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迷按：最近有两篇文章流传甚广，第一篇讲到了货币的轮回，第二篇讲到了中产的宿命。前者将神州货币政策做了“喜闻乐见”的分析，后者将神州“中产”的命运进行了“充满正能量”的解毒。都还不错，财迷特此推荐在这里。
周末财迷另有文章，敬请期待。
第一篇文章：《人民币：182万亿美元的轮回》
作者：地主家没有余粮啦
来源：地主家的余粮
1月15日，人民银行公布了截止2018年底的人民币供应量：
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2.67万亿元，同比增长8.1%；狭义货币(M1)余额55.17万亿元，同比增长1.5%；流通中货币(M0)余额7.32万亿元，同比增长3.6%。
别人看到182万亿这个数字，可能没啥感觉，但我却是一阵唏嘘。
因为，就在整整63年前，也就是1955年底，把当年所有人民币现金和存款加起来，数额也正好是182万亿元。
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想知道缘由，你接着读下去。
（1）第一个182万亿元
人民币的出现，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还要早。1948年底，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之下，中共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提议，应该考虑组建中央银行，并制定统一解放区货币。
于是，以当时三大解放区各自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解放区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券”，这就是人民币的最初由来。
由于当时战争持续进行，政府入不敷出，唯有印钞——说白了，这个时候的人民币，就是根据战争需要凭空印，然后用来支付给各级军队和组织。
1948年底，货币发行总额184亿元；
1949年6月底，货币发行总额已经达到2800亿元；
1950年初，货币发行总量已经高达4.91万亿元；
……
这种印法，结果不难想象：
1949年，13个大城市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批发指数，一年时间就上涨91倍，面粉、大米等基本生活物资，都上涨了近百倍，眼看人民币要变成另一种金圆券。
不得已之下，当时的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在1950年3月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将全国行政和军事人员编制和待遇、财政收支、国营贸易、物资管理与调配、现金管理、私营企业管理等进行统一管理，严格按计划调配，由此形成计划经济的雏形。
但是，1950-1953年，战争需求、经济稳定需求、农业物资购买需求、民族资本的资产赎买需求、政府人员工资需求，人民币还是在照样印：
1949年，人民币最大面额是50元；
1950年，最大面额已经变为10000元；
1953年，最大面额又已经变为50000元；
1953年底，人民币现金+存款已达147万亿元；
1954年底，人民币现金+存款达到193.7万亿元。
就这样，6年时间，人民币的发行量就从184亿元暴涨到193.7万亿元！
由于此时并没有什么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区分，这193.7万亿元的人民币，可都是人民银行实实在在印出来的——其中，有41.2万亿元是印出来的现金，另外152.5万亿元体现为趴在账户上的存款。
面对人民币币值混乱、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情况，稳定下来的中央政府，决定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代替第一套人民币，并最终确定新币和旧币的兑换比例为1:10000。
新的人民币，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人民币。
（2）1955-1978：从182亿到1300亿
1955年底的时候，按照新版人民币来统计，人民币发行量变为182亿元，这也是今天182万亿元人民币最初的数额。
相比1954年底的货币量，至少有11.7万亿元旧人民币没有兑换新币，在市场上消失了。
自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计划经济模式之下，人民币最初发行，基本依赖于实实在在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和一般消费品的总额，此时的人民币可以称之为“物资本位货币”。
1956年、1957年人民币的货币存量增加到191亿元和218亿元，在当时的经济增长之下，这种发行尚属正常。接下来两年我们要超英赶美，在计划经济之下，经济指标下达的同时，人民币印钞量也随之狂飙突进。1958年、1959年，货币存量分别激增到363亿元和474亿元，增长率达到了66%和30%，创下迄今为止新人民币供应的最高增长记录。
印钞大跃进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走了一小段弯路”的代价，是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大跃进”的惨痛后果，导致1962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实施，随后连续3年人民币资金回笼，到1965年，随着调整任务的完成，人民币的供应量被控制在572亿元的水平。
经历建国初期和这一轮的货币大跃进，领导人对于货币滥发开始有一种深刻的警惕。从1965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领导人都十分注意控制货币存量，其增长速度始终维持每年7%左右，即便最高的1966年，人民币供应量增长率也不过15%左右。
由于货币供应受到约束，不管怎样，民众对于未来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明确预期，所以10年文化大革命，社会形势虽然动荡不安，但物价却基本保持稳定，这算是信用纸币时代的一个小奇迹——当然，这也是强力控制的计划经济的特点。
截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计划经济+物资本位使得人民币价值得到较好的保持，从1953年到1979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增加6.5倍,商品流转总额增加6.1倍，人民币的现金+存款总额度，从182亿元增加到1346亿元，增加了6.3倍，全社会没有再出现通货膨胀问题。
（3）1979-1997：从1500亿到9万亿
改革开放了。
对1949年至1976年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后续的拨乱反正、昭雪翻案，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声明和书面的承诺，也是要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济上的赎买行为。
所以，农民的粮食收购价提高了，城市工人涨工资了，右派平反补发工资，老干部昭雪补偿损失，在最初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然是以政府财政透支、印刷人民币的形式来“摆平”的，因此人民币供应量在这两年开始大幅度提速。
整个中国都在剧变。
1978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送行，他们共有52人，总共带了52美元（没错，每人1美元）；当今央行的掌舵人易纲，则是在1980年被派往美国学习经济及管理，他赴美的费用被慷慨增加了1倍——2美元！
1979年底，广义的人民币供应量为1555亿元，1980年进一步增加到1933亿元，增长率高达24%，此后连续三年人民币的供应基本都保持着20%以上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多印钞票的结果，就是1984年的通货膨胀。
不过，由于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中国的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吃饱肚子，民众的生活水平有切切实实的提高，这一次不算严重的通货膨胀没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35周年国庆游行的时候，北京大学学生还打出了“小平你好”这样的横幅。
曾经，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
现在，大洋彼岸一切都如此先进，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们的金融体系。
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其他的商业银行职能，则由人民银行所分离出来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5大行所承担。
企业（国有企业）得到资金不再是原来由中央政府对人民银行下指令进行“划拨”，而是找到各商业银行，而且以前的拨款变成了贷款（俗称“拨改贷”），而且在生产产品销售之后，还要还本付息。罪恶的资本主义的利息，开始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生根发芽……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商业银行，则可以根据自己对企业所发放的贷款规模，向央行再申请贷款，俗称“再贷款”——这成为当时央行最主要的印钞方式。
除了贷款系统，央行还让商业尝试开展资本主义国家的“贴现”操作，鼓励有资质的国有企业将未到期的商业票据找到商业银行折价贴现，而央行则为商业银行的这些票据提供再贴现。
在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基础上，人民银行也逐渐开始深入领会当代信用货币的奥秘，并尝试着设定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设定存款和贷款的基准利率，并且用利率和准备金率来调整货币数量……
嗯，1984年-1993年，人民币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思维开始涌向每一个人的脑子里。在整个社会思想大解放的前提之下，越来越多不甘平庸或者在传统体制里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或辞职或被迫，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去创造财富，一头扎进市场经济这个大海，诸如海尔、健力宝、联想、苏宁、万科等一大批如今脍炙人口的商业品牌，都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
由于1984年的通货膨胀影响不算坏，接下来几年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保持着超高货币供给，从1984年到1990年，每年广义货币的供应量增速都在20%以上，尤其1984年和1986年，人民币钞票供应量甚至达到了39%和31%这样的惊人增幅。
面对社会上物价暴涨的潜流暗涌，当时思想开放的中央政府，决定全面取消凭票供应的物价管制和价格双轨制度，这次改革措施被明确称为“物价闯关”。
1988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潮——通货膨胀最终变成了抢购行动，见什么买什么，有人一下子就买几百公斤的食盐，商店里只要有东西，基本上都被抢购一空。
为了抢购物资，人们纷纷到银行提现，银行发生了挤兑，这下银行可傻眼了，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取钱，哪能应付得过来？前面的人领不出钱来，后面排队的人就着急了，一些地方银行因为不能及时支付，民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都给推翻了。
这场由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的提现挤兑到了什么地步呢？当时的国务院正式发了明码电报给各地，要求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到银行取钱，要发扬吃亏在前的共产主义精神，否则，将给予纪律处分……
就这样，连续多年钞票超发的结果在1987年到1989年以一场严重通胀的结果显现出来，官方公布的CPI系数是20%左右，实际上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
1989年为什么会发生政治风波，并不仅仅是政治原因，还有重要的经济原因。
鉴于通货膨胀后果以及政治风波的影响，1989年到1991年，中国的社会风气开始左转，在经济上政府也实行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规模，努力消化前几年多发的货币。
可惜的是，在政治影响之下，连带着整个经济政策都开始畏缩不前。
关键时刻，邓小平南巡了，“谁不改革，就让谁下台”的喊声振聋发聩，于是1992年开始，中国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
但是，票子又印多了。
为了刺激经济，政府再度进入到熟悉的印钞轨道，票子发得太多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进，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以20%、30%的速度增发，1993年创下激增40%以上的增长率。这些票子发出来，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凭空印，拍脑袋印——截止1993年，“再贷款+再贴现”占了央行基础资产规模的87%。
毫不意外的是，中国在1993年-1995年再度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官方统计的CPI就达到24.1%，消费品物价翻番的比比皆是。
鉴于货币信用太差，在当时，罪恶的帝国主义资本家们想去“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时候，纷纷跑到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去建厂，却不肯用眼角扫一下这片拥有全世界最勤奋、最大规模、最能吃苦耐劳同时也最世俗、最愿意为财富而拼搏的人民的热土。
未来的时代会证明，是这些资本家们错了！
但在当时，却是国际上的共识。
这个时候，“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刚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经济转型中意气风发；而“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接力四小龙，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蒸蒸日上。
相比之下，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当时却是经济凋敝、市场萎缩，大多数人勉强支撑温饱，那时候的中国，一点儿也看不出未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潜质。
怎么办呢？
当然要重建货币信用！
要建立货币信用，首先是要约束政府的财政赤字，不能国有企业想要贷款，中央一声令下，中央银行就给印多少；不能说需要解决某个社会问题（比方教育、医疗），又是一声令下，中央银行哗啦啦印出来钞票送过去就行……
显然，依赖于国内再贷款和再贴现来提供基础货币，无法保持人民币的信用和价值。
1993年6月，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开始努力在中国建立中央银行体制。首先，对放出贷款的商业银行下命令，放出去的贷款一定要收回来；其次就是推动人大立法，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
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其中规定了中央政府财政出现赤字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这个原则终于制度上落实了下来。从此，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的政府一样，要想花钱，要么靠增加税收，要么靠增发国债，只有这两条路。
再贷款+再贴现所形成的基础货币信用不行，那什么样的抵押品可以保证货币信用呢？
参考了当时东南亚小龙小虎们的经济成就，中国最终选择将货币价值盯在美元身上。
为了促进出口，中国人民银行在1993年实施汇率制度改革，将原来的汇率双轨制（汇率分官方汇率和贸易汇率）并轨，实施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1994年元旦，人民币官方汇率瞬间贬值46%，人民币与美元非正式挂钩，汇率只能在1美元兑8.27至8.28元人民币这非常窄的范围内浮动。
稳定的汇率为外贸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土地资源、中国政府不断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中国一步步成为“世界工厂”的备选地。
在10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人民币终于在20世纪末将自身信用绑在了美元身上，而其广义货币发行量也由1978年的1346亿元，增长到了1997年底的9.2万亿元。
算下来，这20年时间，人民币供应量暴涨了68倍！
（4）1998-2014：从10万亿到123万亿
在人民币确立用外汇作为信用来源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小龙小虎们的经济一片哀嚎，而中国提前3年已经将人民币一步贬值到位，幸运地躲过了美元持续升值的毒刺。
躲过了外部的美元升值，却躲不过内部的债务危机。在小龙小虎们忙着应对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的时候，我们则在忙着摘除银行体系内部的不良贷款肿瘤。
应该说，这个“肿瘤”是以往政府长期积累的结果，1995年之前，哪个国有企业和中央关系好，哪个企业就能得到巨量信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巨量信贷越来越大。2018年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曾谈及地方政府债务：
中国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但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
借用这句话，当时能从银行（中央）借到钱的国有企业，应该也没有一个想还债的。
1997年，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3.1万亿，广义货币供应9.18万亿——
可是你能想象么？
1999年，工农中建+国家开发银行五家银行公布给社会的坏账就高达1.4万亿元！
也就是说，1997年以前人民银行印出来的所有钱中，有近一半都变成了坏账！
当中国想要建立现代中央银行体制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肿瘤已经如此巨大，不摘除它，中国经济别说进入黄金时间了，能不能熬过去都难说。
就这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第一轮去杠杆时间。
摘除肿瘤手术被提上日程，信达、东方、华融和长城四家AMC公司旋即成立，财政部注资再由央妈再贷款给钱，还找四大行发行债券，回过头来用于“购买”四大行的不良资产。
根据雷-达里奥总结二战以来48个国家债务去杠杆的过程，所有的“去杠杆”，不管结果好坏，其实都只有1个终极办法——就是央行印钞冲销债务！
这一轮去杠杆当然也是如此，不良资产辗转腾挪，绕来绕去绕了好多圈，绕到最后无非还是大部分靠央行凭空印钞解决，财政部再用全国纳税人的钱填补另一部分的空缺。
有人一直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但它确实在央妈的资产负债表中留下了痕迹（见下图）。
注意上图，1999年开始，“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额度暴涨，而2001年开始，还额外多出来一个“对特定存款机构债权”，这些额度都是这一轮“金融业渐进式改革”的成本。
最荒唐的是，当最初这1.4万亿元坏账解决接近尾声的时候，几大国有银行忽然告诉国家，说坏账其实不止1.4万亿，加上新增坏账，还有坏账1万多亿……
这，这，这……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一起救了呗！
这次为银行体系摘除肿瘤的大手术，直到2009年农业银行上市才算基本完成，而根据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野华测算，包括后来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成本，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的成本累计有3.2万亿元之多。
其中，涉及央行印钞的规模，约有2万亿元，与1995年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相当。
在摘除银行体系肿瘤手术实施的同时，中国与世贸组织的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帮助下，2001年底，世贸组织终于决定接纳中国。
中国加入WTO。
世界经济从此进入中国表演时间。
随着出口关税的下降和贸易壁垒的消除，中国特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开始显现威力，先是大量境外制造业向国内转移，中国直接投资 FDI猛增，随后，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开始出现大幅增长，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一路猛增。
得益于加入WTO和全球化贸易的飞速发展，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步入了为期8年的经济高增长、物价低通胀的黄金增长时代。
这一轮去杠杆成功了！
靠着外部需求，中国经济不仅成功摘除肿瘤，而且变得更强壮、更有活力。
以外汇作抵押的人民币币值极为坚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人民银行购入大量外汇，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随之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外汇成为了人民币发行的最主要渠道。
1995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还仅在30%左右，央行印钞主要还是依赖于再贷款和再贴现，但到了2004年，外汇占款在央行总资产中占比已达到58%。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反而强化了这一趋势，2013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比例达到83%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随后的2014年到达顶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西方国家因为居民和企业部门债务沉重经济步履蹒跚之时，中国却大手笔祭出4万亿，鼓励企业负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出口量猛增，外汇储备猛增——与此同时，当然是人民币发行量猛增。
2009年当年，人民币广义货币猛增27.6%，从47.5万亿元猛增至60.6万亿元，随后几年持续保持这一速度，直到2014年年底的时候，人民币的广义供应量已经高达123万亿元，而其源头的基础货币，80%是用外汇储备作抵押而发行。
从2001年到2014年，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全球经济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和主角：
1999年，中国GDP仅为1.09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七位；
2000年，超越意大利，变成世界第六；
2005年，超过法国，位居第五；
2006年，超过英国，位居第四；
2007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三，此时GDP为3.55万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4。
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第二；
2014年，GDP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达到美国的60%，成为二战以后第三个达到美国经济60%的国家（前两个是苏联和日本，达到这一比例之后他们的经济就陷入长久衰退）……
此时的中国，发愁的是——
这么多外汇储备，究竟该怎么办呢？
（5）2015迄今：通缩时代的182万亿
很快的，领导就不用愁了。
因为，2014年开始，外汇储备开始下降了！
伴随着外汇储备总额的下降，中国的基础货币开始被动收缩。
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开始缩小，而且收缩幅度高达-6%，中国经济开始出现类似于1997-1998年的紧缩。
印钞一减少，就意味着政府权力减小，意味着干预经济的能力降低，这怎么能行呢？
我们又不是美联储，还要主动缩表什么的。所以，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就积极实施降息降准政策，还开始说英语，什么SLF、MLF、PSL、SLO、MBS等等。
这些频频出现的字母组合，其实都是央行货币发行新渠道，是央行新近推出的货币调控工具，同时也意味着人民币的发行在尝试摆脱美元外汇做抵押品的思路，想要和美欧日英的货币一样，进入“我的地盘我做主”时代。
虽然基础货币出现了收缩，但广义货币绝对是不允许出现收缩的！
2015年，为了解决地方债问题，央妈决定将地方债纳入发行货币的抵押品，同时放松了信贷，结果立即引发了人民币的信用危机，大家2014年下半年开始纷纷冲去买股票，2015年股市崩了，又纷纷冲去买房子……
明明基础货币在紧缩，明明广义货币增速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结果房价还暴涨，说到底，还是因为货币信用不够！
从2014年到2018年，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在逐渐变化，其中最大变化项是“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
这个“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呢？
如果我没有猜错，大部分都是地方债。
如果说，2014年以前人民币80%的信用靠外汇，20%靠其他；
那么，如今的人民币则是60%靠外汇占款，30%靠地方债，10%靠其他！
对照当前的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今天的182.67万亿广义货币：
182亿来自第一代人民币，1300亿来自物资本位，2500亿来自黄金，1.5万亿来自国债，2万亿来自1999-2009年处理的坏账，约10万亿来自地方政府债券，21万亿来自外汇……
另外的147万亿，则来自以上基础货币的货币乘数扩张。
本质上说，最后的这个147万亿元，是商业银行的信用，而非由央行所印的货币。
2015年以来，尽管广义人民币的绝对量仍然保持了持续增长，但是其增速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低到改革开放40年来的最低（见下图）……
为什么会这么低？
因为，当代信用社会的“钱”，都是靠“借钱”创造出来的——借贷创造货币，还贷消灭货币！
当这个社会，没有人有能力借债，或者，能借债的人，我们不允许他们借债，那这个社会的货币扩张速度就会急剧下降。
翻译成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
社会的债务总额到达极限，货币信用扩张就开始停滞！
根据相关数据，不考虑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仅实体经济中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负债相加，债务总额就已经高达GDP总量250%，按照年化8%的利率计算，每年的利息支付都已经占到GDP总量的1/5，债务还如何增加？
有些人会说了，再低的增长也是增长啊，这不，都达到182.67万亿元了，这说明未来还是要通胀啊！上一个182万亿，不就是这样的结果么？
可我要说，此182万亿和63年前那个182万亿不可同日而语——以前的182万亿，直接由央行凭空发行出来，纯粹的数量增加，也不存在利息，所以会造成严重通货膨胀，而现在的182万亿，其绝大部分是带有利息的信用，由此有了另外一套一般人想不到的逻辑。
原因在于，每一次的信用派生都会产生利息，如果要保证整个社会利息的正常支付，那么，信用货币总量每年都要至少以整个社会的平均利率水平增长，一旦其增长速度低于社会平均利率水平，那么就会产生债务通缩——这就是传说中的去杠杆。
简单打个比方，现在社会上有180万元钱，但任何使用钱的人，都需要支付利息并到期归还本金，假设社会普遍利率是10%，也就意味着，如果明年社会上的钱少于198万元，无数的人将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本金和利息。
因为高额债务的存在，当前的信用货币时代，广义货币增速比总量更重要！
这就是信用货币的奇妙之处。
2017年，人民币广义货币达到169万亿元，但其增速却只有9%；
2018年，人民币广义货币达到183万亿元，但其增速却只有8%；
——如果2018年中国社会整体利率超过8%，那么2018年我们就会处于通缩状态。
想想2018年中国经济的状态，你觉得吧——
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率水平，是在8%以上呢，还是以下？
显然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率水平是超过8%的，而在我看来，人民币广义货币量增速只要一直在8%附近趴窝，中国的未来，很可能将一直处于债务通缩状态……
第二篇文章：《中产的宿命》
作者：小声比比的饭爷
来源：炒股拌饭
以前读历史时候，利伯曼有一本书，是研究英国光荣革命之后300年的社会各阶层的变化的。
他宣称，英国社会是通过将中产阶级不断贫困化来提高国家整体素质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中产阶级通过自身努力来到了社会中间层，他们踌躇满志，对自己的能力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然后这种乐观情绪就像一股洪流把他们裹挟着推送到一个新的属于他们时代的泡沫中去，泡沫破灭后，他们又回到社会底层，与之伴随的就是英国底层社会的民众普遍都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主流的核心价值观，英国因而实现了国家的整体进步。
一 、
关于中产贫困化，原理上，一个知名投机狗有过具体阐述。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承载了太多的中产所带来的高额度的期望，那么必然陷入债务危机，最终面临无法维系统治的境地，所以，打掉中产的高期望值，能降低债务规模，也能让中产没精力过多牵扯各种实际社会成本无法承担的诉求，从而降低期望值，至于如何打掉？让中产贫困化是一个很现实的办法，虽然这不符合绝大部分的人的认知。"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最后必然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中产阶级越来越庞大以后对物质需求的不断提升和对自由的无边际追求。
全球都没办法承载一个庞大的中产群体，因为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全部对物质需求越来越高，怎么可能支撑得了呢？同样的，社会管理也是有成本的，自由也必然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没有边际的延伸，一旦碰到瓶颈无法突破，矛盾就会被激发。
所以你才看到，进入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个要紧事儿，就是不能让他的人民有钱，不仅要让他们没钱，还得让他们欠一屁股债，无非就是主动还是被动问题，渐进式还是断崖式的问题。不然大家积累了财富就不好好干活，只有欠一屁股债，人民群众才有危机感，才会踏踏实实的干活。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全球的国民收入最高，基本上人民群众欠银行的钱，这辈子都还不上。而且美国人对利出一孔的弱民政策在民众中执行的比我们更到位，其最强大的就是稽税部门和警察，左税右税反垄断，警察和税务稽查分分钟教你做人。
不过这玩意起源不在欧美，毛主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犹行秦法政”，这话是没错的。在秦朝，商君书的驭民五术中，《弱民篇》就有过详细阐述：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这句话啥意思呢，是说民众贫困的话，就会努力地去致富，但是当他们富裕了之后，又会染上各种骄奢淫逸的坏毛病，也就是“虱”了。而且民众如果富裕了，就很难说服他们继续努力为国家劳动做贡献，那我们就需要想办法，让他们心甘情愿把粮食交出来，替代服役，就肯继续劳动了，这样农业就不会荒废了。农事不荒废，人们不停止他们奋斗向上的脚步，所谓骄奢淫逸混吃等死就不会出现了。国富而贫治就是这么个套路，使民众永远保持一颗劳动进取的心，国家哪有不强盛的呢？
换到现在道理也一样，你要是手里有个百八十万，每天下班撸个串，喝个酒，对大多数人来说，哪还有啥进取心，要是想办法让你在一线城市买套小房子，贷三十年贷款，睁眼每个月就欠银行两万，是不是充满了危机感啊，你能不努力嘛。
资本家和政府联合起来，总有办法让你欠更多的钱，以前我们国家主要是房贷，后面消费主义盛行以后，车贷，信用卡，蚂蚁花呗都在快速增长。在美国，花样就更多了，学生贷款，信用卡，车贷，房贷甚至还给穷人专门发行了次级贷，上次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次贷搞出来的，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学生贷款。
就连不太富裕的美国总统想还清学贷也没那么容易，满打满算花了21年时间呢。
到这里你应该隐约明白了点，为什么中产返贫一定会出现。只不过很多国家其实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方式，手法相对隐蔽温和。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一个不断消灭和培养中产的过程，每次当把中产阶级都搞得没钱了，就又可以开始积极发展，给你新的动力积极向上。
回顾这些年，每一次泡沫兴起，媒体都会推波助澜，结果基本都是中产买单，拿我们国家近两年来说，典型的事件就有万众创业，匹凸匹，比特币，无一例外的两年内都破灭了，单单一个泛亚就430个亿，背后22万个中产家庭因此返贫。
消灭中产有四个手段，一是加税，二是通货膨胀，三是给你机会，让你觉得哪里都有钱赚，结果直接掉坑里。四是金融危机，历史上每次危机受伤最重的都是中产。
加税不能加太狠，加的太狠，富人都先跑了，财政支出不能减，就只能找中产去要，最近法国为啥有穿黄马甲的刁民上街闹事呢，就是因为加税富人跑了，中产税更重了，只好上街了。
通胀年年都会有，可通胀太厉害成津巴布韦了，典型的例子是一战前的魏玛共和国，我们解放前的金圆券。80年代我们也有过双轨制和抢购风，当时的高通胀直接引发了后面的天安门广场散步事件，不明白的同学可以看看以前写的这篇 宏观调控之殇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勤劳，积极向上的国家，最好用的是第三种，毕竟加税骂声一片，通胀威胁政权，金融危机更可怕，后果不可预知。
中华民族致富欲望无比的强，第三种不但好用，即使你从中产滑落，那么你也只能怪自己水平差，经验不足，毕竟有人成功了。
对央行来说，从金本位开始瓦解，就注定了现代金融体系中本国发行的货币只是一个低成本的工具，你把它当成是纸也可以。央行根据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对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进行控制，通过危机消灭货币，让货币在人间蒸发也是手段之一。
危机的例子就不用说了，经历过08年的时候都知道当时多惨，记得 《大空头》里讲过，“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总共有5万亿美元消失不见，包括养老金，房地产，401K退休福利，存款和证券；800万人失业，6百万人无家可归。”
二、
人这种动物，惰性很强，天主教讲，人有七宗罪，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饕餮，淫欲。
虽然不信教，但是这个描述一点没错，这才是真正的人性。从国家的角度，想让人干活，这些人就不能有钱，有钱了谁愿意搬砖开矿干苦力，大家都想舒舒服服的获得资本收入，比如收个房租喝个小酒，投个公司分分红旅旅游，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种分工是不可能的，都想做地主，谁来做长工啊。
看看蚂蚁的社会结构，蚁后，雄蚁，工蚁，兵蚁分工完善，有负责繁殖统领的，有负责交配的，有负责干活搬砖的，有负责打架的。作为一个凡人，当然都想做蚁后了，除了交配就是吃吃喝喝，活儿都有工蚁干。但人类社会不同，没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是工蚁的命，一些活总得有人做，所以国家必须要想法让多数人维持在工蚁这个层面，经济上不太富裕，需要努力朝九晚五工作才能满足生活需要，这样社会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
中产阶级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想当资本家当不上，想破罐子破摔又摔不起。而全世界所有国家通行的做法是联合资本家，收拾中产阶级，尽量的薅鹅毛并且完全不怕听鹅叫，因为没人会同情中产，底层人民听了中产痛彻心扉的呼号能笑死：TMD嫌纳税多，老子巴不得多纳点税，可惜没那资格。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就一直很实在。
不过为什么政府要联合资本家收割呢，道理很简单啊，就业和创造财富的需要。
多数老百姓其实是没动力做什么改变世界，做出一番事业的宏伟梦想的，改善生活，富裕起来是工作的仅存动力，并不能带来就业创造社会财富。
唯一能出卖的是时间，你的时间单位价值再高，一天也只能做24小时，况且没谁能连轴转，多数行业收入很快就会到天花板，多数人到了35岁左右，增长就很有限了（别举什么特例，这里说的是普通人）。
要是人人都知道自己很快到了天花板没有希望，谁还努力找机会啊，所以还需要给你足够的动力刺激。拿被宰的最厉害的中产来说，首先要让他们有改善欲望，小孩子要上好学校，医疗条件要改善，想住好房子，自媒体公众号再渲染点各种中产焦虑，努力奋斗财务自由的故事，甚至凤凰男屌丝女勾心斗角最后都会切入到，你必须努力奋斗脱离lowB群体避免阶级固化，才能赢得更好的未来，这些每天充斥脑海的信息，除了刷流量，也在潜移默化的推动观念形成。
典型的还有消费主义洗脑，不管自己和家里经济状况如何，先透支未来的钱买了再说已经深入人心。
舆论先跟上，在媒体反复的教育下，这批有素质的中产自然动力十足，观念的形成基本就是个顺水推舟的事儿，有了改善欲望就好说了，政府和资本家收割起来那就容易多了，人都有从众心理，大家都万众创业了，你还能不上？大家都买买买了，你不买对得起自己？别人的娃都送去补习了，你能不去？要是贵州山区的农民，给他讲什么财务自由阶级固化，他大概会把你当傻逼吧。
对资本家来说呢，早就脱离了赚钱改善生活这个低级趣味的范畴，盘算的是怎么做成事儿，对做成事儿有特别的成就感。虽然都是对挣钱特别有兴趣，但是资本家和老百姓挣钱的目的却是不一样，挣钱是结果，但是目的是扩大事业版图再投资，搞基建搞工厂扩大生产，增加雇员，享乐性消费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少之又少，普通老百姓么，挣钱也就是过日子，攒钱防老，教育医疗。
拿一朋友老爸来说吧，六十多了，给普通人那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了，但他管着华北最大的一个产业集团，员工有几千人，这哥们一直想接手做点事儿。总是劝老爷子出去玩玩，老爷子说法是，出去玩儿有什么意思，哪有在公司指挥这帮人干活儿有意思，我这身体，起码干到80，这哥们一脸懵逼。
搞经济不是搞革命，搞革命要依靠群众，打倒当权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力量，枪毙资本家，没收家产，是党国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之一。现在中产的呼号底层不会理会，那当年改造资本家的惨叫就更没人同情了，巴不得再踩几只脚上去，但后面社会稳定了要发展，搞经济还是要依靠有能力的资本家。
说到这里，围观群众可以想想，在发展阶段，拉谁打谁，对国家来说，不是傻子也该知道什么态度了吧？是拉低级趣味的吃瓜群众还是有雄心壮志的资本家。
不过即使吃瓜群众，也分了几层，有数量庞大的贫困弱势群体，也有所谓的中产群体，全世界任何一个有脑子的政党采取的政策一定是，拉拢弱势群体，压榨中产，依靠资本家。这些年的政策一直在讲提高居民收入，弱势群体的收入近两年其实是有长足提高的，去农村问问，哪个不说政策好，路宽了，房子修了，医疗可以报销了，老人有养老金了。
这里又有人要问了，为啥我的收入没提高，很简单，因为你不是弱势群体啊，我国是一个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的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线划在了2879元这条线。转移支付提高的重点在平均线以下的群体，超过平均线的，不好意思，你是负责在转移支付中为弱势群体买单的。
有个段子很有意思，中产是政府最烦的一个群体，除了能干点活，整天骂国家骂资本家，觉得自己赚的少。没啥大本事，创业搏一把不敢，还喜欢要这要那的，还贪，低价股票房子不敢买，拉高了就冲上去买，买完房跌了拉横幅要求退房骂政府，涨了就觉得自己眼光准能力强，动不动以人民名义自居，在政府的角度，不就是一群白眼狼嘛，不宰你宰谁。虽然是段子，但话糙理不糙，道理完全没错。
当然了，政府和资本家联合整治吃瓜群众，这事儿能做不能说，全世界没哪个政治家会说，我特么就是要宰你们这群傻逼，大家都是以另外的形象展现自己的人文关怀的。
比如当年的朱老板，立下豪言壮志， 原话是，“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到现在到处传颂朱老板的事迹，无数吃瓜群众唱着赞歌，不信，你百度下。
很多人都在讲，朱老板之所以没成功，因为只做了一届，被小人暗害，没斗过坏人，事实上，这些年越来越多吃瓜群众开始认识到，朱老板下狠手的群体主要是咱吃瓜群众啊，这些工人现在被叫loser，其实以前都是拿工资的典型中产。
东北三省下岗工人的惨状有人看过么？
西南地区也有类似的经历，很多人从中产直接变成赤贫，沦为那个年代的牺牲品。
那年春晚，黄宏喊了一句，人民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刘欢唱了一首，从头再来。
下岗国企工人从城市中产沦落到底层贫民，大过年听了这句话，年三十饺子吃不起，还要被刺激一下，眼泪都要出来了吧。
我从来都觉得，国内经济前景很好，未来一片光明，因为毕竟这是全世界为数不多产业链完善，负债结构相对合理，基础设施完善，依然还在增长的国家。只要不攀比，肯卖力，生活总会有起色，10年内我们也会成世界第一经济体，这都是数据可以看到的。
但普通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也是看得到的，经济的增长，服务的改善，整个产业结构的提升，都需要吃瓜群众拿钱去换，尤其是中产的转移支付，这是一个暗黑的游戏，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并没办法拒绝参与，游戏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家和政府联合打造，这并不是新鲜事儿，所以别奇怪，这是多数中产的宿命。
我们的老师，欧洲和美国几乎是一样的轨迹，只不过我们开始这个游戏比别人晚了一点，从千禧年才刚刚开始这个历史过程，游戏只玩了不到20年，很多人还不习惯。
抬头看天，低头看路，中产的问题在于，只知道往前走，努力奋斗却看不清方向，每次都跳到别人设定好的轨迹里。
记得1942里讲，只要活着到了陕西，给我十年，我还是地主。很多人对这句话嗤之以鼻，近代以前的地主，就是现代社会的互联网，金融大佬和基层官员，他们懂技巧，也知道方向。面对和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的竞争，这些地主出生的人即使倾家荡产，只要积累得当，攒够买下第一块土地的钱，依然可以重新开始他们的滚雪球游戏！
这不就是王者开个小号打青铜嘛，除了原始积累困难点，其他方面难度并没有想象的大。
看清方向，读懂政策，看明白媒体怎么给傻乎乎的吃瓜群众洗脑让他享受被压榨的过程，有点脑子的吃瓜群众又怎么借政策东风，略微改善被裹挟的命运，尽可能活的轻松点，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一生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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