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cci

二十多年前
我到京西山区旅游
民宿主人养了一群山羊
有旅客要吃烤羊的
主人就从羊群里抓一只过来
山羊自知必死
所以拼命哀鸣抵抗
让人心生不忍
我看到高耸的悬崖上有一只山羊
站在那里威风凛凛
主人说那只羊抗拒被宰
多天前逃到悬崖上下不来了
一定会饿死在那里
我与那羊隔空对视
给它敬了个军礼
嘿嘿

遍插茱萸: @direkchannel 下山是梯级跳跃，对它们很容易

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加剧，最后终于在汉末爆发为党锢之祸，

九品中正制的意图，正是为了平息此类冲突，将察举制规范化，减少整个筛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办法是，将确定入仕优先次序的决定完全交给地方豪族之间的评议机制，豪族们对其子弟的相互评价结果将决定一位入仕候选者的乡品（1-5品），而乡品将决定他开始做官时的起家官品（1-9品），算法是：起家官品=乡品+4，（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篇第2章）

而朝廷派往地方的中正，其实只是确认这个评议和排序结果，

这一改变显然强化了豪族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最终造就了士族门阀），束缚了地方官和朝廷的选择范围，将竞争的焦点前移到了乡议环节，结果就是，随乡议而展开的声望竞赛白热化了，而清谈玄学正是声望竞赛的一部分，

竹林七贤看似淡泊名利，放浪形骸，其实个个都做上了官，

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品评人物，组成了乡议主要部分，

清谈的另一个目的是智力和品味竞赛，为何它们的内容会变得那么玄奥和清奇？因为任何此类竞争在白热化之后都会走进一些特别狭窄离奇的偏门左道，非如此无法凸显你的特别之处，正如我们在先锋艺术和实验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

魏晋名士不仅爱豪饮，裸奔，还爱嗑药（五石散），这些出格离奇之举，依我看，背后都有着明确的功利动机——提高自己的乡品，

这跟当代 woke 们那些荒谬言论背后的动机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多人会相信两性差异完全没有生物学基础？

这里又可以看到我早先说过的安全距离原理在起作用，假如你已经非常安全的确立了*你是个聪明人*的地位，那么，你说一句听起来好像很愚蠢的话，并不会因此而被视为蠢人，反而还可能让听者疑惑：这句话里是不是有什么我未能理解的深意？因而不敢质疑你，甚至积极附和你，而这一附和进而也影响了更多听众的反应——既然这些聪明人都在附和他，这句话里肯定有什么我没能理解的深意，所以，为了不暴露我的愚蠢，最好也跟着附和，于是，皇帝新衣就这么穿起来了，

可是，假如你的聪明人地位并不牢靠，你就不敢玩这种游戏，

 

先看到推友祝贺我「美团会被政府要求给骑手买社保」预言成真，后看到财新网报道。

再接再厉，再说一个。

工作微信号上有两千多人，六成强是保险界的。过去一年半来，密集发圈两类促销信息，财险的发这康那惠补充医疗险，寿险的发年金保险。

鉴于此，无须预言，已可推断：各地官办医保社保均已破产。

1 1980年代撒切尔一举打败英国矿工工会的故事，
2 之前工会在英国势力巨大，前任希斯想挑战而败北
3 工会罢工不是简单地自己不上班，而是派纠察去其他地方其他行业阻碍经济发展达到自己的目的

4 撒切尔不惜一战，但非常有策略性，一步步地把对方掐死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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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清莉 李凤桃

编辑 | 张友发

 

7月22日晚20:00，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吴亦凡都美竹事件的调查结果。

 

根据通报，事件共涉及以下几位核心人，吴亦凡及其经纪人、律师，都美竹，都美竹写手徐某，涉嫌诈骗的刘某迢。毒眸（ID：DomoreDumou）向吴亦凡团队，都美竹发出了采访邀约，目前，毒眸已与都美竹取得联系，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吴亦凡团队的回复。

此外，在调查结果公开三小时后，我们连夜采访到了写手徐某。 徐某自7月13日第一次与都美竹取得联系，在这之前，他是长期的自媒体写手，曾是女团火箭少女101的粉丝。

他在7月15日抵京，之后帮助都美竹撰写微博文案和网易采访回复，并在18号后配合警方接受询问。但他自称，在来到北京后，自己从未与都美竹见过面。 

昨晚，徐某向毒眸提供了和都美竹联系的录屏信息，并用微信聊天截图和微博截图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与其进行了3小时的通话后，毒眸在此独家公开与吴亦凡都美竹事件的参与者徐某的采访内容。

（被访者观点不代表毒眸立场）

以下为徐某的访谈实录：

毒眸：先做个自我介绍？在这之前你的从业经历是怎样的？

徐某：我姓徐，是河北人，31岁。

我是高中肄业，高考的时候语文成绩142分，但高考总分是198分。紧接着上了一年的民办大学学心理学。

之后干过电话销售，在催眠公司打过工，后来我开始在家里写网络小说。之后开始给别人做高价代笔，因为这个机缘慢慢开始做编剧。我也运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做影视营销，之后还参与了一些头部影视项目，帮娱乐圈做一些公关，甚至谈判相关的东西。

我还做过类似新闻调查的稿子。比如说曾经我实地考察过商业公寓的甲醛问题，去采访一些当事人，然后写稿子。

我从来没有干过上班的工作，一直在做自媒体，做自由职业。

毒眸：发生这件事之前，你对吴亦凡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徐某：我曾在2016年左右，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女孩子被性侵了之后要怎么办？其中有一个匿名回答说自己被一个流量小生灌醉并且发生了关系，当时说会对她很好，结果又把她抛弃。她现在很抑郁，心情很糟糕。

我当时加了那个人的联系方式，她给我发过一些拍的关于吴亦凡的证据。那段时间我不停地安慰她，希望她能好好生活，去报警。但这种事情留存证据很难，我也没办法核实那些证据是不是真的。

我跟那个女孩聊了大概一两个月，她最后给我发的消息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不好意思你帮不了我，然后就把我给删了。到现在为止，这都是我过不去的一个坎儿。等到都美竹这件事发生时，就让我想到了那个人。

毒眸：你和都美竹是怎么认识的？

徐某：6月初我就看到了都美竹这个事儿，我当时看她微博，以为她就是一个普通网红，我甚至都没有看得很仔细，因为她的文采实在是太糟糕了。

后来到7月初，朋友又给我发这些，说（都美竹）这事又起来了。当时我翻都美竹的微博，有吴亦凡的粉丝在攻击她，有一个视频说她自己把手机号发给营销号，然后营销号就把她的手机给曝光了出来，被别人电话骚扰。

然后我又发现她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这毕竟是一个正规的211学校，我曾经也在中传这一片做编剧，对中传人总体印象算是好的。所以我第一次跟她取得联系后，就问她是不是中传的本科生？她跟我说是。因为有人爆料她不是中传本科。

7月13号上午我就给她打了手机号，第一通电话她挂了，我紧接着打第二通电话，这么着就开始产生了联系。她当时正好是在输液，然后就加了微信。我们在7月13号下午两点进行了一次长语音，把相关的事件就都了解了，后来就来了北京。

都美竹与徐某聊天截图

 

毒眸：你联系她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来北京？

徐某：我就单纯想帮她。我平时经常跟这些受到性侵的姑娘们聊天，会有大体的经验，我曾经自愿为她们提供免费心理安抚工作，虽然我也不是专业的，尤其是那些在公众平台上说准备自杀的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生命。

 

我告诉都美竹我是做编剧的，有一些自媒体的经验，你的微博写得太烂了，如果你想讨回你的公道，你这么写是不行的，我可以帮你写。

 

涉及到危机公关的话，必须要跟当事人见面，知道当事人到底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到的那天应该是15号晚上，她说跟亲戚吃完饭之后就回酒店来跟我见面，结果过了一会就说不见了，怎么都不来。

 

 我当时生气了，把我的身份证，淘宝、京东的收货地址都给她看了，告诉她我肯定不是坏人，见你的目的是想看你手里的证据，跟那些找到她的人谈一谈。

 

但她无论如何都不见我。当时她（说）去做整容去了，后来说是陪阿姨看病。直到19号凌晨去协助调查，我们也没和她见过面，都美竹也没给我看过她手里的料，我所有东西是听她说的。

 

我们合作从头到尾，她一直跟我说她害怕我是吴亦凡的卧底。

毒眸：新京报报道提到，都美竹负责了你来北京的食宿，这个属实吗？

徐某：（最开始来北京时）都美竹原本想在她住的公寓里给我租个房子，但当时公寓已经没有房子了，她就在公寓旁边的酒店给我租了房间。

伙食费用都是我自己承担的，她出了我4天的住宿费，是我要了几次后她给我补的。第4天晚上她去协助调查了，第5天晚上的钱是我出的。第6天我才搬到公寓里来的，我不知道都美竹原本住哪，也不清楚她现在是否知道我住进这个公寓。

毒眸：所以说你们俩住的非常近，但是一直没有见面？

徐某：她之前没有住在公寓，是住在别的酒店里。

毒眸：在和都美竹的接触过程中，你了解她和她的家境吗？

徐某：她跟我说自己家境非常的好，妈妈是内蒙古的金融企业高管，阿姨（妈妈的妹妹）是北京某娱乐公司高管，继父是内蒙古的房地产商，在三亚开发奢华酒店项目，三亚某豪华酒店也是她舅舅开的。我当时还专门查了这家酒店的信息，但没查出来。

毒眸：你接触都美竹时，她告诉过你自己已经跟吴亦凡以300万的金额达成和解，并且吴亦凡的母亲已经转50万给她这个信息吗？

徐某：我跟她接触的时候，她恰好要签那份协议。她给我的说法是，她还没有决定要签（和解协议），因为对方要求她提供另外7个人的姓名跟信息，所以她没有签。

我跟她说，你要方便的话可以把那个协议发给我。她发给我后，我告诉她这协议是一个陷阱，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对方）打完钱还要转账回去，看上去很像陷阱，你要签了对方就把你给弄进去了。

从都美竹的角度看，是觉得“我还没跟你谈合作，你干嘛就先给我钱”，她就很不舒服。那天也正好赶上她在医院住院，就没签这个合同。

毒眸：在帮助都美竹发声这件事上，除了你，她的朋友和家人外，没有别的团队吗？

徐某：我不能确定。

毒眸：朝阳警方公告中涉嫌诈骗的刘某迢，你接触过么？

徐某: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从来也不知道他，就发生这个事，今天(22日 )我才知道。当时谁都没想到这里面还有一个中间人，我当时只想到吴亦凡就是下一个吴秀波。

毒眸：网上有一个关于都美竹姐姐的采访，她姐姐在采访之前有跟你沟通过吗？

徐某：（没有），我看到了澎湃那个。如果我之前就知道他姐参加采访，我肯定也给她（姐）准备稿子，就不会那么糟糕了。都美竹网易娱乐的采访就是我帮她给媒体回复的。

毒眸：所以采访是以文字或者邮件的形式？

徐某：对，网易娱乐本来是说想要语音，我跟都美竹说不要语音。我让都美竹向对方索要采访提纲，我根据采访提纲去和都美竹商量，由我来撰写，都美竹再发给网易的记者。

毒眸：在都美珠协助警察调查那晚，网易娱乐的记者称联系了都美竹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你吗？

徐某：不是我，我没有直接加媒体。

毒眸：跟都美竹联系的这段时间里，每天沟通的频率是怎样的？

徐某：差不多一天语音聊能聊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

毒眸： 都美竹事发以来，她的微博共发布了10多篇博文，这都是你来执笔的吗？你们是怎么样的合作方式？

徐某：都是我撰写的，从16号开始，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比之前标准很多。

她跟我说大概的方向和内容，我从她那里搜集信息和线索，比如说跟吴亦凡怎么见面，中间过程什么样子，包括把吴亦凡的经纪人毛可异的一些聊天录屏发给我，结合这些再去写博文。

我写完之后会发给都美竹看，然后都美竹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有的时候会改，有的时候就会告诉她说这东西不改比较合适，然后就发出去。

因为我可能受过相应的心理学训练，所以共情能力非常强。我做文字这一行，也差不多干了小10年了。

毒眸：在为都美竹撰写的所有博文中，除了情绪之外，你认为事实部分真实的比例是多少？

徐某：都美竹怎么跟我说，我就怎么写。但都美竹那儿的真实状况我没有核实，这一点的确我不正确。

一个事儿的热点它就这么长时间，你这热点过去了就没了，所以从我角度看是争分夺秒，跟打仗一样。

我那几天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可能不超过4个小时，就是晚上凌晨3点躺在床上，然后大概也就睡了三四个小时就起来了，你必须得观察网络上的舆论风向。我还有那么多精力去核实这些东西不太现实，再加上她又不跟我见面，也可能是不想把证据拿来给我看。

毒眸：真正把舆论给搅起来的还是18日发布的“决战”博文，文案的产出过程是怎么样的？

徐某：大体经过很多轮的交手之后，她也身心疲惫了，她的朋友和她前一天晚上被用微博私信发了尸体的照片，她在跟我语音通话过程中就哭了，我安慰她很长一段时间。

我当时问她说，你现在诉求到底是什么？因为当时她跟我说，已经有人给她发微博私信，要开价两个亿来了结此事了，最开始说是8000万，后来就涨到了两个亿。

她给我截图发过来，然后我当时问她现在要不要，她说不要，她就想要个公道。

因为我没有看到受害女性的真实信息，所以我就问她说你这些人是真的存在？她跟我说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存在的话，都到了这个节点了，我建议你就要比较决绝一点的发声了，然后她同意了，然后我就开始撰写。

我在撰写之前，和她做了一个微信通话，在通话过程中，我们就仔细商量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我也在询问她，都弄完之后就发布了。

毒眸：你看到的微博截图里面对方有说是什么身份吗？ 

徐某：就说是公关团队，没提到吴亦凡。

某公关团队找都美竹私聊的截图

 

毒眸：这篇文章里的关于“牙签”、“我很大，你忍一下”的表述，是都美竹的原话还是你写的？

徐某：我有做适当的加工。比如“我很大，你忍一下”是都美竹告诉我的，然后我用了排比。“牙签”也是她有一次提到的，但“大概率，就是你挖鼻屎，本来想用手指，但是只能用牙签这么一种感觉”是我写的。

 

毒眸：在决战文发布后当晚，你和都美竹联系过吗？

徐某：发完决战文之后，当时都美竹有一个担忧，她觉得吴亦凡是妈宝男，特别懦弱，很害怕吴亦凡会自杀，我就帮助她写了7月18号22:18的微博，希望吴亦凡不要自杀。 

之后就没有联系了，因为她（当晚11点左右）就去协助调查了。

毒眸：对于现在的处境，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有想到事情会变这么大吗？

徐某：我本意是希望这个事得到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娱乐圈会出现像吴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姑娘出来控诉吴亦凡，但所有人都听之任之？为什么在曝光吴亦凡的人的微博底下，全部都是吴亦凡的粉丝在辱骂这些姑娘，原因是什么？

不管吴亦凡有没有操纵舆论，对这些想要讨一个公道的姑娘而言，这是不公平的。我想给这些姑娘讨一公道，但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所有人都吃到了瓜，吴亦凡所有约都解掉了，并不是我的初衷。

我的想法特别简单，饭圈应该改变一下文化。我曾经是著名女团火箭少女101的粉丝，我在里面看到团员间的粉丝相互辱骂，甚至发死亡威胁。我曾经因为在豆瓣发了一篇帖子，被骂了1000多层楼。我不知道为什么饭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毒眸：你过去在豆瓣上发的那篇被骂的帖子还在吗？账户叫什么？

徐某：那个账户我已经注销了。那篇帖子也已经不在了。我发在“火箭少女研究中心”那个小组。那是在2018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各家）粉丝之间不要相互攻击。第一不要p对方的遗照，第二不要骚扰对方的父母，第三不要对任何人，包括队友的粉丝进行荡妇羞辱。两拨粉丝全都说我是对方卧底，一块骂我，非常少见的他们能在一个帖子里这么团结。

（发了那篇帖子后）就不停有人给我发豆瓣私信，对我进行攻击。我实在受不了了，当时我也没玩明白这个豆瓣，（就注销了账号）。

毒眸：通过这个事情，你觉得达到改变饭圈风气的目的了吗？

徐某：首先这件事真的闹得这么大不是我的本意，但整个社会关注到了，最起码央视也关注到了，包括有很多的文宣部门也关注到了（也很好）。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都美竹是个英雄，在写博文的时候，我在字里行间也希望把都美竹塑造成一个英雄，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告诉大家）普通人跟英雄其实只有一步之差。

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事不对，但是跟我没关系，要等别人处理，那么这个社会要怎么进步？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赤裸裸地摆在所有人面前，我倒要看一看你们到底要怎么想？

毒眸:  刚刚你提到希望把都美竹塑造成一个“英雄”，在十多条的博文中，你是怎么塑造这个形象？

徐某：（突出）奉献牺牲，像“为了保护她身边的人”，“没准我的孩子在幼儿园还会被叫做公交车的孩子”，这些都是我加工的，就是在唤起一种英雄的感觉。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女性站出来去支援她，没有我她做不到，我就敢这么告诉你。

当然在一个问题上所有人都没有发声，只有她一个人死磕，这本身就是一个英雄啊。

毒眸：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有过长期合作的想法吗？

徐某：都美竹看到我给她发的第一条微博之后的反响后，说咱们以后就长期合作，你当我的经纪人。她甚至还跟我说，可以先通过快递的方式给我发一份合同，先把合同签了，因为她不想跟我见面。 

她自己很在意粉丝量。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只有17万粉丝，现在应该将近500万。她（在微信语音通话时）问过我，能不能通过这个事儿来增长一些微博粉丝？我（后来在微信里）的确回答过她，我向你保证，你肯定会增长粉丝的。

毒眸：参与这个事，有觉得后悔吗？

 

徐某：非常后悔，当我得知她说的有很多信息都不对的时候。

我不想说这些东西了。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我在欺负一个小姑娘，而且她现在还在配合接受调查。（但是）她对我没说实话的地方可多了。

 

毒眸：关于这件事的源头，都美竹参加吴亦凡“酒会”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认为都美竹有撒谎吗？

徐某：我不知道，因为她跟我说的，跟官方宣布的这个并不一样，但是我不能确定她是否撒谎。我只能告诉你，我不想恶意攻击任何人。

毒眸：18号晚上发布了“决战”文之后，你跟都美竹还有联系吗？你们最后一次联系在什么时候？

徐某：发完决战文之后，紧接着我又让她发了一个别的东西。因为当时都美竹有一个担忧，她觉得吴亦凡是妈宝男，特别懦弱，她很害怕吴亦凡会自杀，然后我就帮助她写了7月18号22:18的微博，就是希望他（吴亦凡）不要自杀。

之后就没有联系了，因为她（当晚11点左右）就被带走了。

毒眸：你刚刚说未来还会在北京待一段时间，是持续到事情调查结果出来，还是等到什么时候？

徐某：我也不知道。警方跟我说这段时间还是先在北京呆着，随叫随到。我这房子正好也交了房租，既然这样的话，我先待着。

毒眸：你还有什么想对公众说的吗？

徐某：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懂得传播规律的人，去帮助都美竹，因此让人觉得我们是个“团伙”，凭什么吴亦凡就可以公关，就花钱买营销号，都美竹她不了解传播规律，有一个懂的人来帮他就不行？

不管都美竹什么样，我和她在13号之后做的这个事儿，是追求正义的。

（毒眸记者 陈楠楠 陈首丞 龙承菲 张嘉琦  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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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去家附近新开不久的盒马超市，买了点东西，付账时却发现，自助无线支付必须先下载盒马APP，绑定支付宝之后才能付款。

当然，另一个选择是付现金，听说也是被投诉后才开的（因为拒收现金违法），但现在我也都习惯了不带现金出门。在店里试着下载，网速慢，许久都没成，实在很厌恶这种被胁迫的感觉，一怒之下不买了。

盒马作为阿里旗下的店，为什么支付宝还不能直接付？显然，这考虑的根本不是消费者的便利，而是趁机逼迫你下载盒马APP，是一种绑架消费者的霸王条款。要使人改变行为，通常有几种办法：说服、引诱、激励，但在我们这里，通常就只有胁迫。

1、跟不上就被边缘化

这种强制推广的逻辑，在国内生活中比比皆是：在菜鸟驿站取个快递，之前取件码还能在淘宝上打开，现在必须先下载APP才行，这还不能一怒就快递都不要了；去银行办个资金证明，也非要你下载手机银行，注册、再申请，明明柜台十分钟就能办的事，能折腾上两三个小时；上海一些地铁站里，交通卡充值原本柜台很便利，但前年底就不再提供这一服务，只能去新机器上自助充值。

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遇到的都是这样的逻辑，给人的感觉是全然不“以人为本”，而只想软硬兼施逼迫你“进步”，采用最新的技术。虽说“顾客是上帝”，但你甚至没有权利选择，为此他们可以尽量把选项减少，迫使你只能被撵着往那条路上走。哪怕先让人尝试几次，再引诱着逐步改变行为也好啊，它不是，想要你一步到位。

如果真从用户角度出发，那么本应力推Web这样的开放平台，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是APP这样全面收集用户行为信息外加终端绑定的东西大行其道。即便有时打着“便利”的名义掩护，但自助购物结账、返券、满减最终其实都旨在诱导更多的消费，并通过算法的逻辑，暗中侵蚀用户自主的选择权。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买什么、不买什么，选择是否用它们的APP、小程序，甚至选择是不是用智能手机，但这种选择也正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难。

对一时难以习惯的人们来说，这是痛苦的体验。且不说还有很多人没用上智能手机，就算是已经开始用上的，毕竟适应起来也很慢。有些老人甚至都根本不敢出门——去医院要手机 APP 挂号、买东西手机支付时被强迫关注公众号、饭店点菜必须微信注册扫码、在家玩电脑各大浏览器每天抢占默认浏览器、各种来历不明的软件骗你安装，他们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

对习惯了新技术带来便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觉得这是好事，但对很多老人来说，却每天都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我一位朋友的老母亲，也想网购，但又学不会，于是每次要买东西了，就在微信上告诉女儿，女儿在加拿大上淘宝买好、付款，再在国内下单。

有类似处境的恐怕并不在少数。最新CNNIC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普及率70.4%，意味着仍有4亿多人是不上网的。老人就更不用说了，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调查，60岁以上国人中仅有23%的人上网。然而，当下急速推进的网络基础设施却极少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他们要么“被逼进步”，要么就一步步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

这并非耸人听闻。去年疫情期间就出现过这样的事：一位六旬大爷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也就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无奈徒步956公里外出打工，连宾馆也不能入住，以至只能露宿公园。另一位老人搭乘公交车，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扫健康码，不仅司机拒载，还遭全车乘客谴责，连警察的说法也是“没手机就下车”。

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如今很多景点都已改为无人售票，尽量减少接触，一些人甚至尚未反应过来，就发现在自己国家一点点变得处处难以通行。在欧洲、日本都有很多不肯或不屑使用智能机的人，原因不一，但都不影响他们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而在国内，这几乎需要要付出英雄般的努力。

我一位朋友出于隐私的考虑和对APP的反感，多年来一直都只用老式手机，但在疫情之下也终于破功，因为没有健康码，几乎寸步难行，这已经变成像身份证一样是公民必备了——夸张点说，不获取较新手机（或系统），甚至可能无法使用公共服务。

国内的公共服务，经常像是只服务于“主流人群”的，以至于网上有人嘲讽说：“众所周知，中国没有老年人、没有农村人、没有穷人。”——这个清单可能还得加上女人、残疾人、性少数者、上访者、留守儿童、性工作者、消失的女婴，以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人。

我们这个国家，一面在鼓励、甚至恨不得强制多生，俨然人口再少下去就会国将不国；另一面又在无情地、大规模地淘汰或驱逐那些根据某种标准显得“多余”的人。

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背后，隐现出一种治理逻辑，它对待国民就像对待移民：要人，但只要符合标准的人，而这标准，可能是“高端人口”，也可能是“跟上时代观念”。

2、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在近百余年来的变革潮流中，差不多每一代中国人都经历过这种被时代洪流所裹挟、冲刷的感觉，它假定：朝向未来的新变革总归是好事，而任何跟不上这个不断加速的历史脚步的人，都是不值得同情的，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语）。这种内在的逻辑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今天更多带上一点“技术进步”的色彩罢了。

这样一个社会，就像是背后有人紧追不舍一样，所有人都在狭窄的道路上奔跑，有人晕厥，有人赶不上步伐，但旁边维持秩序的人还在不断催促：“快跑！快跑！别停下！”很少人慢下脚步，更少有人停下来反思。贾樟柯前些年因此说过：“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且不说那些还没有智能手机或用不习惯的弱势群体，在这个跑步前进的社会中，一个人若想要抗拒变化，保有原先的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难。抵制新技术生活方式、不上网、远离社交媒体，这种新卢德主义尽管在欧美也一样难，但至少是能做到的。

2016年，曾任耐克公司高管的Erik Hagerman就决定在俄亥俄州自家的养猪场践行这样的生活，虽然也有人嘲讽他这其实是一种绝大多数人都享受不到的奢侈，但要在中国做到这一点，恐怕更难得多了。

和欧洲不同的是，国内很少有人担心权力通过新技术来驯化大众，而少数不信任/不善用新技术的人，到头来也只能被权力与资本联手挟多数人意志所推进的新技术所胁迫，直至无处藏身。

如果说在国外的思路是“只要还有人有可能无法接受新科技，那就需要为这些人留下方便之门”，那么在国内的思路则是：“只要我上了新科技，你们就全都要适应，不适应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已被社会所默认，最典型地体现在你遇到不便时，很多人的反应不是觉得这些有何不合理，而是“你该换手机了”。

有必要认清这一点：“新”并不一定意味着“好”。事实是，新技术对个人的生活的入侵更为深入，个人隐私更难保障，对信息的控制和操纵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剥夺。

正因此，现在年轻一代愈益反感各种APP对个人的不尊重，让你授权给它很多根本与APP内容无关的个人信息——如果你不授权，就不能使用。

现在的问题还不只是“被逼着进步”的那种被催促、被裹挟的不适感，而在于这并不服务于某个宏大的国族目标，而只不过是服务于企业的私利。像逼迫下载APP才能使用服务的做法，业内都清楚这仅仅只是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快速推进新业务，搜集更多用户信息。如果你问“难道就不考虑消费者的感受吗”，得到的回答是：“也就你不买了，别人都在用。”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企业明显是吃准了中国消费者的心态才予以区别对待。我有朋友回国时要买东航机票，发现中文网页要绑定微信，繁琐而不便，搞了半天都没买上票，他灵机一动切换到英文页面，什么都不需要，两分钟就买好票了。

可以说，权利正是在一次次退让后消失殆尽的，这种胁迫式的强制推动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强横霸道，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恰当地运用我们的选择权——哪怕现实中这样的选择并不多。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些商家对用户都充满了恶意，只是把你看作是榨取的对象而非服务的客户，只有完善法律法规保护个体权益，促进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才可能有一天让它们都从市场竞争中淘汰掉。但服务意识不会凭空掉下来，第一步首先是需要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我们有权要求得到更受尊重的对待。

 

*已刊“财新文化周刊”，有改动

广州长隆涉嫌歧视同性恋消费者，已经被起诉到法院了。

今年5月下旬，一对女同性恋情侣在网络购买“情侣票”准备进入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游玩，她们在入口处被工作人员拦下来，园方禁止她们凭此票进入参观游玩。园方解释称，情侣票仅限“一男一女”。

广州长隆涉嫌歧视同性恋消费者的做法在网络引起关注，众多消费者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部分同性恋者呼吁抵制广州长隆，号召大家不要再选择这个地方游玩。

今年5月24日，下大垅就此事做了报道。（详情见：同性情侣买“情侣票”进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遭拒，质疑园方歧视同性恋）7月18日，下大垅了解到，此事有了新的进展。

7月18日中午，遭到广州长隆拒绝入园的当事人之一@宝木水四幸鹿土 发微博透露，已就此事正式起诉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

网友@宝木水四幸鹿土 还晒出了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原告是宋泽尘，被告是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法院称经过审查，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已经决定立案审查。

网友@宝木水四幸鹿土 转发了自己起诉广州长隆的微博评论称，“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我们’”。

截至下大垅发稿时，数以百计的网友转发了这条微博表示声援，一名网友留言说：“上个月本来想再去一趟长隆的，看见那条微博不打算再去了，花钱买票找气受吗？”

众多基友也就起诉广州长隆一事表达了支持，他们纷纷留言，“加油，支持两位姐姐！”据下大垅了解，自5月拒绝女同情侣入园一事发生后，广州长隆没有公开就此事作出回应。

网友@宝木水四幸鹿土 曾于6月11日在微博透露，在她决定起诉广州长隆之后，后者曾通过购票平台携程对她表达了“歉意”，并希望她撤诉。

下大垅注意到，在这份邀请函中，长隆表示愿意邀请她担任“长隆体验官”，可以邀请她再次重新游览长隆，弥补此前的遗憾。但长隆在全文中丝毫没有提及对拒绝同性情侣入园做法的改进措施。

从危机公关处理的角度来看，长隆的做法显得没有水平，也无法赢得包括当事人@宝木水四幸鹿土 在内的LGBT群体的好感。@宝木水四幸鹿土 没有接受长隆的“歉意”和邀请，她仍决定起诉广州长隆。

下大垅对网友@宝木水四幸鹿土 的做法表达赞赏，并呼吁大家关心此事，维护“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权益。

LGBT社群的人遭到不公平对待和歧视，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发声，没有人采取行动，没有人表达声援，我们将会永远遭受不公平对待和歧视。当事人@宝木水四幸鹿土 完全可以接受广州长隆的“私了”，但她没有这样做。

她的起诉并非是为了一己私利，她是为了整个LGBT群体。她在帮大家争取权利，赢得“我们”该有的尊重。广州长隆虽然可以拒绝“同性情侣”入园，但它们无法定义“情侣”就是“一男一女”。

今年5月29日，这对女同情侣在遭到广州长隆拒绝入园的做法后，她们接受了自媒体CRN的采访。其中一人说道：“权益是靠我们群体内部的人争取来的，不是求来的，不是等来的。只有当我们去争取，才有可能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

下大垅综合报道。

来自品葱网友：Shaco

我在B站和YouTube上都关注了一个up主，解说电影的“止戈电影”。就在今晚这位up主在B站发了一条动态，内容如下：

昨天(18日)下午发布的视频已经删除了，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选择这部电影和删除的原因。

其实我在选片的时候只是把这部电影当成一部很棒的悬疑片来看，大家应该都能看到，我最近的选片风格都是逻辑推理感很强的犯罪片，当了解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发现非常符合这个风格，而且结局还有反转，从这一点来看，这确实是部不错的电影。但我实在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在这里我也表下态，我跟大家的价值观都是一致的，我同样支持死刑制度，只是在解说中没有强调这一点，导致了很多人的误解。

其实经常看我解说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解说一部片子的时候都是最大限度还原电影原貌，很少掺杂个人价值观，当涉及到分歧的时候，我一般都会保持中立，可能在这部视频中，就是这种中立的习惯让大家产生了不适感。之后的解说我会更严谨，希望大家能继续监督我、支持我，爱你们的止戈~

我看了半天开始没看懂，后来翻了一下评论才明白缘由。昨天的视频内容讲述的是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后来被小粉红们一直攻击，up主受不了就把视频删了。攻击的“点”就因为视频文案里的一句话“目前世界上70%的国家已废除了死刑，实际执行死刑的国家只有xx%，而我国就在其中。”我的天啊，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样一句话刺痛了小粉红们的玻璃心，而就在这条动态下面还有不少小粉红依旧在纠缠和谩骂。回头看看这些年真的是倒退的厉害，开始除了六四不让说，文革是可以批评反思的。接下来文革已经不能批评反思了，科学知识和法律常识等还是可以普及的。再后来科学法律这些玩意也不能普及了，那我看个轻松点儿的解说电影吧结果一堆小将跳出来……

以前的五毛们还都能据理力争的讲些东西出来，而今天的这些粉红、小将们真的一点脸都不要了！

以下是这条动态下的部分B站用户评论：

风神大人要和我告白：作为一个在学法的学生，表示死刑绝对不能废除。

赌上头发学一个月：人不可能保持绝对中立，只要你有人种国籍的区别。就像一句话叫，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有国界。所以作为一名视频被众多网友浏览的up主，网友中有成年人也有三观不成熟的小朋友，如果你对自己要求严格的话，就得有自己的立场。

死曲：一部废死的电影+觉得自己可以客观解说的UP+最近的岳父案+反对废死的观众+对废不废无所谓但觉得前者很矫情的观众+非贬义理中客+成分不明=?
感觉还是尽可能不要碰有敏感内容的电影，或者不加个人观点。

dofor99：你视频里有一个关于“全球多少比例的国家支持死刑”，这个属实是文案的准备不足，因为这其实是挑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固有理念，甚至是刻在基因里的“杀人偿命”逻辑，有争议是难免的。

云淡风7：现在正在风口浪尖上，大家也都比较敏感，很多西方电影也确实会带着一些价值观，删了也好。

哈哈哈褚：中立都能被喷？？ 可怕，无脑喷子咋这么多啊。

摸金女王：千万不要夸大死刑的震慑作用。比如，大清有各种死刑22种，可大清的恶性案件少吗？大清的社会治安好吗？不但不好，而且还伴有各种农民起义。

哈喽短腿君：大卫戈尔的一生是一部很不错的片子，很久之前看过两遍，每个问题都能讨论，探讨他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是世界进步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要因为迎合一些人的观点而改变你自己。你也是客观讲述，乌合之众的言论本身就带有极端偏执和唯一正确性，如果谁的声音大就听谁的，那世界不会进步也不会有真理。希望越来越好。

以下是这条品葱帖文下的部分品葱网友评论：

shiyishi11：中国社会偏右，我这种中老年人偏右就算了，年轻人也偏右。对待死刑态度，别说不支持废死，基本建议恢复古代宫刑，人彘等刑罚。没什么法制思维，最好能恢复皇权那种情绪性处罚，比如把什么林生斌无需审判，直接菜市口凌迟，把蒋方舟扒光衣服，插上木驴，挂上日奸牌子游街。脑子里没有证据观念，用难道这不可疑吗，反常吗，都能当做证据。台湾就不同了，中老年四五十岁的人偏右，但是年轻人中立偏左，居然成了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恋婚姻法的国家。以后大概率要废死的，等我们这一代老家伙死的差不多的时候。谁敢在中国提同性婚姻合法?亲妈都要被粉红干爆。粉红会说，你是想让我们汉人亡国灭种是吧？然后把你黑爹引进来换种是吧？lgbt我们不反对，但不可能支持！你们也别出来宣扬恶心人！（我对墙内粉红想法比较了解。这就是b站粉红原话，最近新一轮打黑人运动开始了。）比如废死的问题，就是一个左派和右派辩论的核心议题，可是中国的社会领域根本没有左派的发言空间，这也就是这个up被怼的原因。

藤原正理：在B站发法律知识过审也非常难的，除了一些简单的民事和刑事法律知识外，行政法、国际法相关的想过审难得一匹，宪法的你基本想都别想。发外国的法律，只要别牵扯敏感话题过审成功率相对高一些，但容易被小粉红冲塔。B站将墙内很多正常的法律知识视为敏感言论甚至是反动言论。最高人民法院入驻了微博、微信、抖音、西瓜视频、好看视频等等，就是不入驻B站，原因你可以去想想。那些入驻B站的律师或律所要么只发一些简单的民事法律知识，要么发一些给党歌功颂德的政治话语，你要是敢发那种维权、民告官、给死刑犯辩护的试试，被小粉红冲塔、删视频封号你选一个吧。像罗翔、法山叔这种的很少。法考培训、法学考研法硕考研、考研政治的视频被监控的很厉害，就比如法律硕士中国宪法学这门课几乎禁止评论。另外，墙内网民对死刑的态度是很偏激的。在谈论死刑问题的时候只要你不明确强调“反对废除死刑”的态度很多人就会骂你，因为他们认为你只要不强调这句话就是在表明你支持废除死刑，支持废除死刑就是纵容坏人要千刀万剐。我也曾因为讨论死刑问题被喷过（其实我也反对在中国废除死刑，因为废除死刑不现实，我认为中国应该格限制死刑判决和执行，大幅度减少死刑）。别说B站、微博，你就是去法考、法硕考研、法学考研、法学交流的贴吧论坛里也能碰到一大堆这种傻逼，这些傻逼大多是法律初学者（比如法硕非法学的考生、法学本科大一新生、跨行业学法考的）。

Shaco：我是支持废除死刑的，下午我还思考过这个问题，巧合的是晚上我就看见了这个话题。首先，一个人判处死刑并不能消除自身的罪孽，不如留下罪人备受煎熬也好反思罪行也好，总比一杀了之好；其次，发达文明的国家都在取消死刑，那这就是先进的体现，这样做肯定都是经过千万次的论证的；最后，取消死刑可以避免更多的冤假错案，特别是那种替人死的，不会再有死无对证的局面。当然，这墙内我说得这么多对很多人来讲就像个笑话。

Saberia：至於第一點，要看民主國家的納稅人願不願意養死刑犯，也就是變成無期徒刑犯，這方面通常是公投來決定的（廢死與否），而獨裁國家則是由政府自己來繞過人民決定，畢竟是獨裁。真的，人權雖然也很重要，但是當你問很多人願不願意用國庫的錢來養死刑犯時，肯定不會只有同一種答案。

吴亦凡事件引爆了整个互联网舆论场。

「顶流偶像、未成年、诱奸」等一系列关键词，让这次事件在娱乐圈、法律圈、女权圈迅速点燃，以微博为舆论中心，各大社交平台都呈现了形式不同但风向一致的对吴讨伐。豆瓣成为「黑料深挖」和「女性联盟」阵地，虎扑成为对吴亦凡「全面复仇」的火力口，知乎承担「分析」和「预测」角色，B 站呈现大量以吴亦凡为素材的「二次创作」，微信公众号承担了更多严肃讨论。

一幅社交网络舆论地图，在这次事件里轮廓清晰地被呈现出来：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微博是本次事件最核心的舆论博弈场，而公众号则承担了更专业和深度的讨论。各方观点显得多样且复杂，但是和每一次顶流偶像事件一样，「新媒体小编」和「营销号大V」们也呈现出八卦事件的两微「常规操作」：

玩梗、制造流行语：

因为性能力被用生动的描述贬低，吴亦凡因此成为全网的笑柄。新媒体、营销号加紧生产笑话大全，例如「大碗牙签、吴痛针灸、男性器官测评」、拿着针跃跃欲试的容嬷嬷，脸被换成吴亦凡，还有「我没想到我要为这短短的两三分钟付出一生的代价——吴亦凡」，「荡男羞辱」、「吴法吴天、当吴之急、吴依吴靠」引发哈哈大笑。

这次事件不出意外地制造了相关流行语，比如「你忍一下」。「太阳很大，你忍一下」，可能是天气预报，「场面很大，你忍一下」是一篇场面宏大的战争电影推荐，在微信上文档传了很久传不过去对不耐烦的对方说，「word很大，你忍一下」，还有对吴亦凡本人的「案子很大，你忍一下」。

对娱乐化的讨伐也随之上演。有人提出这是把严肃事件娱乐化，比如《嘲讽渣男的点不应该落在JJ太小》之类的文章指出，这是在模糊焦点，造成新的伤害。作为反驳，有人指出，嘲讽尺寸确实偏题，但这其实是在讽刺吴亦凡自以为是的做法，况且在法律制裁之外，社会舆论对他进行谴责本来就很自然，而用男权社会下男性讨厌的说法来揶揄也十分解气。

以及近期事件联动，比如前不久卷入亲密关系丑闻的华晨宇和周玄毅都该谢谢吴亦凡。还有「吴亦凡最适合跟王思聪在一起」。

 

当然，聊天记录中，试探对方是否处女的「你没有傻傻地交付全部吧？」也立马成为继王思聪「输的什么液，想你的夜」之后，另一则收入不怀好意渣男语录中。

性别的、太性别的：

在如今的中文社交媒体，有女性受害者的性别话题是一大引火点，「踩男挺女」的舆论正确也在这次事件中大范围出现。

在这一以女生为受害者的事件中，出现了广泛女性互挺。搜索词「girls help girls」下，有约 45 万人参与了由@娱乐明星团发起的投票：「你会站出来支持都美竹吗」，结果显示，有 41.3 万人选择了「会」。

对女孩们「想靠被名人睡上位」的恶意揣测并没有消失，但对年轻女生的心疼更胜一筹：

豆瓣上，@江湖骗子 发文，建议女性丢掉对男性不切实际的幻想，多为自己考虑。微博上，@荷兰豆养殖专家 将这种价值观总结为「女性要不惧成为野兽」， 我要WhatYouNeed @申义 则补充「不是因为说，野兽才是正确的，而是野兽才让人畏惧」。

谴责公关：

人们谴责的对象不只是吴亦凡，还有他的团队。

在微博上，情绪和立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今网民们对「资本操控舆论」、「公关洗白」十分敏感。对吴亦凡和公关团队发布的「澄清」抱有刨根问底的不信任。

在 2016 年，小G娜事件帮助吴亦凡洗走了不能接受睡粉、约炮的粉丝，他们更偏好男偶像具有「单纯男孩」的人设。留下来的粉丝对这点不太计较，一些甚至抱着有朝一日能睡到偶像的性幻想，比如马薇薇所说的「还有什么比偶像x粉更好的粉丝福利么？」。

但如今事情变得更严重。公众号「深度八卦」写道：它不是一个恋人间的纠纷，而是指控，一群刚成年、未成年的女孩子们在指控一个老男人，利用不对等的权力、地位、财富和性别，精心组织了一场场活动，对她们进行围猎，可能涉嫌诱奸、迷奸等行为。这群人都该被追责。

有拿国籍说事的，认为吴亦凡是加拿大人，因此应该滚出中国，停止祸害中国女孩。

有质问公关的，威胁如果不合作就起诉、用钱摆平。也就是对明星团队试图用公关花钱化解危机的手段表示不满。

有这种趋势：对非粉丝来说，粉丝私信、律师发函、公关谈判，正变得越来越讨人嫌，甚至被解读为「恶毒设套」，因为这展示了明星与普通人之间不对等的资源。

因为强奸未成年人这一道绝对法律底线被突破，多数人的态度是统一的。但在引起广泛讨论的很多事件里，法律之外的两性道德关系、民族、利用权力摆平危机往往也使人生气，而因此进行「微博升堂」，几乎成为微博用户的固定节目。

应激型「恐男」：

每当类似事件发生，观众就会把矛头指向渣男、要求女性保持处女、不尊重女性的男性。除此之外，也有人批评打着女权主义旗号的投机男。公众号作者维舟提出一种现象，「很多男性利用女权的话语，既卸下了自己的责任，也没有真正赞成平等，他们其实是某种“田园男权”」。

而对女性来说，甚至可能产生一些对男性的失望：

戳破某些人的双标：

建议品牌商务从此考虑女明星，翻车率更低：

拆解男性撩妹套路/欺骗/pua女性的话术：

交给法律，呼吁程序正义：

对程序正义的呼唤常见于官方正统媒体和媒体人。新京报、新闻时评人曹林都发表了类似观点。

澎湃新闻一篇评论在微博被赞219万次，提出「吴亦凡的事要查，用法律决战才能终结吃瓜大战」，文章写道：事已至此，必须认识到：我们不是在围观明星，也不是在围观八卦，而是在围观法治和正义，「决战吧」。

但这种观点在「后真相」泛滥的社交网络里似乎并不受欢迎。

保护受害者：

作为潜在的「内娱metoo第一案」，许多人替都美竹打气，说「姐姐来了」。除了大规模的「倒吴」，人们似乎更在意不要谴责受害者、拒绝「完美受害者」形象。

 

目前为止，事情显然没有定论，但已经有不少人选择无条件站「受害者」。

不少人相信，在强奸案中，因为取证困难，所以受害者要花上更多的力气，因此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况且，双方地位、权力的不平等让人相信女孩们没必要冒险诽谤一个顶流艺人。

有些人建议把这次事件称为「吴亦凡xx事件」，而不要把女孩们的名字当作事件主语，因为这样会把受害者作为推动事件的主体，而忽略加害者的责任。

也基于此，在澎湃那篇呼吁用法律终结大战、让事件早日进入法律程序的文章下，是一片骂媒体洗地的评论：「明星的标准什么时候成了不犯罪就行？」

可能也正出于因为法律途径对受害者太难，而吴亦凡团队看上去铁了心不打算认错、道歉，对应地，微博上，#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产生了7.2亿次阅读和16万讨论。这句话的原文出自法学老师罗翔，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个人渣」。

进一步，有人批判娱乐圈道德底线全面滑坡：

计算损失，计算商业和市场：

一边是没脱粉的粉丝，他们也自居受害者，有些甚至在舆论战场中依然勤勤恳恳做数据。

另一边是催人脱粉、催品牌解约、表态。在路易威登宣布「暂停合作，直至司法调查结果公布」的微博下，热评质疑「为什么不直接解约，而是暂停」。

即使调查结果没出、品牌方很有可能得为提前解约承受巨额损失，它们依然面临迅速作出反应的压力——它们主要来自舆论。到7月19日下午，吴亦凡的内地商务合作已全部解约，包括韩束、云听app、立白、滋源、得宝、华帝、康师傅冰红茶和腾讯视频 8 家品牌。

这可能就是流量明星的待遇。

有混乱，就有商机：

把一次危机转败为胜的是首先与吴亦凡解约的化妆品品牌韩束，靠耿直的主播和的热点，让一场直播从几十人疯涨至几十万人，再到 100万、200万，直到 7 月 19 日凌晨2点场观数近370万人次。#韩束与吴亦凡解约#话题阅读量暴涨，截至目前超过10亿次，解约微博的点赞数达236万。

以及被逼着一定要发表些意见的新媒体工作者，他们为了蹭热点加班写作，或者偷个懒、旧稿重发，在自家公众号素材库中按关键词飞快翻找：未成年人性行为、性同意、性器官、女权，还有吴亦凡本人——《吴亦凡发家史》《渣男史》《烂演技史》，靠它们夺取 10万+。

这两天吴亦凡承包了新媒体的最大蹭热度标题。如果有「蹭得最理直气壮奖」，建议颁给一篇题为《不谈吴亦凡，说说李宗盛》的文章，说不谈吴亦凡，就真的一个字也不谈。

虎扑

虎扑大概是对吴亦凡事件反应最一致且最热烈的平台。「虎扑的步行街」发布与转发了近 80 条吴亦凡事件相关微博。被网友戏称「虎扑杀疯了」。

虎扑专门创建了名为「电鳗资讯」的 tag，收录了虎扑热榜「吴亦凡事件全梳理」热度197.5w，「吴亦凡回应」热度130 w。

吴亦凡事件之所以能在虎扑这个直男大本营拥有那么高的讨论度，一方面，步行街上有60万的「常驻人口」，95.4% 都是男性，「流量男明星、约炮、年轻女孩」的话题对他们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吴亦凡与虎扑 JRS（JR，虎扑用户别称）之间的纠葛久矣。

早在2018年7月25日，虎扑步行街因为质疑吴亦凡的音乐实力，66 万虎扑 JRS 在步行街这一狭小关口血战吴亦凡 3300 万粉丝。

这场「战争」，以虎扑步行街发表宣言为始，虎扑APP的产品更是把「点亮」换成了「Skr」，图标也从灯泡换成了话筒。尽管吴亦凡粉丝集中给虎扑 APP 刷 1 星差评、四处举报、威胁男朋友卸载虎扑，但仍然难敌虎扑 JRS 一波又一波的造梗浪潮，相关话题疯狂屠版。

战后，吴亦凡发布了一首《大碗宽面》，算是单方面与虎扑 JRS 握手言和。

三年后的今天，一名为「虎扑典中典 带你回顾三年前《你也许能控制其他平台，控制不了虎扑》」的帖子，以 246w 的热度，占据虎扑热榜第一。

「虎扑等了三年」这一声高呼，可以说是众多「大仇得报」的虎扑 JRS 的心声。

豆瓣

豆瓣上的舆论枪口也和虎扑一样，格外一致。从小 G 娜事件起，豆瓣娱乐小组里对吴亦凡的讨论就颇为负面，在本次事件里更贡献了火遍全网的「丙丙、页页、凢凢」吴亦凡黑称。作为女性争夺网络舆论空间和文化话语权的主阵地，豆瓣在此次事件中再次展现了其比较成熟的互联网舆论动员技术。以豆瓣鹅组、小象八卦、自由吃瓜基地-更爱我自己等中国新生代女权主义者聚集的小组为代表，女性群体发起了一场「girls help girls」的集体运动。

在这场舆论大战中，有豆瓣用户认为，都美竹正在发起一场革命。围绕着性别观的呼吁也在小组中引起强烈共鸣——

「失去兽性，你会失去一切。女人的弱点就是道德感太强，太喜欢把责任拦到自己身上」；

「男人出轨是整个社会默许的结果，女性出轨就是整个社会难以大声说出的【禁忌】」；

「每时每刻，都有人拿女性的痛苦交换快感，交换金钱，交换荣耀。而我们绝不可以让这样的交易或隐晦或赤裸地进行，哪怕是以卵击石，也要为平等活下去的尊严奋力一搏。更何况，我们的力量比想象中强大，只要真正团结一致」；

「女性的美好不由处女膜决定，女性的美好由自己决定」。

看起来，这几年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已经在豆瓣初见成效。从前阵子孙一宁硬刚王思聪获得全网点赞，到如今都美竹爆料吴亦凡，今天的舆论环境已经不是几年前小G娜曝光吴亦凡私生活混乱之后的孤立无援。

在上述几个豆瓣小组里，舆论也在有意识地被引导。

7月18日晚都美竹曝光吴亦凡更多劣迹之后，豆瓣鹅组里立刻有用户发帖宣称：「没人想知道他大不大萎不萎，没人关心狐臭队友是谁，没人好奇想约他的女高管是哪位，千万不要让任何娱乐化的讨论稀释事件的恶劣性质！我们要关注的只有：MJ！LJ！YJ 未成年人！一切与此无关的讨论都是在稀释这场严重恶性事件的严肃性！」

同一天晚上，小象八卦和瓜组都有用户提前考虑到了后续舆论并加以引导：大家答应我，就算今后都美竹不是完美受害者，也绝不与吴亦凡共沉沦。

这些观点皆得到了其他用户的大力支持和不断跟楼。

组内的情绪动员也始终紧跟事件进展。7月18日中午 13 点网易娱乐发布对于都美竹的专访，内容涉及吴亦凡涉嫌迷奸、诱奸未成年少女。一小时之后，瓜组里便有用户发帖建了个「吴亦丙封杀退圈祈愿楼」，目前回应接近 3000 条。

7月18日晚，随着都美竹进一步公开发声引爆舆论，这些小组里先后建立了“一人夸一句都美竹”的夸奖贴（目前1000多层楼）、张丹三夸奖贴、二人的祝福楼以及安全祈祷楼。

与此同时，举报投诉也成为豆瓣用户抵制吴亦凡、支持受害同胞的关键手段。投诉举报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给广电、总理信箱写举报信；鼓励 LV、宝格丽、保时捷等消费者投诉代言人吴亦凡；曝光支持吴的网红博主；给微博话题#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点赞助其上热搜；总理信箱投诉举报等。

小红书

和其他社交平台相比，吴亦凡事件在小红书上显得很冷清。

小红书上，吴亦凡事件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如果你以「吴亦凡」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出现最多的是以「开心点吧朋友们，今天吴亦凡肯定比我们都烦」为标题，发布的 OOTD 或是美好的生活方式，随机蹭波热度。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博主 @Anastasia 以小红书为首发地，曝光了其与吴亦凡 2019 年的聊天记录，对话中男方「那么，你谈过多少个男的，有没有跟别人睡觉啊！」引发了小红书女孩们的众怒。

但没过多久，小红书就查无此帖了。

知乎

知乎依然承担着这次舆论大戏里的「分析员」角色。

从各种角度剖析事件可能走向。在知乎，群众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怎么看待都美竹的反击、吴亦凡会如何处理以及是否会真的退圈、如何看待吴亦凡团队发布的声明和澄清等问题上。这几个占据知乎热榜的问题，总浏览量接近 5000 万次。

其中，都美竹的反击被普遍认为是聪明且有力的，用户@肆议有度 认为，都美竹是第一个撕逼吴亦凡的女性里摸清吴团队思路的人，该回答获得了 5.5 万赞。

高赞回答里，不乏有「希望都美竹手里真的有能让吴亦凡蹲十年大狱的实锤」以及「饭圈文化必须死，流量经济必须死，中国影视才得生！」的呼吁。

对于吴亦凡团队的回应，知乎网友也表现出了不信任的态度。有高赞回答认为吴亦凡方违背了舆情处理「黄金四小时」原则，回应太晚，可信度不高；有用户用各种细节和证据来分析，吴亦凡此次大概很难翻身。在「19 日晚吴亦凡工作室发布「关于近期舆情的十点澄清」，真实性如何？」的问题下面，高赞回答指出「这哪是澄清，分明是坐实了部分事实。」

当然，也有回答认为，根据双方的公开发声，怀疑都美竹可能没有足够证据，或者怀疑都美竹已经被解决。

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都美竹是否能拿出新的证据。而随着 7 月 20 日都美竹发微博质问「这个世界怎么了……」，「可能出现了什么情况，她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快速登上了热榜第 4，目前已经有近 300 万次浏览。

评论里开始呈现出一片悲观。

网易云音乐

吴亦凡事件也带动了吴亦凡音乐的爆发式热度，全民重听《大碗宽面》。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中，关键词「吴亦凡」在 7 月 19 日早上登上网易云热搜榜 TOP2，随后在下午跌至 TOP5。点开吴亦凡热歌前 10 首，最新评论都在打卡「下架留念」，暗示一旦吴亦凡退出娱乐圈，他的歌曲也会从各大音乐作品平台下架、消失，所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最后的留言。

其中，在曾经被视为主动玩梗而出圈的《大碗宽面》的评论区里，TOP5 热评仍然是两年前歌曲发布时的好评。TOP1 的点赞接近 10 万，认为当时的吴亦凡虽然被群嘲，但依然敢直面黑料，值得 respect。

但现在，风评已经完全调转，当初玩的梗也在不断演变。在最新的评论区中，基本每分钟都不断有新的人涌入留言。留言通常只有一两句话，字数不多，言简意赅。

留言的内容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魔改歌词调侃和嘲讽吴亦凡的某个身体部位，比如把「你看这碗又大又圆，你看这面又长又宽」改成「你看这个签，它又细又短」等；另一种则暗示他被曝光的一些行为可能已经触犯法律，将会面临入狱的结局，所以未来不是吃「大碗宽面」，而是吃「大碗牢饭」。

B站

相比起图文，B 站、抖音等视频社交网络里的娱乐氛围要浓烈得多。

在B站搜索关键词「吴亦凡」，除了《大碗宽面（动画版）-吴亦凡》以 1279.5 万播放量稳坐搜索页面第一名外，其余视频基本是不同的娱乐博主和影视博主对吴亦凡事件的科普、点评。

这些视频的标题大多围绕「吴亦凡、都美竹」，内容一边给观众缕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一边愤怒地分析吴亦凡的种种不当行为，质问娱乐圈的偶像究竟要给粉丝树立什么样的形象。不少 up 主说的内容一个比一个狠。许多观众担心视频内容尺度太大，可能会被删掉，于是都自觉把「保护」打在公屏上，以表示对 up 主的支持。

而在 B 站上搜另一个关键词「加拿大电鳗」，则会获得一些近日发布的相关视频。综合指数最高的是 up主 @ 神烦XP 在 7 月 17 日中午 12 点发布的《你真的了解加拿大电鳗嘛？》，不仅播放量接近 250 万，而且最高登上全站排行榜第 9 名。这一切都归功于视频的巧思，形式上看似是「动物世界」的科普，实际上却暗戳戳讽刺真·加拿大电鳗·吴亦凡的种种行为。

同样，up主 @正经的老邪在7月18日晚上发布《仅粉丝可见的纯洁：加拿大电鳗贞洁保卫战》，也仅在一天之内获得 215.8w 的播放量，最高登上全站排行榜第 10 名。由于老邪表示自己会为了未成年、女性、受害者等继续刚下去，弹幕「杀疯了杀疯了」直接刷屏。

而另一个引起不小热度的视频是对《大碗宽面》的二创作品《疑似吴亦凡新歌〈小根牙签〉遭提前泄露》。截止 7 月 19 日晚上 12 点，《小根牙签》已有接近 200 万的播放量。

不少观众都选择「一键三连」的原因很简单。up 主根据吴亦凡事件对《大碗宽面》重新填词，结果不仅押韵，而且句句扎心。一句「你看这根签它又短又细，就像你养的鸡软弱无力」就让不少观众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约而同地发送「哈哈哈哈哈哈」和「百万填词」等弹幕。

抖音

短视频里的八卦味更加明显，对吴亦凡的呈现主要集中在：事件梳理、关联明星和娱乐挑战。

在抖音里搜索「吴亦凡」，系统默认补全的是：吴亦凡聊天记录被曝、吴亦凡事件完整版、吴亦凡都美竹、吴亦凡对女生做了什么，都指向了抖音热榜根据时间线梳理并发布的「吴亦凡事件脉络」。其中，共有 50 个相关事件及视频，提及了谢楠、蔡徐坤、王思聪、马薇薇等 19 个公众人物。

同时，「哪个队友有狐臭」登上抖音热榜第 3，热度854.2w，「都美竹让吴亦凡宣告退圈」紧接其后，热度 759.7w。短时间内，鹿晗、黄子韬、张艺兴的抖音搜索热度迅速攀升，陈冠希的退圈道歉声明也因被抖音网友进行了二创而广为传播。

另外，抖音博主 @whisper 耳语 发布了一条#造星陷阱变装#的原创视频，以「用梦想当作诱饵，太过卑鄙」的文案，直指吴亦凡行为卑劣，收获了 815.6w 次播放，45.3w 点赞，1.1w 条评论。

这条变装视频也被人搬运到了豆瓣象组，呼吁大家进行接力。

事件仍然在发酵。严肃讨论和娱乐并行的互联网里，我们能看到大众对于资本、偶像、权力、性别、网络语言的态度变化。吴亦凡事件会过去，问题是，事件过去以后，互联网里留下的是什么？

作   者 | 钟宛彤 郭雅琼 郑晓慧 沈   慧

编   辑 | 王朝靖

插   图 | 网   络

题   图｜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剧照

CDT编者按：本文为摘要，欲读原文请点击原文链接。

贺卫方（1960年7月17日－），山东牟平人，网名守门老鹤。法学学士（西南政法大学，1982），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1985），1996-1997年在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5年宣布从2006年起停招法律史专业硕士生，以示不满硕士招生体制的各种弊端。2008年7月离开北大，赴浙江大学。2008年12月10日，贺卫方和303位中国各界知识分子共同签署《零八宪章》，呼吁中国实行民主宪政。2009年3月，贺卫方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2011年1月，回归北京大学。
他多次批评中国的宪政和司法制度滞後以及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引起激烈的社会讨论。他一直倡导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2001年第一期《中国青年》把他列为“将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个青年人”之一，2011年度美国《外交政策》“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
2017年贺卫方的新浪微博被禁言、部落格不许更新、微信公众号被封。其个人微信帐号于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庆前夕被永久封号。

2008年9月下旬，路透中文网采访了贺卫方教授，就中国司法改革进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等社会热点话题进行了对话。以下是此次采访的摘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回顾这十多年来的历史，我们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对司法制度的角色和功能有了很大程度的关心和一定程度的理解，比如司法在解决社会纠纷，解决各种类型的冲突时应该担负怎样的角色，为什麽市场经济和一个合理的司法制度具有紧密的关联，为什麽人权保护离不开独立的司法制度。

其次，我国在司法官员选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97，98年，我自己不断呼吁法官的选任制度必须改变。尤其是转业的军官直接到法院做法官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实质性改变。必须承认，还有些个别人有通道不经过司法考试进入法院。但总体来说，事情已经得到很大改观。2001年我们确立了全国司法考试，这是非常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点成就是法官的独立性的问题。在法院内部管理制度方面，是否能让司法机构具有本身的权力结构特性，而不是行政机构，这是司法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行政机构是首长负责制，而在法院，每个法官进行决策时，不是由领导来决策，而是他本人在法庭上面对当事人和证人，听取双方的辩论，判断证据是否可以采纳。在这样的情况下司法机构不是一个行政系统，它要求法官独立地对自己裁判的案件行使权力，并承担责任。这样一个观念这些年来比较多的得到了法律职业群体的理解，有一定的进展，但这个领域进展不是很大，因为官本位的文化，以及法院内部形成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氛围很难改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

现在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最高法院院长发表讲话，副院长就要谈学习讲话的体会，省高级法院的院长也要人人过关。其实是一种特别行政化甚至超行政化的做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进行观念和体制上的改造。

第四就是司法行为模式的改变。法官行使权力的过程特点是要保持中立。而要保持中立，就必须要保持一种消极性，不能过分积极地行使权力，否则的话，就必然会让人产生怀疑，法官是否有自己的利益在里头。但是我们过去司法界倡导的观念是一种服务意识，比方说过去是为土改服务，为反右派服务，为大跃进服务，没有任何消极的观念，而是完全相反。所以近些年，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司法权力行使过程应该保持消极性，法官坐堂问案，不能主动上门揽案。

过去我们的观点都认为西方国家那种司法公正是虚伪的。我们的司法不过是一种工具，实现党的追求，党的利益，党的目标的一种工具，这是我们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司法改革在今天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一直困难的格局。

在成就之外，目前司法改革也面临很多障碍。

我们《宪法》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但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司法权力的架构方面，让司法在财政、人事方面受控于地方党政。法院和检察院必须服从同级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和同级的政府，以及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地方化的设计。谁来当院长，谁当检察长，法院和检察院的财政来源，全部都操纵在地方权势手里。

这样的体制在十几年的司法改革中一点也没有动。虽然过去这些年大家在呼吁，可遗憾的是，有些案件，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完全无法做到公正。地方的政法委员会经常对一些重大或敏感案件进行提前协调，把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公安部门的首长，甚至律师等召集在一块，在审理之前进行协调，基本上审判之前已经判决了，先判後审，後边就变成走过场。

这样的体制使得许多的事情地方领导人可以一手遮天。我们没有办法去打开一个通道，让某一种权力及时有效地去揭露地方权势集团或官员们要掩饰的东西。像最近的奶粉事件，湖北的高莺莺事件，周正龙事件，有人去向当地法院诉讼，但是每每无功而返，造成真相长期被掩饰，司法权完全无法对某种邪恶的行为、公然的犯罪进行有效制裁，原因就是这样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

那么，中国司法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如何走向独立呢？从不同国家的法制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还是由于社会中多元的利益或社会阶层能够达到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需要有一种中立的裁判员。

我们的国家的问题在于，两千多年传统社会基本上都呈现出两极化的构造，一边是权力不受法律制约的皇帝及其庞大的官僚集团，一边是浩如烟海的原子化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这样的社会结构不具有多元化，缺少中间力量。

我们后来经历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即将近60年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逐渐弱化国家乃至消灭国家的社会形态，最後把所有由国家行使的权利交还给社会，叫“社会主义”原因正在于此。但从列宁时代开始，社会主义变成不断倡导国家权力至高无上，社会主义逐渐变成国家主义，尤其是共产党的政治哲学里特别强调党的唯一正当性。党真理在握，是所有社会规律的发现者，是所有真理的发现者和发布者，其他的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许有这样的正当性。这有点像是政教合一，世俗的政府的权力和精神控制权力合二为一，合在一个政党身上，这样一个政党无所不能，其他任何的利益组成比如说行会，比如说律师协会，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前提。这样的哲学到现在还是我们官方意识形态最基本的核心。

而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格局发生改变，向多元化发展。因为中国只能说“中产的人”在兴起，而不是“中产阶级”在兴起。我们说一个阶级和一个阶层的话，我们会说它有一个组织化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一种零散的、毫无组织化关联的个别化的存在。而政府对于任何独立进行组织活动的，都是要设法加以控制。这是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困难。

说了这麽多，我的结论是，终极性地看，一个国家能够形成法治，能够建立司法独立的体制，是一个社会结构演变的结果，而不大可能孤立地由法律界的努力来完成。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很好的司法制度的话，老百姓的冤情不能够及时得到伸张，正义不能够实现，老百姓只好去上访。但最高层能够解决的问题，即便有心解决，也是少之又少，这就需要考虑如何能真正让社会矛盾及时得到化解。

能够使矛盾得到解决的最基本前提，就是独立的司法体系。独立并不见得一定会公正，但没有独立，就一定没有公正。所谓的独立性就是能够让法官依照法律的规范对案件进行平衡的裁判，司法的过程不仅是纠纷的解决过程，也是规则的不断确立的过程，让人民对行为的法律后果有一种预期，可以知道什么事情是非法的，什么事情是合法的。即便难以完美，但总是比冤情不断积累、仇恨不断加剧要好得多。

大致上一个司法健康的国家，能够让绝大部分司法案件得到相对公正的解决。人民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签订了合同也不会担心将来出现了纠纷的话，法官会依照你是不是本地人来解释这个它的合法或非法，到医院输血的时候不会担心医院把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血输给你，否则这样的医院将受到司法致命的打击。

所以，归根到底，我们希望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们，能够变得更聪明些，能够读一点书，观察人类社会的不同经历体验给我们的启发，让中国的社会变革，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弯路已经走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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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村庄到千万个村庄(采访手记)

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其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一直就是执政者的主要课程。纵观中国50多年来各级决策者治理农村的方式大都是树立榜样或者典型，然后再大面积、指令性的向全国推广：从1950年代初的“穷棒子合作社”到“农业学大寨”的山西惜阳县大寨村，再到天津附近的小靳庄，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提下“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今天，中国农村还出现了禹作敏的大邱庄、河南的南街村……可是不容置疑，在这些样板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点—— 权力。而且这些样板在今天看来，除了政府巨额无偿的投资打了水漂外（其中最有名的大寨村，其农产品的产出价甚至不抵政府政策性的投入），留下的也就是些已不尴不尬的所谓“精神”，但对农民来讲，“精神”是不能当饭吃的。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农村又该怎样发展呢？

这次采访的对象孙大午及他的集团，似乎为这个起码是在几十年来困扰着历任大大小小的决策者和社会精英们的问题，找到了一种解决的路径。而孙大午所在的河北徐水县，从1949年以来，在国际国内暴的大名就有两次：其一就是1958年那类似 荒诞剧的“第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闹剧：放高产卫星，炮制麦子上能站人的照片、一昼夜间办起101所大学……这不仅引来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也令40多个国家的930多位外宾前来参观，并且引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关于“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争论，还留下了那首著名的“鸟儿问答”。

第二，便是今年5月发生在此间的“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案”。第一次见到孙大午，是在北京理工大学校园内的一个小食堂的饭桌上，关于他的事由已经知晓，但见面时仍有点惊异：出狱后专门来感谢第一个站出来为他仗义执言的胡星斗君，可临了吃罢饭却是胡君买的单，孙大午也不客套；再则就是他刚上饭桌，就拿出自产的大午烤鸡和鸡蛋，堆到桌子上让大家吃，席间频频关照自己的司机，且吃相令人眼馋。不由想起美髯公于佑任当年为革命军筹款时的一个典故：到了一个前辈故交的府上，端起碗就猛吃，前辈讲，凭你的吃相我就敢把这笔钱借给你。那在当时可真正算得上一笔巨款。遂约定去徐水一见。

从保定坐上去徐水的汽车，已是夜里10点多了，汽车在幽寂的公路上往前蹿着，“从一个村庄到千万个村庄”这句话，莫明其妙的兀自从我的口中冒出来。因为此前我已看过凤凰卫视拍的大午城的景况，一时怎么也不能把较为现代的城镇印象和如此荒避与遥远对接起来：因为那是从一片荒坟、1000多只鸡和50头猪经过18年发展起来的！是孙大午和当地农民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走出来。

我必须申明：在我自己看到和接触到的包括大午集团附近的修鞋师傅、澡堂的搓背老人、小卖店的服务员等即性随意聊过的人中（因为我历来对一切众人一辞的人或事持怀疑的态度），没有一个讲孙大午不好的，并且他们几乎共同表示了同一种感觉：孙大午为人正派、厚道。其间在访谈外碰上的两件事，让我对孙大午又有了些了解：一是，一位县里的主要领导来访，我们几人一同吃饭，席间领导人不愿喝桌上的酒，要换另一种同一牌子的酒，并说另一种酒包装好，虽然贵点云云。孙大午酒是换了，却当众问领导人是喝酒还是喝钱？但孙大午当日在酒桌上的酒量却和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时判若两人。其二，就是孙大午85岁的老母亲对我讲：大午小时候犯了错，她舍不得打儿子，就把他扣在笸箩底下，可孙直到在笸箩底下睡着了也不认错。另外就是三个儿子都被关进监狱后，老人家让律师给儿子带话：只有上不了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这可能就是孙大午之所以是今天的孙大午的基础和底色。

我认为，主流媒体、知识界对孙大午的关注与声援其目的有二：一是认同孙是因言获罪，故群起悍卫言论自由。其二是通过对孙大午的关注，来表达对农村精英阶层和亿万农民的关注。临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孙大午事件又有了一种造神的苗头，众多传媒在报导时已开始善意地夸大和渲染孙大午，一些媒体甚至连他的年龄等最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就堂而皇之地印在报纸上。激进主义是中国几十年甚或一、两百年来最大的祸患，而媒体的理性、公正则是社会向良性结构发展的特效药。

纵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在个人权利方面的进步，都是与一些偶发的典型事件和个性人物有关。此点，几乎和肤色、国界、社会制度等外在因素没有太多的关联，只要是属于以人字来定义的族类，都概莫能外。

不同时段和不同国度里的维权个案，其事件无论是对公民权利的推动，还是事件主人公的行为对人性的升华，都是有着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用！他们无愧于“生活中的英雄”。

我们也没有必要拔高或者剋求孙大午，他仅是一个不屈服与公共权力滥用的普通人，整个事件的前半部分有赖于有着敬业精神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第一个站出来呼吁的胡星斗教授和知识界这些有良知人们的坚持和努力，而媒体特别是网络在这次事件中所彰显出来的力量，以即对整个事件的进展和解决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在短时期内做出的反映——也不能说不快，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这是一桩民间声音影响政府施政的少有案例。

但现实和经验仍没有理由让人们释然：因为孙大午仍然是戴罪之身！而这整个事件能让我们记住的，应当是当初借款给孙大午的朴实乡亲们在关键时候的实话实说、众多的媒体工作者、律师，还有事发后立即就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案（并非“上书”）的著名知识分子，因为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努力，才将这件公民维权事件向前推了一大步，这应该说是一次普通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胜利！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思所言：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籍此，才可以说：孙大午是为“我们”而坐牢的！

尽管我对大午城里随处可见的“大午语录”牌、敬儒祠的那些东东，还有企业本身的非现代性色彩不感兴趣，甚至说有些反感，但我仍衷心地祝愿大午和他的大午城一路走好!由于这必定是一个靠农民自己的双脚和意愿走出来的致富之路，同时希望中国的农村能从大午城所在的郎五庄这个小村庄，扩展到千万个村庄。

今年49岁的孙大午，是中国第一位拥有亿万身价而“越位”放言的民营企业家，被传媒称为“农民英雄”，因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宣讲“三农问题”获得知识界的认同。2003年5月27日被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拘捕入狱5个多月，逐在国际和大陆媒体、特别是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后“控辩双方”达成妥协：孙以“判三缓四”的形式出狱。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中，孙大午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创业和结识知识界的经过，介绍了入狱出狱的过程，并发表了对“三农问题”和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最新思考和看法。

拆庙养和尚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

问：据悉，在目前巨额的金融市场上，我国的农村经济和民营企业可融资的份额还很小，而且大多是以传统的民间私人借贷为主，但国企和暗箱操作的银行借贷却占了很大的份额，请你谈一谈的现状和解决方法。

孙：其实农村的资金都被吸收去建“东方明珠”了，建大城市了，人们总是看到税费对农民的剥夺，其实这种税费的剥夺在我看来，还是小数，真正的剥夺是农民辛苦攒起来的看病的钱、建房的钱被信用社、被 邮政储蓄吸走了。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剥夺。

还有一种就是对劳动力的剥夺，对劳动力的限制，即农民想干点什么，处处都有阻拦，我 想本来对于农民来说，从事养殖、种植、加工是一条龙的产业化的活动，是企业的行为。可现在你就 只有一个种植的行为，你的土地不能挪为他用，对农民的束缚非常大。我给你讲细致点，比如大午集团，它是个什么路呢？大午之路就是自力更生、互惠互利、互为带动，循序渐进，滚动发展之路。互惠互利，即这个地方很穷 ，可它有两个资源，一是有劳动力，另一个是有粮食。那么我们就借农民的粮食，先让农民把玉米存在这儿，按5毛钱一斤作个价，三个月或半年以后给你付款，如果3个月后，玉米价涨了，涨到了一斤8毛钱，到时候我们就按8毛钱给你。随高不随低，这样一来既保障农民的利益，我们企业也不吃亏。对于农民来说挺合适的，粮食放到我这儿，价格有保障。对企业 来说，这些玉米就是加工饲料的原材料，我们先用赊来的玉米加工着，等玉米涨价了，我们的饲料也就跟着涨价，这样不用向银行贷款，企业就取得了一笔流动资金，企业就起来了。然后再集合村里农民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大午集团的起步的原始过程。

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我的主张就是缩县减乡村自治：缩县就是说现在县里的机构太庞大了,要缩小它。一个县就有60个局委办,压缩到十几个就行了。减乡：原来 一个乡镇有2万到3万人口,大的乡镇也就是4万人口,而减少后的乡镇，起点就要4万到10万人口,你山区土地面积大，人口可以少一点，４万左右。人口密集区10万就可以,要这么乡镇有什么用呢？比如徐水50万人口,10个乡镇就可以了，这么就可以减轻农民对乡镇这一级的负担。那么乡镇减少了以后，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中心镇，一个县城有着５个到６个中心镇，这就是城市的雏形。农村完全放开，实行村自治，具体实施办法就是县、乡拆庙养和尚。你没有这个庙了，和尚去哪？养起来了，你原先开多少钱，现在还开多少钱，哪怕再多给你点儿奖励，再给你点下岗费，还给你工资再往上提多少。这个好处是一次性了结，这个机构不会再庞大了，它不会再滋生另外的附着人员，你知道，一个土地局，它需要40个人的编制，可现在400人都不止啊，可它还在庞大。所以你把这个机构拆掉，把这些和尚养起来，国家开始算账，可能要亏，用不了一两年国家会取得巨大的收益。农村自治放开以后，它会万马奔腾，会各显其能，农村各行各业能人不少，现在咱们国家，尤其是高层，特别累啊，农村是个大包袱，苦思暝想，怎么解决农民问题，怎么帮助农民，怎么让农民富裕起来，实际上你不要想了，你们把农民放开，农民自已就富裕起来了。

民营企业缺乏活动空间和合法空间

周:你觉得你的那场官司对民营企业和金融制度会带来何种影响和启示?

孙:民营企业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有多大的活动空间和合法空间?咱见到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判决书中这个“非法”两字频率相当高，我就想，合法的空间在哪里？起码在现有的框架中是较少或没有的。这是第一个层面。再说第二个层面，从历史上说，民间借贷是草根借贷，是现代金融、现代银行制度的起缘。如果国家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民营银行，应该是在民间借贷的基础上发展才是扎实的。

周：你认为民间自发金融行为在这一块儿应该是鼓励和培育，而不应该是打压？

孙：应该是发展的，而不是打击压制的。这种草根金融是最原始的、最古老的，也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前身和基础。

周：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实业家，请谈谈你创业时的情况？谈一些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事件或阶段？我觉得这对于年轻人或者后来者，还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

孙：我的企业有几个关键期，一个是1985年的起步期，当时是五户农民，一股金就是2000块钱，一共是1万块钱，可当年就赔了1万6，全赔进去了。当时我在银行工作，事先我给贷了2万块钱，这下本利都是赔不上了，厂子也就倒了。

周：当时你们厂子做的是什么？

孙：就是养猪场和饲料厂，开始饲料质量很好，后来“萝卜快了不洗泥”，质量不行了，就倒闭了，关张了。我就退了出来，我还在银行上班，我就说，你们4户弄，2万块钱贷款我来承担着，可以往后续贷，什么时候企业缓过来了，你再还。结果没有人敢挑这个担子，我就说让我家属把这事担起来，你们4户都撤出去。因为我家属是个妇女，又当厂长，又当会计，不可能搞股份制，你们的2000块钱，我完全退给你们，亏损的由我来承担，他们很高兴，就一块儿吃的散伙饭。我们就养了1000只鸡，滚动发展起来了。这个转折点说明了人要有宽容之心，当时农民都很穷，2000块钱多么不容易。我让我家属全部承担起来 ，团结了人心，取得了当时的人和。从那时起，我家属和孩子就住在那儿了，我每天骑自行车下班后往回赶帮着家里干活，后来又买了摩托车。一直到1989年，这就是比较大的转变。第二个转折点是88年底的时候，已经有70、80个工人，资产可能有上百万了，当时没有评估。企业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我上班来回跑，太累了，家属她也太累了，我便辞职了，这是第二个转折点。我回来以后，规模大了这些“虫子”们就来了，工商啊、税务啊、土地啊、卫生啊都来了，就开始出现法律冲突，在冲突中，企业状大了，这也是我自我完善的过程，之所以在5个多月的监狱中，没有什么事，也得益于他们的监督。在与政府打官司的时候，你首先先得检查你自己，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夫妇一直是靠工资生活，每月一人2000块钱。我没有其他什么嗜好，就连我的父母都靠自己劳动吃饭。如果我有幕后交易，也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的企业也不是今天这样子，我与他们的关系也不是现在这样。查了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这种动机和行为，我很坦然，他们也很坦然。

周：你当时从银行辞职回来，承包这块地，在当时是出格的事。那时候好多人打破头，为了要一个公职和商品粮户口指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孙：我觉得利用职权，把家属带出去，找 一个舒服的工作，这种活法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的价值观在于奋斗，不在于我的寄生生活。我可能到处流浪，也可能在开荒中失败。但这毕竟是我的追求，是我的奋斗，自己种地，自己刨食吃。动物的本能是什么呢？猪往前走，鸡往后刨嘛。作为人，不劳动、寄生，哪有自已奋斗得来的更享受、更幸福。人生的价值在于劳动的价值，在于你给社会奉献的价值，而不在于你索取的价值。我刚才说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不一样，当一个人想有所追求的时候，当一个人想被金丝笼养着的时候，而这两点在同时介于愿意和不愿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在部队、在银行、在机关都算不得志，你自己想的，你自己想做的，都好象与别人格格不入，这种情况下我就愿意开荒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个能人，你个性特别强，想做点事，人家别人也想做点事，人家是趋利避害，尽可能圆滑，而我这个人个性比较强，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良知不愿受丝毫的压抑或者委屈。平时别人说不出来的话，我就说得出来，我不愿说瞎话。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时间长了就会吃大亏。这很简单，尤其在官场，大家都在奉承一个人的时候，你装不出来这个笑脸。当一个人很委曲的时候，你怎么都不忍落井下石，只能去帮助他。显然，当时在单位我个人在价值取向上，在为人处事上，存在着很多障碍。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不如找一个自己的空间，比如开荒地，别人谁能管得着，虽然累、苦，但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有人告诉我：你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吧，这也是最后一次！

周：据说你是因为那次在中南海的直言得罪了地方政府，请讲讲您在中南海会议上发言的那次情景？

孙：好象是1998年吧，当时有山东、河北等三个省的基层代表在中南海座谈农村问题。我看到虚假的数字，就一连两次给中央领导写了条子要求发言，当时每个代表规定10分钟发言，而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说农民的收入没有那么高，讲了我所掌握的真实的情况和数据，我觉得能有这个机会我就要讲实话。中央领导当时也都认真地听我讲，这对改变农村政策还是起了些作用。但这次可能得罪了一些人，因为刚出中南海有人就告诉我：你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吧，这也是最后一次！

周：我认为，你出事这件事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我不和权力结盟，不委心地做事，不搞歪门斜道经营，照样能创造财富，这点很重要的。你看现在，一大批企业家，在人面前的时候会讲，我没办法，我也很恨官僚，但是为了生存，我只能跟他们妥协。然后在背后又做着肮脏的交易。你的行为动摇了一批一边做非法的事，一边为自己的行为、心理解脱的问题富豪们自欺欺人的心理基础。另外一个，作为一个社会稳固、富裕的基础，特别在向民主化过渡的时期，特别需要一个中产阶级。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良性的中产阶级，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了中产阶级天然地依附权力。而一旦中产阶级获得财产，就会更加拥护专制，走向民主的反面。而你没有这些乌七八糟东西却做到了财富的积累，只要有一个个案存在，问题富豪们就不能这样讲，你若这样讲，就完全是在为自己解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孙：事情是这么个事情，是事实，但不能这么看，像我这样财富比较干净，财富积累没有官商勾结。但我这种做法可以称道，但不可以学。

周：为什么不能学呢？

孙：我，孙大午就在这儿摆着的，就是事实，但是你不能让别人也这么做，这么做，是行不通的。我刚才说过我这是能人经济，比如说我孙大午学过三年法律，学过四年语言文学，我能打官司，我有口才，我能和你辩。但你不能要求别人都能这梓，这做不到。所以说，做这件事情，走这条正路，非常难。并不是人们不愿意走这条道，而是在现实社会中你走不通。所以我理解其他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心是相通的，即使说企业家的财富积累有原罪，那也是市场原罪，也不单是企业家的原罪。那么为什么我说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呢？我相信他们也有一把心酸泪，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他们也不愿意走红道或者黑道，他们也愿意如我一样走正道。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支持我、同情我，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心也一样是向善的，是向正义的，这是无可置疑的。我这次从狱中出来，看到的是方方面面的企业家对我的支持，不管是官商勾结的、弄虚作假的、（制造）假冒伪劣的企业家都有一把心酸泪，他们后来对我讲，你孙大午是对的，我们也没有错，我们走你这条路走不通。

周：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坚持责任不可推卸。只要你在经营中向恶的非法势力妥协，你就必须会出代价的，这不是道德高调，因为只要你妥协了，你就要付出代价，如果全社会都大面积地妥协，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了可言了。现在你公司的股权和产权结构是什么形式？

孙：产权是独资的、私有企业，曾经搞过股份制，象那种保息分红的、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股份，但是银行查处过。我出事后，山东一家银行说让我搞股分制、合作制，那它的概念是什么？让不让农民承担风险，不让农民承担风险，真正的股分制搞得了吗？我要评估资产，老百姓认可不认可你的资产是真实的，再说你的资产那么大，老百姓一家拿出3、5万来，在这里给起个什么作用？行不通。那么你要搞合作制，保息分红，那才叫巧立名目，变换手法，才叫真正的犯罪。

周：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对自己怎样评价？

孙：作为普通人，觉得生活得很幸福，家庭很幸福，孩子学业有成，两个都是大学毕业，我还是很满意的。父母都80多岁了，还很健康，还能给我做饭吃，我有一个天伦之乐的、非常祥和的家庭。

周：我觉得你一直在强调一个孝道。你的父母那么大年纪了，还在拾破烂，还在劳动。真实的东西会让人感觉到很有力量。你跟父母在这方面沟通吗？

孙：沟通啊。我劝他们不要干活了，要注意卫生。可是卖破烂得了6、7百块钱，他们那种劳动价值实现后的幸福感，你实在不忍心剥夺。

我也在想，我双亲活得非常真实、非常实在、非常幸福。你看我们哥仨个儿都抓进去了，我双亲都能挺过来，他们有一个信念，相信他们的三个儿子没有做坏事，他们的精神垮不了，他们不害怕，这是他们心理的支撑。

关在单身小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

周：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发生时的那个情况吗？

孙：那天原来的政协副主席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开会，他说新来的县委书记要请我吃饭，我感到很高兴，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就赶快安排好工作，赶到鸿燕大酒店，在那儿并没有见到县委书记，只有便衣和警察，他们一拥而上，我便失去自由了。当时我没有惊慌失措，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自己也不是被坏人绑架了，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公安局和检察院的。我当时以为是审查审查，就会放了我，没有想到一逮就逮了我5个月，最后还要开庭审判我。

周：在监狱里，你都干了些什么？

孙：在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看书，一开始关小号时不让我看书，(监狱)里面也没啥，我也呆得住，就是最早关单人小号时有点难受。人为什么要有思想呢？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关在单身小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后来我就让他们给我一本初中英语，15天后到了大号，就能借到书了，看了几十本书，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中国通史》，还有《孙中山》。

周：在你被关的这5个月中，你过去的一些想法是否有所改变？监狱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既会让人思考、反省，又会令人走向反面。有很多人的人性是比较善良的，但被关后，他会变得很狠，如那些二进宫，三进宫的人，而一些人会有很大的反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修正，甚至改变了性情。

孙：我没有。我很从容，也很镇定，它来源于信念和信仰，我也犹豫过，反省过，我做错了没有？最后否定了，我没做错。在里面时，我不相信会开庭审判我，这出乎我的意外，因为我没有做错，如果真要审判，就像阳春时节下暴风雨一样，不合适宜。因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十六大也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国家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的春天，在这个时候抓我，就好象春天下冰雹，不合时宜。我相信我没有做错。现在审判我的结局，我也看到了，就是审判我的也受到全社会的审判，乃到全世界的审判。我很从容，很镇定，在里边我看了很多书，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好象一晃就过去了。在监狱的时候，说 判我10年，最少也得6年，我真的没往心里去。不管生与死，你就面对吧。

周：在监狱里你对你的企业未来发展有什么思考？

孙：公安局长找我谈话，说大午集团1300多人，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当时给我很震惊的感觉，真弄垮了你又怎么样？后来知道影响不大，县长、副县长、书记他们一去公司，知道集团没受多大伤害，都很奇怪，连检察长也说，要是别的企业早就垮了，何况还抓了你的两个弟弟和财务处长。所以我不担心。

周：在监狱里，你对农村金融、农村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思考？

孙：农村的金融现在处在一种真空状态或一种半真空状态，农村没有金融可言，也就没有管理可言，没有金融，也就是没有流通。现在农村借贷都是违法，借款超过150户，就能立案。显然，现在的金融制度过度垄断，是倒退了，很不适合农村的发展。在监狱的时候，新华社的黄全权采访过我，说抓我进来的罪名是“非法集资”，这我不同意。首先要问一句，对我们这样的农村私营企业，有“合法”集资渠道吗？我们分析过，正常的渠道我们确实走不通，风险也太大，比如说（我们的）千亩葡萄园，市县都立了项，也给批了600万元贷款额度，但是，办了三年，就是办不下来，用了上万块钱公关，就 是到不了位，后来一些知道底细的市领导给我点透了，这件事不可能办下来，因为必须要有10％－15％的回扣，我不是坚决不给，但得有个适量，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就贷不到款，我不敢这么做，而且做这些事非得我自己出面，可我又做不来。眼下只有两类企业能贷出款，一是领导树立的样板工程；另一类就是“用钱借贷”、“送礼回扣”所以有的企业拿出甚至50％的回扣去贷款。这类贷款一旦贷出来，还可能再还吗？中央应当看到为什么下面贷款损失这么大，无法追究。根子在管理体制。因为有部门垄断，就不可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既后悔，又不后悔。后悔就是太自信、太自负，以为抠对了法律字眼。不后悔就是我干了一件正事，我没贪、没占，没有挪用一分钱。

周：在一个很集中的时间阶段里，你较频繁地到大学去演讲、发文章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和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相识，并把你的观念推到公众面前的？
孙：5、6年以前，我与农业部、农协会联系，希望建一个农村培训基地，由我出钱，不让国家出钱，这样中国农协会搞了一个全国科教兴村培训基地，这样，每期都有部长、司长，专家学者来讲课，我就用车接来，给他们讲课费，我就做了8期，这就打下基础了，这不，去年又在我这儿开了“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这么一来就认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他们就觉得我讲的是实践的，殊途同归，这样就有了共同语言。

茅于轼的“孙大午做了件违法的好事”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周：你对“非法”两字是不是感到深受伤害？

孙：以前认为是非法的、有伤害的，但现在我认为是没有伤害的。因为大家理解我这样做的事。尤其是茅于轼说“孙大午做了件违法的好事”。但有时我也想，这非法与合法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些问题也没有理顺，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从法律上就没有理顺，一是从程序上没有理顺，二是从法理上没有说清楚。从程序上没有理顺，比如说，这种违法行为是不是与银行有关，就由银行来管，我们是不是可以和银行打行政官司。银行来查、来罚款，说你违规了，人民银行是个金融监管部门。如果认为我们没有违规，我们完全有诉讼权利。好象从法律程序上银行并没有给我处罚，马上就进入刑事诉讼。而这种情况不仅在金融部门，在其他部门都有这种现状存在。比如在土地、工商都有这种现象。事实上他们完全随时可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你。如果他们不愿与你打行政官司，比如偷税，即使你从来没有偷税，他们也可以把你抓起来，这样行政诉讼法就没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我想今后是不是先从行政诉讼开始，然后发现了什么重大问题再递交到刑事上去，即先解决民事和经济问题，给企业一个较平等的申辩机会。

第二个问题，（民间借贷）从法理上没有界定清楚，就是说，借一户是合法，借10户是合法的，借100户就是违法了。比如我的企业有4000多人，和我孙大午沾亲的，比如借孙二午的钱是合法的，那么借二午的亲戚家的钱，比如他岳母的钱，由二午去借，那是不是就违法了？这就说不清楚了，就是，你不能认为和董事长沾亲的，就是合法的，不沾亲的就是违法的，这些问题也说不清楚。那么我想，这个借款只要是熟人和朋友，你能借出来，他也愿意借给你，只要能真正地确实表达，那么就符合民法，是自愿的。可是现在说符合民法，但又不符合金融法，不符合刑法，所以说在法理上也有问题的。

周：在开庭时你放声大哭，当时是一种什么感觉？

孙：很复杂，说不出来，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起诉我的人、审判我的人都表示能理解我，肯定我的为人和企业，这些钱（集资）我也没往自己身上化一分，可是我又要接受审判，我自己觉得无罪，公诉人也说孙大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为人正派，但是不能不接受法律的审判，我自己百感交集，觉得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又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深化改革，要完善市场经济，一种不合时易，就象春天下冰雹一样的不合时易。

周：你想没想到你被关押后各界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你、声援你？

孙：当时在里面我还不知道，后来出来我知道这些学者公众，包括我周围的乡亲们能对我那么好，我没想到。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周围的乡亲和学者们给了我这么多的支持肯定和同情。我真的很感动（孙低头良久）。我出来后觉得自己要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和这些有良知的人。

其实我也做过和官员沟通这方面的努力

周：你觉得你是如何赢得大家的支持和理解的？

孙：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做什么突出的事儿，就是凭良心做事儿。比如说我家里有80多岁的老人，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就非常幸福，每天早上我母亲就打电话说：快回来喝粥来吧。我出门回来也就先去看看他们，儿行千里母担忧，谁家里都有老人，因此我每年都搞敬老活动，（周围）80岁或85岁老人，我们每年都去走走，给这些人家送块儿金匾，上写 ：家有老人是你家之福，也是社会之福。大午集团敬赠。这样我搞了好多年，同时也送些米面，东西不是主要的，这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大午集团在这块社区中的（价值取向），现在看，影响很好。既使家里没有老人的也影响很好。这是发自良心和本能的，做些扶贫、修路、架桥什么的，乡亲有什么事我都帮忙给办一办，而且我从没张扬过。过去我曾向徐水一中、二中和另外两个中学和小学都捐过款，当时都开有支票，我从未宣传过。但是附近受益的老百姓都知道，所以出事以后专家、学者们来采访，乡亲们都给了很好的肯定，那个许律师，他走了7个村庄，没有一个乡亲说我坏话的。

以前我提出做广告只有知名度，没有美誉度，千金传名，万金传誉啊，你化一千金，只能得到一个名，化一万金才能得到一个美誉，你只有给老百姓做了些实事，才能换来他们的支持和肯定。而我觉得媒体是基于这个基础而夸大化了，我真的没想到和没有意识到群众和社会会给了我这么多的肯定和支持。

通过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人心向背，价值取向还是非常明朗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整个媒体、社会都是有正义感的，有热情的。

周：你觉得在你一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或者是他说的哪句话？

孙：影响我的人很多，主要的是孔子和孙中山，孔子讲为人处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讲仁讲义讲良心，讲仁政，我把他归结为：做好人难，一定要做好人，做好事难，一定要做好事。再就是孙中山讲的：天下为公，有德者居之。还有孟子的民本思想。我在部队时先接受了佛家思想，后来又接受了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等入世的积极人生观。就是那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慨，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

周：据说你并不是如一些媒体讲的那样一直没有和政府职能部门沟通，其实你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孙：是的，我也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只是我个人性格使然，加之我从事的农牧业利润又非常低，又是政府支持的行业，赚钱又较少，我在和外面交往时，仅限吃顿饭什么的，基本也没有给什么人送过礼。我也想和他们搞好关系，可是现在这个机构也多，涉及的面也大，我就没有和这些官员即时沟通关系，这个责任在我。

周：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你将如何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你认为，政府和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现状又是如何？

孙：我想像，当然是理想化的，比方说和银行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关系，你帮我贷款，我能还你本息，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至于政府部门，真正要实现政府官员就是人民公仆，政府就是为人民和企业服务的。当然是我们所盼望的。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

但就我个人和企业来讲，在这方面往后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社会一直在发展，逐渐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的。政府也在思考，企业也在思考，我相信社会会走向进步的。

周：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人一直在讲你是一个敢于向潜规则挑战的企业家，但这会影响你企业的发展，有人讲好的企业家应该像水一样因势利导，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孙：说企业家就像水一样的，我不大理解，因为水是没有骨头的，而人是有骨气、有追求的。随波逐流当然好了，我没有傻到用鸡蛋去碰石头，也没有挑战潜规则，我只是想有尊严地去发展，性格使然。至于判我有罪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我有正常的工作环境，一切就等历史去说吧。

我儿子接任董事长后，可能在对外打交道等方面比我灵活些

周：你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关注这些问题？能对你个人和企业来做个预测吗？

孙：我想还是会的。人是有思想的，否则活着就没有意义了。我对个人往后的生活是很乐观的。如果社会分左中右三派的话，大家都很支持我、帮助我，没有人反对我，现在获罪就是因“非法集资罪”。非法集资准备退啊，合法的就继续使用呗，非法就服从政府两年内退完，今年一部分，明年一部分。等政府的通知。

周：如果储户不愿退呢？

孙：那就属于合法的呗。

周：那么出来后，对企业来说，你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孙：企业现在恢复得比较快，估计三个月，半年就可恢复正常。目前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就是银行贷款，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昨天还开会，县长还要求农行、工行，最少解决300万。

周：两家合起来。

孙：每家各300万。我觉得很难做得到。市委书记帮助协调，上面也做了指示了，省委书记也批示了，但下面没有放款权，没有钱，但是贷不出来，领导很着急，但就是这么个体制。

周：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这个这件事，大午集团在社会上、在国际上都有了较大的名望了，会不会做一些横向的联合？

孙：正探讨呢，这方面交给我的儿子去做，我英语也不行。

周：国内的企业有没有想过去合作、联营等方式？

孙：这不着急，可遇而不可求。

周：你现在发展还是继续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想过到其他的地方去发展、扩张？

孙：这个顺其自然，有合适的项目、合适的机遇就会向外扩张。没有，看不准，就等。

周：你谈一谈为什么要把企业做小、做慢、做实？

孙：现在舆论、商学院所讲的怎么搞企业，跟我的实践对不上号，和我自己的体会对不上号。我提出来的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按这三句话作为企业的指导思想。我觉得一个长久的公司，不是你将来设想怎么样，你才有这个目标，你才去做，不是这。我在1985年起步的时候，我从没想过要建大午中学。它是循序渐近的。所以伟大的公司不是源于伟大的构想。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不能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以做人为目的，以对社会负责为目的。我就感觉一个大企业不取决于他的一个领袖人物，而是取决于它的制度，取决于它能不能带出一批人出来，这才能持久。比如我的企业，我的儿子能不能上来，这是关键，而不在于我，这是生命力之所在。现在我准备退下来，让我的儿子上。

周：你觉得你儿子接替你后，大午集团还会不会按照过去的方法和方向去发展？

孙：可能在对外打交道等方面他能比我灵活些，可大午集团走的这条路我想不会改变，因为我在看守所的时候，他看到了这种人心凝聚的力量。人心的向背，是这个企业生存下来的关键，他知道我走的是一个人心之路，而不单纯是用金钱堆积起来的大午集团，所以他觉得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

周：你出事时抄走的东西都是些什么？现在有没有返回给你，若没有，你将怎么办？

孙：有我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有我的资料、手稿和多年的读书笔记，还有各种各样的合同，还有300多万的现金，也没有手续，领导最近让我也写过一些报告，他们答应研究。那些钱我认为是小事，可那些手稿和合同对我确实很重要，因为那中间有我多年的心血。

周：最近问题富豪屡屡出现，当然这些人的自身原因自不待说，请你讲讲社会应该对企业家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使他们逃离“创业原罪”？

孙：我觉得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家的保护，因为企业家的原罪大都是市场经济的原罪。我们虽然搞的是市场经济，但在转轨期，往往又是审批型机制，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基本上来源于此，就是说对于职能部门你不润滑他就不动。第二，如果是单位违法或犯罪，不应该把企业一把手抓起来，比如说刘晓庆，关押了400多天，到最后连个被告都不是！既然是单位犯罪，就应该单位派代表去应诉，这样可能公平一些，也可能减少职能部门犯错误的机会，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企业和企业家不受无辜的损失和伤害。

周：请描述一下大午城的未来？

孙：我讲的大午城是一个和谐的概念，在这里肯定有穷有富，但是这个差别只体现在生产资料上，而不是体现在生活资料上，在尊严上是人人平等的，生活质量上不能有太多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是种祥和的关系。

附录：各界人士眼中的孙大午

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为什么大家对孙大午的案子如此关心？因为它标志着支持正义的斗争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下能否得到成功。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孙大午因为没有办法从银行得到贷款，所以只好被“逼”着去干了一件违法的事——非法集资，是不得已而为之。“非法集资”这个词，我认为很快就和“投机倒把”这个词一样成为历史。但孙大午的身上有乌托邦的倾向。乌托邦在100多年前都已经失败了，在100多年后就更不可能成功了。
——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厚义

孙大午要求自己企业的业务员不给回扣，不送礼。他对政府官员也是毫不客气。正是因为这样，孙大午就有可能不见容于某些人或者是某些“习惯”、某些“潜规则”。而这恰恰犯了“大忌”，引来灾难。
——北京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双输”，因为不管是金融当局还是孙大午本人，都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大午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办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汤敏

大午搞得不错，人也老诚，在我们这儿说他不好的基本没有，他全不是只为了自己，（主要是）发展咱们这儿一片，附近几个村都得到了发展，大伙都指着他这儿，上班又近，发钱也不少，又从不拖欠工资，保证收入，过年过节还送点东西，这次他出事，大伙都觉得屈得慌。
——在石家庄工作的老工人杨府城（音）

我们在这儿开店5、6年了，以前这儿很荒僻，没车，孙大午这个人，挺亲切的，很关心下面工人，不象有钱人那样瞧不起人！（前几天）刚从监狱里出来，也到我们店里走走看看。他对大家伙都挺好的，大伙也都挺信任他的。学校里的很多贫困生上不起学，他就让免费，来我这儿买货的学生和家长都挺感激的。我在这儿呆了10多年了，先在公司干了几年，大午叔给周围造福造得非常好，我姐姐她们上学时很困难，在其他学校都上不起学，路又远，我的两个妹妹都在他这儿上学，因为有困难，他就给减免学费，质量（教学）也好。
—— 大午城内刘姓女店老板

我儿子又不办亏心事，又不偷又不抢，就是存款，大伙存钱到银行不方便呀。大午抓的时候，我让朱律师告诉他：咱一不寻死，二不寻活，总有一天要回来，你妈也不上火，你也别上火。可能不上火吗？三个儿子都被抓去了，大儿媳妇也没音讯。我有一就是一，有二就是二，说瞎话顶不了事。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你只管往前赶，总有个奔头。人长天长，我们祖祖辈辈没亏过心！大午小时候脾气特拗，他犯了错我又舍不得打他，我就用筛面的簸箩把他扣在下面，可他就是不认错，在簸箩下面竟睡着了。出事的时候，我就待着，也不怕，我平时教子不亏心，儿子也不亏心，不亏人的，也不害人。
——　孙大午母亲

Old, absurd, and unfit for purpose; how else to describe the “new” monetary framework for euro monetary policy presented by ECB Chief Lagarde amidst much fanfare on Thursday, July 8?

Why old? The “new” framework is remarkably similar to that unveiled in May 2003.

Why absurd?  The main rationale put forward for the framework is to work around a problem of the “zero bound”.  That problem, however, is of the ECB’s own making. 

Why unfit for purpose?  Chief Christine Lagarde tells us that the review has been undertaken to make sure that “our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is fit for purpose both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But she considers no critique of that strategy and advances no rebuttal of any.  She does not explain why she expects better results from a plan that so similar to the strategy that's been pursued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What Is New in the Plan?

The ECB has upped its inflation target. 

So what is now new?  “Just below 2 per cent”, the 2003 formulation, has been replaced by “2 per cent”.  Deep in the text of the new framework is reference to knowledge gained since then about the severity of monetary policy paralysis which can occur when inflation falls too far.  This discovery, we're told, justifies greater leniency in accepting an inflation overshoot for some time.   The reader then arrives at the gobbledygook phrase “price stability is best maintained by aiming for a 2 per cent inflation target over the medium term”.  

The ECB has adopted many new radical tools to make this happen. Following on from the 2 per cent statement, the ECB confirms the setting of interest rates remains the primary tool, but many other tools are available as well:

The Governing Council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set of ECB interest rates remains the primary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 Other instruments, such as forward guidance, asset purchases and longer-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s,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have helped mitigate the limitations generated by the lower bound on nominal interest rates will remain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ECB"s toolkit, to be used as appropriate.

In other words, the new plan tells us the ECB plans to be much more activist and it plans to use many "tools" that were once considered to be unacceptably radical. 

Think back to Spring 2003 when Professor Otmar Issing introduced the ECB’s then-new framework.   The salient point then was that the ECB would aim for inflation of just under 2 per cent, ready to take as determined action to prevent inflation undershoots as well as overshoots.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he insisted that the ECB had been following in practice this policy framework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euro (1999), even though its formal aim had been simply inflation below 2 per cent, which in principle could have meant inflation for most of the time at zero.   

At the time of the last review Professor Issing was still highly respectful about a second pillar of ECB policymaking founded on a monitoring range for broad money supply growth.  There was no mention then of QE, forward guidance, long-term rate manipulation and these tools were not accepted as legitimate.   Legitimacy and application of such “non-conventional tools” came in the midst of the sovereign and banking debt crises of 2010-12.   They were introduced as essential for monetary control.   Everyone and their dog, however, realized that their primary purpose was for the ECB to effect massive transfers of funds towards supporting the weak sovereigns and their banks.   Now that pretense has become part of the new framework.

Managing Price-Inflation Expectations

One might have expected some pushback against all this from the Bundesbank or the Dutch National Bank.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is except indirectly in the concession by ECB of a quid pro quo.   Its review states that the estimation of inflation for targeting should be modified eventually to take account of the cost of owner-occupied housing   

 This is a very weak reed of defiance.  The ECB tells us that the cost of owner-occupied housing is now to be estimated in a “stand-alone index” and thi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 wider context of assessing monetary conditions for the next few years.   Ultimately by the mid-2020s the ECB foresees that there will be a modified HICP (euro-area CPI) which includes this estimation of owner-occupied housing costs, but this will not be fully operational as a target variable until the late 2020s.   Who knows; by then the terrific housing price boom across much of the euro-zone, including prominently Germany and Holland in recent years, might have gone into reverse, meaning the HICP will be reformed in a direction which in fact calls for an even more radical European monetary policy.

Why Is the New Plan Necessary? 

The ECB pleads that its new “framework” has become necessary because the problem of the “zero bound” has become so severe.  That is, with interest rates already so low, it is assumed the central bank needs new tools to push up price inflation, even with target interest rates already at zero or below zero.  This is due, it says, to issues beyond its control. “Structural developments have lowered the equilibrium real rate of interest – decline in productivity growth, demography, and persistently higher demand for safe liquid assets. Hence the incidence and direction of episodes in which nominal policy rates are close to the effective lower bound increased – with the current episode lasting more than 10 years”.

The ECB Won't Solve the Problem the ECB Created

What chutzpah!  This alleged problem of “extraordinarily low equilibrium real rates” is a problem of the central bank’s own making.  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and banking crisis of 2010-12, the trigger to initial downward forces on the equilibrium real rate, was itself a consequence of ECB policy through the years 1997-2007.  This was highly inflationary, albeit that the symptoms were more sharply visible for much of the time in asset markets than goods and services markets.    By aiming for 2 per cent inflation at a time of rapid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globalization, also with downward pressure on prices due to increased competition within EMU, the ECB fanned monetary inflation.   

“Equilibrium real rates” have remained so low far beyond the crises of 2008-12 and their immediate aftermath precisely because the ECB’s policies have induced and added to economic sclerosis.  Its radicalism, characterized by negative interest rates and vast QE operations focussed on bailing out weak sovereigns and banks, has sapped any potential dynamism out of the European economies.   

Examples of how the ECB has contributed to economic sclerosis include the fantastic continuing gravy train into Italy which has fortified the status quo there but smothered any  creative destruction including winding down of big government and cronyism; the stimulation of a financial engineering boom and more broadly financial speculation in which investors pursue high apparent returns based on camouflaged leverage and other optical illusions rather than potential returns on long-gestation capital spending ; the generation of massive capital exports as interest income famine European investors search out apparently high returns abroad especially in high-risk credit markets  and also in the Eldorado of US monopoly capitalism (especially the big five FAAAMs), itself a dead hand throttling economic dynamism globally; the fuelling of a fantastic real estate construction boom most of all in Germany which does not generate productivity growth; creating desperation amongst some households about negative returns on their savings and the ultimate prospects of their pensions becoming cut in the midst of the next financial crisis and so causing them to restrict spending.

Unsound money whether by the Fed or the ECB or the Bank of Japan has produced an apparent low and allegedly (according to the central bank narrative) sub-zero equilibrium interest rate. 

Sound money, not a digging in around the present monetary framework, is the answer to the zero rate boundary problem.  

《从湘江到遵义》是解放军直属政治工作部话剧团的力作，受到观众热捧。在这个话剧尾声中，牺牲的红军返回人间，对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声发问：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敢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这就是震撼人心的“红军十问”。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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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小樱

《在200米的山顶听郎朗弹哥德堡》

周日，在珠海大剧院听了郎总的《哥德堡变奏曲》。

1. 这是我第一次现场听郎朗的演奏，也是第一次现场听《哥德堡变奏曲》。在此之前，我写了一篇《我为什么说郎朗的<哥德堡变奏曲>糟糕透顶》，对郎总的录音室版本极尽嘲讽之事。当然，作为古尔德的铁杆，曾被古尔德《哥德堡变奏曲》鼓励过、治愈过的人，我不可能对郎总的版本满意。但是，“你总不能让古尔德爬起来弹《哥德堡》给你听吧”，樱太说。于是我们领着小小樱，和前一天刚在横琴大剧院结束了他的首场个人钢琴独奏会的周斌老师一起，来到了大剧院。

2. 我们买的是山顶早鸟票，二层倒数第二排，周老师说，你看，这么远，你的标题就叫《在200米山顶听郎朗弹哥德堡》吧。我说，好。虽然距离之远，声音反射过来估计都得1点几秒，但郎总确实是当世最一流的钢琴表演家，在山顶你也能清楚地听清他每一个触键，无论是低徊的小赋格，还是激昂的法国序曲，郎总都能保证座中每一个位置的听众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之后想看郎总的朋友，可以放心去抢低价票。

3. 说回郎朗的《哥德堡》。整体来说，能在国内开《哥德堡》的巡演，敢去挑战这个作品，把《哥德堡》当做自己复出后的大作品，郎朗当然是有业务上的追求的。像周老师说的：“郎朗做了这么多年明星，还录综艺，但本身的业务能力一点都没有丢，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实际上，对于大众来说，如果你喜欢巴赫，想听到活人给你弹《哥德堡》，郎朗几乎是当前的唯一选择。就算我不喜欢郎朗这个版本，我也必须要对郎朗respect。

4. 整个音乐会听下来，最大的问题是：郎朗本身和《哥德堡》的结合度匹配度问题。以古尔德为例，无论是少年版还是老年版，他都可以把曲子的30个变奏+前后两个主题弹得浑然一体，你确实是觉得“这是一首大曲子，途中只是有不同变奏罢了”。但郎朗在处理上，整体性是弱的。他可以在炫技曲里面弹得眼花缭乱，也可以在该沉浸下来的部分做得浪漫至极，但……郎朗总是给人一惊一乍的感觉。举个例子，第15变奏，G小调的卡农，郎朗确实触键相当浪漫，这是他本身就很擅长的风格；然后忽地一到了第16变奏，整个《哥德堡》第二部分的开始，充满了活力的法国序曲，郎总忽然来劲了，感觉他在想“哎呀前面终于结束了现在来点闹腾的东西”，而现场的观众本身都是歪着身子坐的，听到《法国序曲》的时候，全部又都直起身子来了。又比如，在第19变奏是一个很“巴赫式”的创意曲风格，然后到20变奏时则是双手飞来飞去的炫技——郎总又在炫技时候用力过猛了。
我的理解，郎朗最为全球最具票房号召力的钢琴明星，他太懂得观众的情绪了，所以在现场的演奏时，他知道巴赫是具备理解门槛的，你弹里头风俗曲、波兰舞曲的部分，现场效果一定会更好，炫技部分一定会更好，但在那些比较宗教色彩的曲子里，像第21、22变奏这种，以及第25变奏“黑色珍珠”，郎朗弹得并没有“沉下去”，他没有让我跟着他一起沉浸到里头。简单地说，没有打动到我。而这些部分是我在过去无论是古尔德还是朱晓玫的演奏里，我是被触动的。你说郎朗没有吃透巴赫吗？当然不可能。只能说这是他的理解而已。本身巴赫就是一个“人人注我”的作品。郎朗非常注重现场的张力，这是他的特色，乃至他弹到末尾，第30变奏，那个融合了民歌的优美旋律里，他几乎是按照浪漫主义+印象派式地弹出来，这个夸张的效果，娱乐性满分——包括最后回到主题变奏，郎朗为了展现“一生的旅程”，也是极度夸张的展现。我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不认可，仅此而已。太戏剧性了，太流于表面了。
当然，喜不喜欢是一回事，郎朗能力又是一回事。

5. 为什么我会跑去珠海，其实是因为我在广州抢不到票。珠海的票没有卖光，还有极少数高价位尚未卖完。我不奢望在广州能看到郎朗。用周老师的话来说，珠海可能是100个人想看郎朗，抢一个座位；那么广州得是10000个人抢一个座位——可音乐厅就是这么大。我观察了一下现场，珠海虽然是二线城市，但郎朗的高票价确实是一个筛选器，这么多的琴童，和我女儿年纪相仿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就这么耐着性子听了90分钟的《哥德堡》，一点声音也不发出来，如此门槛高的作品，我也是要到35岁之后才会喜欢上的东西，我为现在孩子的素质表示惊叹。另外，我还看到了现场有人带着ipad，不知道是对照着琴谱还是如何，也有人不停地在做笔记，估计都是学音乐的孩子。所以，票价还是一个筛选器，如果一家三口要来看郎朗，最低消费3000元，买好一点位置的就6000元，这就没了。能花这个钱来看的人，这就是筛选了。学音乐真是一个烧钱的行当。

6. 最后一句话总结：郎朗厉害，但我不喜欢他的《哥德堡》；《哥德堡》是一个筛选器，无论对于音乐家还是对于听众。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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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我这微博的不多，看懂我这句评论的一个也没有。//@海滨政经述-橡谷智库: 莫迪算是全力拷贝中国模式不走样的一个政客了。

四十而不惑，是过了四十岁，就应该明白女孩子不会喜欢你这样油腻的中老年，除非你的才华方圆十里都掩盖不住，恰好对面又是喜欢才华的知性女子，或你的钱足以淹没你的油腻，或你有钱且老的足够快速死去，留给年轻女孩子遗产。过了四十岁就知道不能喝酒熬夜，不能随意说话得罪人了，不能随意辞职丢掉工作，要夹起尾巴做人，为五斗米折腰了。因为你的老婆孩子要依赖你生存。
这句话也是说，人要发财，趁年轻，老年人没资格创业。

地球变暖的博弈，是一种公域阻值弥散效应,就像公海捕鱼一样,人人都知道海洋资源枯竭,人类会饿死,但还是狂捕滥捞。各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经济停滞带来的影响，国民失业，经济动荡，那气候变暖就不是紧要考虑的，尽管国际间博弈达成协议。

同时这也是一种阶层博弈，10%的富人大概占据碳排放的70%。最底层的穷人碳排放是负数，但他们往往是极端气候的受害者。你让富人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肯不肯呢？ 戈尔当年在倡导气候环保，被人抨击其豪宅的泳池碳排放已经超过了普通人家许多人的日常。这就是个悖论，尽管他作为一个睿智的先行者预见到了地球变暖的巨大危害，但是否自己肯作出牺牲呢？

希望别人牺牲，就像欧美有些声音要中国人放弃吃肉一样，因为牛羊猪放屁排放的气体是地球变暖的要素之一。那中国人是否要回到古代，只能吃五谷杂粮呢？

你看到这种生存博弈论调后，就会明白，最终极端气候不能避免，因为人类社会无法团结，都在指望别人牺牲。
就像病毒一样，能抵抗疫情的，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以强大的公共卫生管理，以疫苗而覆盖。印度就只能躺平，以群体免疫来抗过。
地球变暖带来的极端气候，比如加拿大草原三省直通得克萨斯的气流大通道，带来的秋冬季极寒，到了夏季又是美国西北部酷热干旱。这两个国家就得用电力去扛过。没有空调，许多人会热死，生活艰难，工作无法持续。那这个国家的公共设施和粮食生产就很重要。恰好这是两个农业发达国家。
但是轮到非洲，干旱持续，饥饿频繁，躺平就躺死，抗不过去了。
印度也同样如此，除了河流，雨水主要靠季风，极端气候一来，干旱就到来，再怎么抗，饥荒是无法集体免疫的。

但北极冰盖融化，冻土层开始溶解，有利于最北端的国家，即可以获得通航权，种植带又北移了。
几家欢乐几家愁，你又能指望多少国家一起努力呢？

我在此预言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就是从现在起到2035年墙内一切公共产品与服务也就是政府提供的诸如电力、水、交通、公共医疗和教育等的价格均会上涨，每年涨幅预计在中高个位数，不排除局部时空比如南宋外贸顺差地区有两位数上涨的可能。

不生孩子的债，老来总得还？
驳一个“养老院恐吓”视频。

先歌颂画大饼，再软磨硬施威逼利诱，现在到最后一步直接赤裸裸搞恐吓了……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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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那年，刘秀莲第一次见到了大型民用客机。

那是在离郑州新郑机场不远的国道107上，她坐在儿子秦新胜的那辆红色单排仓栅式轻卡上。卡车在路边打着危险警示灯，秦新胜说：“妈，你看看飞机吧。”

天气不错，能远远看到飞机的尾翼是蓝色的。“这个飞机好大，还是蓝尾巴的。”刘老太太坐在副驾驶上，望着天空兴冲冲地说。在老家农村，刘秀莲只见过给地里小麦打农药的小型直升机。

这也是刘秀莲第一次到郑州。人生的前几十年，世界对刘秀莲而言，比老家的村子大不了多少。在黄河冲出的河道边上，她结婚、生子，成为“得功家媳妇”；29年前，因为一头被偷走的母牛，刘秀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今年年初，一起生活多年的丈夫突发疾病去世，刘老太太便坐上了儿子卡车的副驾驶，开始成为一名大龄“郑漂”。临出发去郑州前的一个晚上，秦新胜和母亲在客厅聊天，再次问她愿意跟着自己一起到郑州吗？

母亲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隔了一会儿说：“中，我也去郑州看看花花世界。”

6月16日，拉货途中，刘秀莲坐在儿子的货车副驾驶座位上。新京报记者 王伟哲 摄

“电火箭”和“蓝尾巴鱼”

从周口市太康县常营镇秦家村出发，穿过自家门口的泥巴路，开上狭窄的、只容一辆车通过的田间水泥路，经过父亲的坟头，再沿着国道一路向西北方向驶去。不出意外，3个小时后，秦新胜和母亲就将到达位于郑州城郊的出租屋。

这是一辆红色的单排仓栅式轻卡，前面是荷载3人的驾驶室，后面是栅栏式的货仓，最多可以拉约1.5吨重的货物。2020年年初，为了符合郑州对机动车排放标准的规定，秦新胜卖掉了一辆“国三”（国家第三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货车，买了这辆“国五” （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车。

冰箱、矿泉水、家具，靠着一趟又一趟的订单，秦新胜从货车上挣出了两个孩子的学费和六口之家的日常开销。现在，它也成了母亲刘秀莲除家之外，待得最多的地方。

刘秀莲身高约1.5米，一头花白的短发软软地塌在头上。卡车的驾驶室座椅略高，她的腿只能微微悬空，随着行驶的车辆一晃一晃的。座椅后面放着一床薄被子、一个蓝色的大容量水杯、一个小风扇和母亲要吃的鸡腿、火腿肠和纯牛奶。

春末天气冷时，秦新胜就关上窗户让母亲在车里拥着被子多坐一会儿。上了年纪后，刘老太太的牙龈萎缩到已经戴不住假牙了，吃东西总是囫囵着用牙床咬。她喜欢吃肉，鸡腿和软和的香蕉便成了车上常备的零食。

和母亲离家那天是3月3日，2021年元宵节过后的第五天。元宵节前，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秦新胜在家待着也心慌：“我跟我妈说‘这不中，咱俩得要饭去’。”母亲闻言一笑，说：“上哪儿要饭去？”

“你去过郑州吗？咱俩上郑州溜溜去吧。”

“要饭”是个玩笑，但去郑州却是必须的事情。秦新胜今年41岁，因为两侧斑白的头发，他总是自嘲“看起来像50岁”。家里有两个孩子在上学，2017年，迫于养家的压力，秦新胜和妻子先后到郑州工作：秦新胜成了专职的货车司机，妻子则在物流公司上班。

6月13日，要去郑州了，母亲看着秦新胜把行李装上货车。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家里的十几亩地在父亲去世后承包给了别人，仅剩的两亩多地也种上了麦子。没有庄稼要种，不去郑州意味着此前积累的拉货资源和人脉没用了，养家的重担也将由妻子承担。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而言，妻子每月六千多元的收入太有限了。

得到母亲“不去”的答案后，秦新胜转变了思路，转而说：“要不你去给我押车？看着咱的货别让人偷了。”母亲闻言呵呵一笑，同意了。

临出发去郑州前的一个晚上，秦新胜和母亲在客厅聊天，再次问她愿意跟着自己一起到郑州吗？母亲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隔了一会儿说：“中，我也去郑州看看花花世界。”

从老家到郑州，是刘秀莲第一次坐儿子的卡车出远门。沿着国道，卡车先是到了20公里外的县城，秦新胜问母亲：“知道这是哪儿吗？”

“扶沟。”得到正确答案，秦新胜又是一笑。

拐上高速后，刘老太太看着旁边不断经过的车辆，提出了心中的疑惑：“这么多车，怎么没有骑自行车的？也没有骑电（动）车的？”秦新胜笑了，跟母亲解释称：“这是高速路，电车和自行车都不让上。”

到了郑州城郊，秦新胜指给母亲看路边驶过的高铁，刘老太太言之凿凿：“这是火箭，电火箭。”秦新胜说，母亲以前在电视上看过火箭，便以为高铁也是火箭了。蓝色尾翼和红色尾翼的飞机，在刘老太太眼中也成了“蓝尾巴鱼”和“红尾巴鱼”。

“我天明就回家了，干嘛找我？”

在车上的大部分时间，秦新胜很难和母亲产生“有效对话”。母亲总是嘟嘟囔囔的，嘴里说着些他听不明白的话，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见的临床症状。

母亲的病和一头被偷的牛有关。29年前，秦新胜12岁，家里养了一头怀孕的母牛。秦新胜说，家里的十几亩地都指着这头牛，“牛就是家业”；一头牛一千多块钱，一家最多也只养得起两头；在原本的计划里，生了的小牛犊，还能卖了补贴家用。

牛丢了没多久，母亲也就病了，父亲发现母亲开始“自言自语地说话”。在许昌、开封等地看病后，母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秦新胜有时会担心母亲被人欺负或认不出自己，觉得“要失去母爱了”。但庆幸的是，母亲大部分时间都能认识家里人。

生病后的母亲变得像小孩一样，吃药也要人哄着。母亲总说：“我不傻，你让我吃傻子药干什么？”父亲只能吓唬她、假装生气，才能骗母亲吃药。

到了秦新胜督促母亲吃药时，他喜欢用孙辈们的事情哄着母亲。“你吃药，将来（才能看到）小杰娶老婆，看到你孙子的孙子。”小杰是秦新胜儿子，刚刚读初三。往往要说十多分钟，他才能“骗”母亲吃下去一点药。

母亲不会攻击人，但喜欢扔东西。菜刀、剪子、铁锹、盆，一不注意就被扔到了门口的马路上；新买的衣服，穿两三天，也扔到了屋外已经干涸的水沟里。

6月11日下午，秦新胜和母亲在老家种花生。新京报记者 王伟哲 摄

6月12日，老家下着雨，秦新胜撑着伞从邻居家回来，赫然发现门口的柴垛上扔着一双母亲前一天穿的袜子。秦新胜习以为常，呵呵一笑，把袜子捡回去洗了又悄悄放进母亲的袋子里。

比起扔东西，秦新胜更怕母亲跑丢。日常，父亲总是和母亲待在一起，但总有疏忽、没看住人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母亲跑丢了七八个小时。

那是202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9点多，秦新胜接到了女儿的电话，说天黑了，他们本来在吃饭，奶奶吃着吃着就跑出去了。“我闺女越喊，我妈跑得越快”，女儿转身回家骑个电瓶车的工夫，人就不见了。

秦新胜家附近是大片庄稼地，秋天玉米秆茂盛，比成人略高的玉米秆和暴雨挡住了视线。地里还有灌溉用的水井，秦新胜担心，母亲会不小心摔到井里。本村、隔壁村的亲戚朋友们都来了，大家打着手电筒、骑着电动三轮车，沿着玉米地边缘和离村的道路找人。

近3个小时后，秦新胜从郑州回到家里，母亲还是没找到。秦新胜想着，雨天路滑，母亲会不会摔倒了，被人送到医院去了？他开着亲戚的小轿车，找遍了镇上的医院，还是没人。手足无措之际，同样从郑州赶回来的姐姐告诉他，下高速时，一个在田边守夜的人告诉她，晚上十点多看到一个穿着印着紫花的白上衣、黑裤子的老人朝着大新镇的方向去了。

大新镇离秦新胜家约7公里远，按照当晚的天气和母亲走路的速度，秦新胜估计她至少需要近三个小时才能到镇上。

半夜两三点，秦新胜在镇上了找了一圈，依然一无所获。

直到他带着女儿和大姐准备回家时，隔着老远，秦新胜看到一个人蹲在路边。“这肯定是你奶奶”，车子还没停稳，女儿和大姐就跳下去了，抱着母亲开始哭。秦新胜也哭。

“你怎么不回家？”秦新胜说：“我们找了你一晚上。”

母亲像没事人一样，看着秦新胜呵呵一笑：“我天明就回家了，干嘛找我？”

“我是她的保镖，她在哪儿我在哪儿”

2021年春节前，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父亲突发心梗去世，照顾母亲成了秦新胜的责任。

父亲去世前，秦新胜已经在郑州当了3年卡车司机。一个人跑车，秦新胜最远去过北京，全程700多公里，跑了10个小时，拉的是建筑工地上工人们的锅碗瓢盆、被子等生活用品。

回想起这趟到北京的跑车经历，秦新胜总是很兴奋：“我在北京天安门玩了一天”。

天安门，是秦新胜一直想带父母去的地方。“我父亲还活着就说过这个事情，等农田里的活儿忙完了，到了秋天，就领着他们一起去。坐飞机、坐高铁，都得让他们体验一下。”

父亲去世后，亲戚们和秦新胜商量母亲的去处，有人提了一句“要不送养老院吧”。秦新胜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我知道这是好心，但不中。”秦新胜担心，母亲有病，需要额外的照顾。

6月12日，秦新胜和母亲、儿子一起吃早饭。新京报记者 王伟哲 摄

思来想去，他决定把母亲带到郑州，跟着一起拉货。出租屋小，住不下三个人；加上妻子夜班多，作息时间不一样，秦新胜便在楼上又租了一间屋子让妻子独住。夫妻二人往往好几天都见不上面，秦新胜记得，有一次，他和母亲在电梯里遇到了准备上班的妻子，只能匆匆打个招呼。

秦新胜和母亲租住着一间约10平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00元。房间靠墙的位置放着一张双人床，冬季的棉被和夏季的凉席将床分成两半，分别是母亲和秦新胜睡觉的地方。秋冬的衣物装进了黑色的塑料袋里，堆到了墙角的沙发上；紧挨着的，是一个木制的桌子，上面放着液化气灶和做饭的食材、调料，是一个简易厨房。

房间唯一的窗户朝西，窗帘是一条粉色的床单，窗户框上还挂着两袋自来水。秦新胜说，水会反光，苍蝇、飞蛾之类的虫子就不会往房间里飞了，这是他从开KTV的亲戚那里学到的经验。

带着母亲开车，长途单肯定是不能跑了，“不在外面过夜”成了底线。秦新胜开始接在郑州周边拉货的单子，订单不稳定，每天早上，秦新胜总是早早地给热水瓶灌上热水，再把母亲要吃的鸡腿、茶叶蛋等零食装在一个塑料袋里，等接到用车的电话，两人就能立刻拎着下楼。有时候没单子，这些东西就默默地在地板上放一天。

除去在路上的时间，拉货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排队中度过：排队等装货，排队等卸货。有时候，遇上装货和卸货都要排队，早上七八点出门，晚上11点多才能到家。以往，趁着工人装货、卸货的时间，秦新胜能在椅子上睡会儿，或者玩会儿手机。现在带着母亲，他不敢贸然睡去，生怕母亲走丢了：“郑州这么大，走丢了上哪儿找去？”

秦新胜在车上给母亲放了个影音播放器，母亲有时候就坐在车里看豫剧。他还带着一个小马扎，要是母亲不想在车里待着了，就搬着凳子做到车外边歇会儿。秦新胜偶尔和卸货的师傅说话，也总是透过卡车后视镜远远地盯着母亲：“我是她的保镖，她在哪儿我在哪儿。”

常年跑车，秦新胜落下了胃病，总是打嗝。时间久了，三餐不定时也成了习惯。自己饿会儿没关系，母亲可不能饿着。秦新胜记得，带着母亲到郑州后拉的第一单货，零食和水早早地准备好了，但出门时忘了带。临近三点，母子俩才在路边小店吃上一碗烩面。后来，秦新胜再没忘记过带食物出门。

带着母亲出门，秦新胜也收到过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有时候，母亲去服务站上厕所时，秦新胜不方便跟着，但在进女厕所的台阶时，有人会扶一把母亲。

被媒体报道后，他带着母亲从郑州回老家，下高速买东西时，一个卖粽子的女孩子认出了他。母亲爱吃甜的，对方往粽子里加了好多糖，还为他“点赞”。有一次，对方认出他后直接送了一个粽子。

秦新胜开车时的一些小习惯，也从母亲坐上卡车副驾驶后开始变了。

卡车耗油，“一停车一起步几块钱的油钱就没了”，为了省钱，不少卡车司机在经过没有摄像头的路口时，几乎不看红绿灯。秦新胜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但带着母亲后，遇到红绿灯，秦新胜总会停下来等一等，“肯定比我一个人要更注意安全”。

遇到崎岖不平的路，秦新胜以往直接就开过去了；现在，他会降低车速、尽量选择从稍微平坦的路边开过去：母亲年纪大了，秦新胜担心颠簸会给她的骨头带来损伤。

今年端午节前，秦新胜遵循往年的惯例带着母亲回娘家。刘老太太拉着70多岁的弟媳妇一起说话，摸到对方长长的手指甲，刘秀莲说：“你指甲不剪啊？”说完伸出自己的手，指甲全部贴着指头剪得短短的。这是秦新胜给母亲修剪的。

亲戚说，刘老太太看起来白了、胖了，精神也更好了。秦新胜像是炫耀般，乐呵呵地告诉对方：年初时，母亲只有75斤；跟着他3个多月，母亲已经有105斤了。

6月14日，秦新胜给母亲看自己拍的视频。新京报记者 王伟哲 摄

“我的课来得太早了”

今年3月以来，秦新胜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了带着母亲开货车的经历。经媒体报道后，秦新胜成了“名人”。有人称他是“大孝子”，称把母亲带在身边“最安心”：“就像小时候我们希望妈妈走到哪里都能带着我们一样”。

也有人对他带着母亲跑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问了好几次“老婆呢？”秦新胜知道对方没有恶意，但总觉得这话“听着没意思，说着也没意思”：“我跟她（网友）说了，你不经历你永远不明白（我的处境）。”

2017年，44岁的妻子何勤芝卡着工厂招工年龄的上限，进了一家物流公司开叉车，每个月有五六千的工资。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上学，父母年纪大了，夫妻二人生活过得极为节俭。“花销就是吃饭，连瓶水也没舍得买着喝过。”何勤芝说，有时候，一块钱的绿豆芽炒个馍，就是一餐饭。

秦新胜收入不固定，最多的时候能有上万元。带着母亲跑车的这三个月，他每月的收入降到了五六千元。妻子的工作有社保，也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稳定收入。年纪大了，进厂不容易，秦新胜和妻子都明白，按她现在的年纪，辞职后就再也找不到进厂的工作了，家里的经济压力就更大了。

进厂，一度是秦新胜最羡慕的工作：“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个宿舍8个人的高低床”。秦新胜说，老家的一些同龄人去广东打工，回家后都穿得“上档次，也时尚”，“抽烟都抽十块八块的，感觉人家特有钱。”

“羡慕人家，但羡慕也没办法，家庭跟家庭不一样。”秦新胜称之为“人生的课”：“每个人都有一堂课，可能我的课来得太早了。”

十二三岁的年纪，母亲就生病了。秦新胜也曾觉得自己“缺乏母爱”，他对母爱仅有的记忆，大都来自母亲生病前琐碎而温馨的日常。

6月15日，母子两人从超市买完鸡蛋后一起回家。新京报记者 王伟哲 摄

吃完晚饭，母亲去别人家串门，秦新胜已经七八岁了，不愿意自己走，母亲就一直背着他；冬天天气冷，母亲给他穿衣服前总要把衣服拿到柴火灶前烤暖和；秦新胜脚上不小心划了一道口子，天下着小雨，母亲撑着伞、背着他到几百米远的村卫生所打针……

秦新胜记得，村里人都说母亲溺爱孩子，“有人还说要是我的孩子这样，我要打死他。”刘秀莲没把村里人的话放在心上，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孩子好。有人到村里唱戏，她还会花几块钱让对方给秦新胜画个妆，到舞台上“扭一圈”。别人夸秦新胜可爱，母亲也觉得风光极了。

带着母亲拉货后，母子间增加的亲密接触，再次让秦新胜感受到了缺失多年的母爱。晚上，秦新胜和母亲睡在床的两侧，母亲怕冷，秦新胜怕热；秦新胜开着风扇，母亲盖着薄被子。有一天，秦新胜睡得迷迷糊糊的，感觉到母亲在给自己盖被子。秦新胜醒了，母亲告诉他：“盖着肚子，不然会凉着。”

有时拉完货，两人在外面吃饭。母亲要吃的饺子先上了，她也会从碗里先给秦新胜扒几个，让他吃，“不让我吃她的嘴巴子（方言，意为剩饭）。”

如今，母子二人都开始习惯在郑州的生活。到郑州三个多月了，刘秀莲去过二七塔、逛过蝴蝶湖公园；坐上了轰隆隆的地铁，直言“害怕，心慌”；还在超市里买了辣条吃。

秦新胜记得，有一次，他带母亲去市里面接放假的女儿，开车穿过一条隧道，母亲感到好奇：“这是啥？山洞吗？”接上女儿，三人又开着车回到城郊的家。看着路边闪过的霓虹灯，母亲再次发出感叹：“这一晚上用多少电啊？”

女儿告诉她：“奶奶，这就是你说的花花世界啊！”

文 | 新京报记者 李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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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9】

美国16-19岁年轻人大约有1/3在打工，很高的比例，其中多数大概是假期零工而不是全职工作（这一点从高中入学率可以推知），

澳洲孩子打工的也不少，我在超市碰到过几次，因为我的购物篮里有酒，收银员说她还不到法定卖酒年龄，让我去另一位收银员那里结账，当然，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那些没有为酒类划出专区并独立收银的小超市，

在路边的流动食品车里，也经常会看到明显未成年的孩子在忙活，

我见过最小的一位童工是个还在上小学的小女孩，他爷爷是专职的桥牌裁判，他的生意其实可以称为*桥牌赛务承包商*，而不只是裁判，哪个俱乐部要办大型比赛（最常见的大型比赛是年度公开赛）了，就请他来做裁判，同时让他负责赛务中所有跟牌有关的事情，包括发牌，传牌，计分，排序，轮转，结果公布等等，他会提供与此有关的全套装备（除了桌椅），包括牌，牌套，叫牌卡，发牌机，电脑，打印机，投影仪……，我们这一带的公开赛一大半都是找他的，

这种公开赛一般安排在周末，所以他每次来差不多都会把他孙女带上，小孩的主要任务是传牌，这项工作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需要她随时留意各桌的打牌进度，小孩表现的很积极，也很出色，

 

 たまには投資関連の記事もアップしないと忘れられてしまうので、、、。

私がMacDonald（MCD：アメリカのマクドナルド社です）に投資したのは2012年の11月です。あれから約10年が経過しました。ほとんどBuy & Holdでした。

投資結果はどうなったでしょうか？

【2021-05-28】

最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的职业我还是头一回听说，pet sitting，就是上门帮人照顾宠物，这跟临时寄养不一样，是跑到宠物主人家里提供服务，通常是因为顾客需要离家一段时间又不愿意或不方便寄养，有些比较简单，就是每天去喂两顿、遛一圈，但更常见的情况是需要住到顾客家里，提供与日常相仿或更好的全方位陪伴与照顾服务，有些人家动物特别多，猫狗驴马鸡鸭鹦鹉，还真没法寄养，

以前这个行当都是收费的，而且价格肯定不低，可是如今有了共享经济，有些应用（比如trustedhousesitters.com）能把 pet sitting 和寻找临时住所这两种需求撮合起来，所以不少顾客都有机会找到提供免费服务的 pet sitter，后者可能喜欢 urban nomadic 生活，把这工作当作低成本四处晃荡的机会，我认识这对夫妻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他们退休不久，60多岁，退休前都是收入挺高的专业人士

 

每年高考都有考生忘带准考证/起晚了被一路绿灯送到考场的新闻，昨天打车去电影院，听司机小哥讲了一件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2018年，小哥高考那天在东四环附近接到一单，到地方一看，乘客是四个人，2个考生2个家长，赶着去高考。当时离考试时间已经很近，而考场还有将近10公里。车上只能上三个，司机小哥让1位家长2个考生上了车，一路往考场狂奔，途径长安街遇到交警。交警拦下一路违章的车，听清情况后在前方引导开路，合力在考试前5分钟将两个考生送进了考场。

司机小哥开始讲的时候有点得意，他车技非常溜，一边讲着故事一边在有点小堵的北苑路上见缝插针，如鱼得水。讲到后边却又有点懊恼，说，“我当时也是脑子一抽，最后到了地方多收了家长50块钱，结果第二天就被这位家长投诉乱收费，被平台下架一天”。他问我，“你说我多收他50块钱多吗?我一路17个违章，罚款3800块钱，驾照扣了48分。如果不是交警大哥在考场门口给我开的证明，我就完了。我拿着证明去一条一条复议，花了好些时间才把这些处罚给消掉。结果没想到这家长一开始嘴上说着多好多好我给及时送到了怎样，最后为了50块钱投诉我。我夫妻俩就靠这车养家呢。”小哥之前说过，他是夫妻俩接班开车，歇人不歇车，一个月能跑1.7万公里。就因为送考生多收了50块钱全家人的饭碗差点被砸了。

小哥比预计的时间早10分钟左右把我送到地方。最后他说，明天高考，明天我不出车了。

春光明媚的时候我修改了名字：好悬啊！如果小哥在开考之后到，这样的家长，不确定会干出什么事儿。// 我不是谦哥儿：对。小哥就专门说了这句，“我这是在开考前送到了，万一我要是晚到了呢？这家长还说不定会怎样呢”。最后他的结论就是再不干这种事了。

睡五季：我觉得换了我当场就得多给人小哥至少一百二百的红包，哪怕就为了图个好彩头这钱也得花啊，世界的参差。

我从明天开始早睡：想起来去年我同学在咸鱼上卖资料，结果今年那个买家毕业了然后申请了退货。

樱木酸柠檬：上周我们打车，想绕路把一个人先送到家，司机一定要我们修改目的地分成两单，说被投诉怕了。

格格巫得意肆意苏苏：一路闯关肯定不是为了多收五十，但恰恰是多收五十让司机变回一个有温度的可爱的平凡人。

情深深雷轰轰啊：我妈被一电动车给撞了（没监控），我妈没啥事儿，撞人的摔的够呛。我妈叫我哥来给人送去医院，之后还去医院看人家，然后就被讹上了，天天来闹事要钱。两个月了，周六才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好人不能做】

大风刮来的二师兄：现在觉得高考中那些迟到的，忘带准考证的考生，真的就应该自然淘汰掉，在一些人生重大事情中因为自己的不重视而错过的机会，都不值得同情~

风兮兮阿：每年这个时候考生家长和考生自己都被全社会惯得跟太子一样，何必呢。骚操作太多，大家都平常心不好么？

Doraemonls：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矫情刘：考生也都十八岁了，算是成年了，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什么迟到丢准考证这些。

山魈72414：今明两天街上都是义务送考的 我只想说 最好多遇上几个占你便宜转身投诉你的自私货 都是你们惯的……

弄丢了金箍棒：最后一句…真是劣币驱逐良币了。

看到有人发结婚视频，不知twitter这群独立生活习惯的人，一般都怎么搞婚礼的。有几个场景特别尬：

一，婚礼现场需要面对一群每年见一面的所谓"亲戚"，这只是源于农业血亲身份制时代社群的礼仪。

二、现在婚礼特别热衷三四个伴娘伴郎，对我们内在生活丰富的人而言，平时根本不会同时维系与多位"朋友"的交流，所以根本不存在这种姐妹趴兄弟团的组织形态。

三、表演性的婚礼和纯粹陌生的观众，无法想象一个导演制作了一个独立电影，但观影者不是自愿聚集的，而是强制拉来精神和理解维度完全陌生的一群人来观影。

正如我们知道，当观众维度低，你表演的欲望也同比降低。

四，日常有太多可以"表演"的机会，人生有太多的灵魂巅峰和脱胎换骨的时刻，可能是某次旅行，某次交谈，可能是某几个深夜在小房子里独自昼夜不撤的思考。有太多经历过的思想和灵魂片段，完全不需要婚礼来作为人生的重要时刻，对独立思考者而言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时刻。

【2021-05-20】

上周去把疫苗打了，被告知第二针安排在12周之后，这个间隔好像是英国打法的间隔上限，看来澳洲执行了最大限度的广度优先策略，不错，

我去打针的地方是本市赛马场里搭的一个临时大棚，其实那地方有足够的室内空间，不知为何还要搭棚子，或许是因为棚子是统一设计的，已经考虑了所有医学标准，因而免除了逐个认证的麻烦，

无需预约，也没排队，到了就打，观察15分钟走人，其间看到二三十个来打的人，勉强让那地方看起来没那么空荡荡，但产能利用率显然不足一半，所以我感觉，目前接种进度的瓶颈已经是个人意愿而非资源限制了，

我们俱乐部因为年龄普遍偏大，所以大部分都已经打过了，我只知道一个倔老头坚决不愿意打，他的抵制倒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谣言，或担心副作用之类，而是他对这种事情的一贯态度，比如对口罩、social distancing、lockdown等等事情，一律嗤之以鼻

@白贝贝的小保保:他为啥对这些事情嗤之以鼻呢？

@whigzhou: 以我理解，他好像对自己的生活被一种遥远力量所摆布有着强烈的抵触，我觉得他在这事情上有点反应过头，但我能理解

@whigzhou: 他还有两个依我看与此不无关系的表现：1）小病不愿看医生，喜欢自己捣鼓，2）对环境迫使自己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这事情耿耿于怀，坚决不学

【2021-05-10】

发现 Kevin Kelly 最大的毛病是不考虑成本，好像只要有了摩尔定律，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似的，且不说摩尔定律最终会碰上极限，即便没碰上之前，新应用吞噬资源的速度也常常紧跟着摩尔曲线，这就意味着，特定应用中，资源成本始终是应用商的重大约束，

随便举几个我生活中碰到的例子，
1）最近才发现，eBay的购物历史只能查到一两年前，再早查不到了，未必是删除了，或许是推到磁带上去了，反正在线是看不到了，
2）招行的账户流水也只能查到一年内的，
3）Google Photos 下个月开始要把同步照片的存储量计入 Google Drive 配额了，
4）目前25块澳元每年只能买到 Google Drive 的100G空间，而不是100T 或 100P，

不考虑成本导致的结果是，你看到的那个可能性空间中，其适应性地貌是均匀平坦的，因而你会以为，创新之水会无差别朝随机方向的蔓延流淌，就像泼在一张光洁桌面上的一滩水，

这就难怪他说起给地图加上时间轴时会那么轻飘飘，还有诸如*记录所有细支末毫的个人经历，永不删除*之类的昏话（懒得引述原话，大意如此），

我想，这就是为何 Kelly 说的东西听起来都有点道理，可也都是泛泛而谈，没有多少具体针对性的分析，

倒不是说他的书不值得一读，至少还算得上一位专业资深记者的一堆采访吧，

 

中国的正能量，是92岁老奶奶凌晨五点卖煎饼给孙子供房贷；
89岁老大爷收破烂，最重要的是上面还有一个110岁的爸爸，也在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