积增至一万多平方公里，是广州的1.5倍。

汪家好同时承包了几个项目，接手后又分给其他人主管。在安粮广场，他的侄子每天带七八十个人去干活。同一年，他又承包下蜀山区的合作化南路高架桥。

几年里，在合肥拓展城市框架的背景下，建筑业风风火火。合肥市政府发文，甚至对建筑企业实行金钱奖励。每一天，汪家好的电话不停地响，有找活的民工，也有项目老板。两个手机被打到发烫，有时候会自动关机，电话里都是财源滚滚的消息。

原材料价格也随之上涨，水泥翻了一倍，钢材翻两倍，沙子也每方涨了几十元。

在站塘路，民工聊着天，一辆货车载着新轿车从他们身边驶过。罗晓兰摄

2005年之后，合肥进入狂飙式的发展。到2015年，合肥GDP突破5000亿元，是10年前的5倍，虽然没有几年后那么高光，但渐渐地，没有人再说合肥是中国最大的县城了。

民工们不清楚数据变化，只记得活是一个接一个。那几年，他们的足迹集中在滨湖新区。

2006年，这里正式启动建设。新区在合肥市东南部，紧依巢湖，合肥希望借其走入长江、融入长三角，紧跟着华东城市群，安徽多个省政府部门，合肥的金融商务、行政办公、研发创意等中心均在此聚集，他们提出愿景：“合肥未来十年看滨湖”。

这时，汪家好也到了金葡萄家园。这是政府的安置房项目，居民原本住在附近的大圩镇。新区设立后，该镇被划入市区，成为滨湖新区的一部分，此后发展生态旅游。项目太大，分给了四个建筑单位，持续了3年，300多个工人分成4个组，组长自行找人，都从站塘路上招的工。

在一片荒地上，民工们修起了路和桥，盖了学校、商超、写字楼。2015年后，公寓房变多。在一个民工的印象里，他建的公寓房子类似宾馆，二三十平方米，有人租下来办公或做生意，更多的是出租屋，里面带有洗澡间和小厨房。

除了在合肥及周边城市打工，他们也辗转过山东、陕西、江苏、湖北、广东等地。一个司机开着面包车，载过不同面孔的民工，这些年里，他透过车窗，看着城市的高楼大厦从无到有，很多地方变得陌生，高架桥和地铁线路都增加了。

他们的算盘很简单，城市漂泊的生活都一个样，工钱相差不多，外地物价更高。此前，在一些民工看来，合肥和家乡县城无异，无非是楼高了一些。

在站塘路，马路早已变成柏油路，附近盖起了居民楼，沿街的底层都是商铺。残存的城中村面临拆迁，被墙围了起来。离这几百米，瑶海区最繁华的商圈之一——万达广场开业了。

大多数民工不记得去过什么项目，在哪里干过活，连施工单位的名称都不知道。那些建筑如同森林里的树，每一棵都挺拔生长，却形象模糊，转身即忘。除了讨薪，他们鲜少回去看他们种下的树。

凌晨3时许，民工在小摊上买早餐。

千万人之一

没找到活，许良兵回了租处。在外总要花钱。

房子离站塘路3公里，是城中村里的移动板房，30平米左右，没有桌子、衣柜等家具，床是几条板凳搭的，上面放上床板。房内没有装饰，裸露着原有的银色，只有窗户上挂着大红色的窗帘。屋内有一间卧室和一间狭小的卫生间，厨房在室外。

房东装了空调，为了省电，他们不轻易开，只用电风扇。这一晚，他们用扇子。晚饭是米饭配一个菜——炒豆角，没有肉。

许良兵是肥东撮镇镇人，在合肥的东部。在劳务市场，多数人来自肥东，部分人家在外地，还有极少数河南、山东等地的民工。他们来此地的时长不同，有人务工近20年，有人去年刚到。

按照合肥2013年发布的战略规划显示，合肥将成长为千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这个目标在2020年实现。昔日被称低调的省会城市，一跃成为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速超过上海、宁波和南京。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这些流动民工。站塘路日渐繁华，农村逐渐凋敝。民工说，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了，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家，侍弄几亩田，很多地被荒废。

另一方面，流出农村的这些劳动力，提供了城市扩张的动力。合肥快速发展时，房地产风潮正席卷全国，由于合肥是价格低地，它一度成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的城市。合肥也先后引入了科大讯飞、京东方、蔚来汽车等明星企业，可以说这些企业都是在昏沉岁月中被合肥慧眼识英。资本市场尊称合肥是“赌城”，这座城市获得了巨大成功，GDP进入万亿俱乐部，位列全国城市第20位。

“哦，京东我知道。”民工没听过京东方等响亮的名字。他们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十几岁就出门闯荡。许良兵是小学毕业，他的妻子没进过校门，从小在家放牛种地。租处没有电视，他们也没有看新闻的习惯。

凌晨4时许，一位老年民工坐在马路边打盹。罗晓兰摄

在不自知里，时代的潮流裹挟他们向前，也分到了一些红利。

最直观的是，住宿条件变好了。刚进入21世纪时，他们住在工地上刚建好的毛坯房里，砖块摞好，放上木板，几十个人躺在一间房里。几年后，房子不让住，他们搬进了移动板房。起初没有窗户和空调，10多平米挤着十几个人，闷热，气味难闻。后来，宿舍变成钢管搭的隔热房，同样的人数，面积增加了四五倍，还有空调和窗户。

一年前，有人在某知名房地产的工地上干活，公司给他们租下了小区房。里面宽敞明亮，有地板砖和洗澡间，还有厨房，“像家里一样”。

对于找工作的难易变化，民工口径不一。在包工头看来，工人的确有了挑选的资格。有人一到点就撂挑子走人，即使活只差最后一步。有人坐在路边刷抖音，晒太阳，不主动找活。

一位附近居民说，民工其实好吃懒做，喝了酒就地躺下，随地吐痰，有时还打架。

有人因此完成了阶层的跃升。汪家好开了3家公司，买了3辆车，在合肥有4套房。一位民工在90年代末到合肥打工，花10万元在站塘路附近买块地盖了栋房子。近几年，房屋被拆，变成了两套回迁房。

这似乎与机遇、眼光有关。在站塘路，大家都背着工具包，衣着朴素，贫富差距被隐藏起来。许良兵的生活似乎没有被改变。他穿着蓝色迷彩裤和航空公司文化衫，衣服是女儿的公司发的，早已洗得褪色变形。在他的帆布包里，保温杯掉了漆，里面是空的。原本，他要灌满稀饭，再买个煎饼，装上免费的咸菜。食物从流动早餐摊上买来，只需要3元，是他当天的午饭。

各式各样的工具包。罗晓兰摄

儿子与房子

在许良兵夫妇的租处不远处，儿子一家住在楼房里。房子大小是这里的两三倍，有阳台、大窗户、一应俱全的家具。2010年，许良兵凑了10万元首付，给儿子买了这套房。那一年，儿子22岁。

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很快结婚，给他添了两个孙子。如今，儿子在一家餐馆打工，给朋友帮忙，每月工资七八千元，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房贷还有10年才还完，每月需两三千元。这需要许良兵夫妇帮忙。

传统观念像水泥一样融入他们的身体与思想。民工们大多育有几个子女，谈起孩子，有些民工自动默认说的只是儿子。

2015年，合肥房价开始上升。次年二月，房价跳涨，甚至一天一个价，举国瞩目，全年均价同比涨幅为75%，合肥因此被称为近年房价上涨最快的城市之一。

房价飞升，建筑工地增加，又让他们有活干，能赚钱。他们的工钱是10年前的2倍。以瓦工为例，日工资每年大概涨20元。有人是木工，技术好，经验丰富，一天能收入六七百元，一个月就赚了2万元。

他们对此不以为意，因为生活也变得昂贵起来，彩礼逐渐升至10万元，一桌至少2000元的酒席，以及越来越贵的儿子婚房，才是他们热衷计算又无法回避的对象。

房子涨价最明显的是滨湖区。他们似乎都去过那里的工地，但无一人在那里买了房。

一位民工家在瑶海区郎溪路，老房子被拆迁后，他买了这附近的一个花园洋房，有160平米。楼盘共15层高，他的房子占了其中一整层，有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和一个书房，每个卧室都有阳台，明亮开阔。住进6年，他后悔至今。当初此地和滨湖区房价差不多，现在那边涨到一平米1万多元，自己家还在5000元附近徘徊，“亏了几十万呀！”

汪家好的房子都涨价了，几乎翻了一番。他在六安又买了2套房，供以后养老用。他还资助儿子开了家公司，同属建筑行业。2020年，合肥又开展了一轮“大拆违”。

天亮了，没有等来活，一些民工坐在路边不愿散去。罗晓兰摄

没有人不为自己的儿子铺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民工的生活以站塘路为圆心，紧紧地胶着于此，找活，出工，回家，几乎不娱乐。他们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出门，晚上七时许到家，九点多入睡。

在老年民工看来，下棋、跳广场舞，都是拿退休金的城里人的专属。比起家人，许良兵觉得自己过得还行。他的父亲很早因病去世，弟弟因为离婚受到刺激，现在住在精神病院里。

偶尔，在夏天的夜晚，有位40岁的民工会坐在瑶海区万达广场门前纳凉，和相识的民工闲聊。他铺过和这门前一样的大理石，在滨湖区的万达。下面铺上水泥掺黄沙，将水泥浆子和得像稀饭一样，浇上去，最后盖上石块。一块正方形的大理石，六七十公斤重，有5厘米厚，当时要两个人搬。

但他很少进去消费。大部分民工的衣服都从街边小店买入，很多是断码处理品，衣裤的单价大多是40元。

有两次，他听说万达请来了歌星，也去凑热闹。商场里，舞台边围着一圈观众，每层楼的栏杆上都趴满了人。嘉宾是网络歌手，唱了首《做我老婆好不好》。他挤在人堆里，觉得唱得真好听，自己也见过明星了。

经年累月地干力气活，他们大多有腰椎间盘突出，有时一天下来，疼得直不起腰。鲜有人没受过伤，被刀割伤，被重物砸伤，最常见的是从架子上摔下，轻则肌肉损伤，重则骨裂或断腿。一位民工没有断开电源，直接徒手接电线，当场触电身亡。

这些隐患、疾病与惨痛，换来他们一家老小的温饱，以及一定程度的阶层上升。

许良兵的女儿大专毕业，现在是某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他的儿子买了房落不了户，孙子只能上私立幼儿园，每学期的学费5000元。即便这样，他们也要让孩子留在城里。

另有民工的两个女儿留在老家上学，一个读初二，一个上五年级。对于在合肥买房安家，他“想都不敢想”。但他决定，要让自己的女儿读大学，“有文化的和我们干苦力的不一样”。暑假期间，他给孩子报了班，让在校大学生辅导。平时，家人在镇上租了房陪读。

交警在维持交通秩序。罗晓兰摄

对于民工来说，合肥不疏远，也不亲切，是一种暧昧的存在。他们理想的老年生活，是攒下钱，老了回农村。

许良兵已经55岁了，没想过何时离开，“干不动了再说”。他身体里留着一块钢钉，阑尾被切了。他自觉身体还好。干了近40年建筑工，他指节粗大，手掌心磨出了厚茧。他稍一使劲，小臂上就鼓起肌肉，肱二头肌也瞬间隆起。拉起衣袖擦汗时，一片白色露出来，与红褐色的脖子形成刺目的对比。

天亮了，在站塘路劳务市场，高频率闪动的警灯熄灭，哨声和“往里走”的催促声停了，城管也下了班。这里长期被投诉脏乱差，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2020年，当地在旁边开设了农民工创业孵化园，民工可刷卡进入休息、找活。他们登记了信息，却鲜少进去，理由是不方便，且里面招工信息少。

如湖泊开闸泄水一般，人群和黑夜一起消散。一位头发斑白的清洁工，“唰唰”地扫过地上残留的一次性餐盒、塑料袋和纸巾，有民工没来得及抬脚，她大声说，“让开”。

 

来源：极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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