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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Jan 05:28

社交网络的本质,兼论Google Reader的倒掉

by 投稿 (guest)

  咱国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想做社交平台。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之前多次的失败经验告诉我,如果你真想在互联网上做点事情,除非有特别牛B闪闪的产品,那么有两样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其中一个叫“社交”,另外一个叫“平台”。而现在的公司,基本都喜欢一次性两个一起做。这背后的价值究竟有多大,请看之前的那篇《产品,渠道》。

  平台暂且不说,但是社交,真的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尤其是在当前,中国互联网大的格局已定,很难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正常的用户使用习惯已定,要让他重新熟悉并适应一个全新的社交网络,确实困难。而通常的做法是,去找那些巨头们还没有涉足的某一块细分的小众市场,比如“手办交易”,然后在里面做出自己的特色。直到有一天,小众市场做大,被巨头们注意到,然后就开始上演“生、死、腾讯”的故事。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社交。

  一个用户,想要开始使用一个新的社交网络,至少要满足几个先决条件——

  • 安全感。不管是熟悉的品牌,还是已经有认识的朋友,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是不会变成社区的
    好友关系。有了安全感,下一步就是建立好友关系。社交的核心是人与人的交流,所以无论是让用户邀请好友,还是帮他寻找新的好友,没有关系,社交根本也无从谈起
  • 话题。尽管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话题,即使已经熟悉的好友也不会产生交流的动力。没有了话题,社交就只是一潭死水
  • 这三点,单独看起来都似乎还挺简单,但是如果想要把他们结合起来,却又是那么的困难,以至于即使我们都知道方法,但是真正成功的产品,依然屈指可数。

  等等,似乎我们遗漏了点什么。上面我们一直都在讨论,如何营造一个社区,如何让用户和用户交流起来。可是,这种社交网络的本质,是什么呢?

  说起来,Google一直在社会化方面不断的进行努力。不过有趣的是,Google是从Gmail和Greader,这两个完全的工具化产品开始下手的,但是都没有收到特别的成功,直到几乎出动所有资源的Google+,终于收到了效果。

  很久以前,我就曾经写文章分析过,Google所想要实现的价值,但是并没有更加深入的去想过这个问题,直到greader的倒掉,迫使我重新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为什么google即使拼着牺牲品牌价值,也要去狠心砍掉一个能够带来巨大用户忠诚度的成功产品?难道我的思路哪里出了问题吗?

  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既然Google想做SNS,那就让我们去看看,到底什么是SNS。恰好,我们刚给分析完,一个成功SNS做应该具有的三要素。那就让咱们来回顾一下——

  1. 可以安心的使用
  2. 有好友一起用
  3. 有可以和好友讨论的话题

  很好,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三点重组一下呢,让我们把顺序倒过来试试看——

  1. 拥有有趣的话题
  2. 话题在好友间传播
  3. 最终被我所看到

  至此,我们终于捉住了一点线索。如果把这重组后的三点总结起来的话

  让有趣的话题,通过好友的传播,被我所阅读

  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观点呢,于是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结论

  好友关系,更多是作为内容传播的渠道

  我们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走下去,来对比一下新浪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这两款产品是如此的相似,却又如此的不同。

  • 新浪微博:很多认识但是不熟的朋友,不断的向我传递有趣的内容
  • 微信朋友圈:很多认识而且非常熟悉的朋友,不断的向我传递可能没那么有趣的内容

  尽管朋友圈里经常会有很多,没什么价值,对我也没有太多吸引力的内容出现,可为什么感觉上,他和新浪微博却能不相上下呢?

  这里,我们可以先举个栗子。比如我某一天,突然想买个1000元左右的手机,就在一个熟悉的QQ群里大吼了两声。果然很快,就有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出来推荐了一个从没见过的但是看来似乎不错的牌子。于是,我犹豫了。正在这时,一个我很了解的群里的大牛出现了,他不仅支持了之前的人的推荐,而且还说这款手机我用过功能很多挺爽的。于是,我立刻就下定了决心。

  虽然这个栗子可能有点偏激,但他很好的说明了一个现象:好友的推荐,可以增加内容的价值。

  很好,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所有需要的内容。

  • SNS的本质,是内容的传递
  • 好友关系,是内容传递的一个渠道
  • 好友的推荐,可以增加内容价值

  是否有点熟悉?其实,这不就是Greader所做的事情吗。让我们来对比一下——

  • Greader的内容来自于用户添加的来用,而SNS的内容来自于用户找到的好友
  • Greader中用户信任的来源的内容更有价值,SNS中用户信任的好友的内容更有价值

  在这个模式下,无论Greader还是SNS,他们做所的,其实都是同样的事情,让用户更好的看到最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相对于SNS,Greader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在于

  • 内容的传递是单向的,用户可以阅读,但却很难获取认同感
  • 用户关系只能增强信息价值,但是却弱化了价值背后所存在的,活生生的人

  于是,这就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Greader在Google大战略中的弱势地位。这是一个,只能让用户消费内容,但是却无法创造内容的工具。这样的工具,对于用户固然有巨大的价值,但是对于Google,谁在意呢?

  来源:投稿,作者:LoliBeta,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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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Jan 19:12

不能大一统,退而求其次的政教合一

by 丁不二方舟

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系列文章之(三十四)

Theocracy

跨过台伯河上的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桥,再走几十米,一条笔直的大道呈现在眼前。前方就是国中之国梵蒂冈,已经可以看见远处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广场。此时我有些疲倦,在路边休息片刻,无意中发现不远处一栋楼的外墙上插着一面中国台湾地区的青天白日旗。我走到近前仔细观瞧,这是一栋五层建筑,台湾旗帜立于四层,二层是一面加拿大的枫叶国旗。一层实木大门的右侧挂着一块铜牌,写有中文“中华民国(台湾)驻教廷大使馆”,另外是意大利文和英文。此刻我才想起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因为它不仅是一处旅游名胜和全球天主教徒的圣地,还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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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驻梵蒂冈大使馆

自从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诞生起,梵蒂冈教廷就一贯反共,共产党国家也一贯反教廷,新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和教廷关系不睦。有一种可能性是,即使梵蒂冈和台湾断交,中国也未必和梵蒂冈建交。因为矛盾的焦点并不是“一个中国”,而是中国天主教会的管理权问题。这首先要从基督教和中国的历史渊源说起。在鸦片战争以前,基督教共有三次传入中国的纪录,时断时续的经历,也表明其影响无法与佛教、伊斯兰教相比。

第一次是唐朝的景教。“景”为光明之意,景教是中国的称谓,指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教派。其创始人聂斯托利(380-451年)本是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因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引发教派冲突,被判为异端。聂斯托利遭革职流放,信众被迫远走西亚传教。其教派随丝绸之路于唐初传入中国,信众多为西域人。景教寺庙初称“波斯寺”,后称“大秦寺”(中国对罗马帝国古称“大秦”),一度也很兴盛,但还是属于小教派。后世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记述该段历史的重要资料,文献价值极高。845年唐武宗灭佛,史称“会唱法难”,景教受到波及,从此衰落。唐朝灭亡后,景教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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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原碑现存于西安碑林

第二次是元朝时期,丝绸之路再次被打通,景教又随色目人(元朝对西域人的统称)传入中国,同时也有天主教。元人不能细分,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俗称“十字教”。信众多为蒙古贵族,影响范围依然有限。随着明灭元,基督教在中国再次消失。

第三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海路来华传教,影响较大,双方史书记载颇为详细。后因与儒家思想抵触太烈,从康熙晚年开始禁教,至道光中期又几乎绝迹。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靠船坚炮利轰开中国的大门,基督教各教派随之涌入,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不乏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的传教士,但在利益冲突的大背景下,教案频发,为此也赔上了众多各色人等的性命。民国时期随着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新教)和中国主权逐渐回收,矛盾有所缓解。梵蒂冈教廷于1946年开设驻华使馆,与中华民国建交。1949年新中国成立,梵蒂冈驻华公使被逐,天主教在中国自行发展,直到今天。

各种宗教传入中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基督教中其他教派与中国的各种宗教一样,都遵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随着国家社会情况变化而做整体起伏,宗教领袖依照国家法律和各宗教习惯推选、任命,世界其他各国也多是如此。唯有天主教比较特殊,因为有梵蒂冈教廷的存在,依据自身传统,实行圣统治,管理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各地主教必须由教廷任命。其实这也没什么,小小的教廷不可能对世界各地的主教一一考察,所以一般都是各教区上报人选,教廷任命,但是这一政策在共产党国家遇到了问题。比如中国天主教会倾向于那些具备较高神学造诣、同时又热爱和忠实自己国家的人当选主教,而梵蒂冈教廷根据自己的消息来源,则愿意挑选那些与政府关系不好、甚至反共意识强烈的人当选主教,于是凸显了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和所谓的中国干涉宗教自由之间的矛盾。教廷作为反华大合唱中的一员,在中国看来,经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矛盾只是今日世界的一个小问题,但是类似的矛盾在欧洲历史上却是一个大问题,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才解决。由此引发的故事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域外奇闻。

梵蒂冈作为国家的前身是教皇国,因756法兰克国王丕平赠送土地而建立。从此教廷在拥有教权的同时,还拥有了世俗权力,可以直接管理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千余年后,1861年意大利基本实现统一,成立意大利王国,1870年兼并教皇国,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此后几代教皇自称“梵蒂冈之囚”,拒绝承认失去世俗权力,而此时最虔诚的天主教徒也不会再为教廷进行圣战。1929年墨索里尼当政期间,与教廷签订《拉特兰条约》,达成和解,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梵蒂冈城市国家,于是诞生了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以梵蒂冈城墙为界,面积仅0.44平方公里。联想到北京故宫面积0.72平方公里,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在里面玩了十几年小孩子过家家,年号、称谓照旧,与梵蒂冈倒有几分相似。

教皇国的最高领袖是教皇,从耶稣的门徒圣彼得到如今的教皇共二百多位,另外在某些特殊时期,还有部分敌对的教皇并存。早期的教皇与中国的三皇五帝一样,近于传说,多是后来追授。自基督教合法以后,以教皇为首的宗教势力快速膨胀,与君权结成同盟,但是处于弱势地位,教皇的任免经常受君权支配。随着教会财富增加和信众增多,教皇的选举程序和权力分配愈发独立,接近世俗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结合体,与古罗马共和时代后期相仿。教皇及重要神职人员多出自贵族,以罗马地区居多。11世纪罗马天主教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决裂后,开始挑战君权的强势地位,焦点是地方主教的任命权。而依照原来的传统,这一权力基本属于君权。

教廷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为了扩大世俗权力,争取更大的领土,在八世纪时,曾伪造过一份《君士坦丁惠赐书》,声称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曾允诺教皇拥有高于其他大牧首的精神地位,管理信仰和礼拜一切事务的权力,及管辖西罗马帝国的世俗权力。这份相当于中国矫诏、非常明显的假文书,在中世纪不容置疑,并被广泛宣扬。在此基础上,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教皇敕令,宣布教会和教皇拥有的特权,其中有几条非常扎眼。比如“只有教皇能任命或废黜主教;教皇有权废黜皇帝;任何人不得对教皇进行审判;罗马天主教会过去不曾犯错误,今后也永远不会犯错误”等等。如此嚣张的敕令已不是经过包装后慈眉善目、嘘寒问暖的宗教,而是光明正大、赤裸裸的政治宣言。狂妄源自实力,在政权上无法统一的西欧需要精神统一,所以广泛的信众基础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都让教廷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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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于13世纪的壁画,表现教皇西尔维斯特接受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惠赐

敕令遭到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强烈反对,双方爆发激烈冲突。不过不是引起战争,而是教皇将皇帝逐出教会并宣布废除他的皇位。日耳曼其他贵族对此袖手旁观,亨利四世无计可施,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于1077年1月踏雪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卡萨诺城堡拜见教皇,于是出现了世界史中神奇的一幕。亨利表情沮丧,神情卑贱,赤脚站在雪地之中,身穿破烂的忏悔衣,恳求教皇宽恕。教皇出于神父的职责,必须宽恕忏悔者,于是收回了驱逐令。亨利发誓改过自新,回去复位,伺机反抗。后来双方均做出一些让步,签署协定,解决了争端,但是在禁止世俗授权的问题上教廷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是现在梵蒂冈教廷插手中国天主教事务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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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与妻儿赤脚前往卡萨诺城堡拜会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欧洲此后城堡屈从于教堂,君权和教权的力量关系出现逆转。一座教堂等于一家业绩稳定的公司,教会占有的财富快速增加,最多时超过欧洲总财富的三分之一。到教皇英诺森三世(1160-1216)时,教廷权力达到顶峰。他可以驱使欧洲的君主,甚至决定他们的去留,还可以组建军队为教廷打仗。此时的教廷已经制定出完善的宗教法律,拥有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兴办教育,扶危济困,教临天下,令行禁止。如果隐去宗教的光环,教廷似乎已将欧洲统一,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天主教帝国。但是好年景非常短暂,13世纪末君主们再次反击,换了一个议题,要向教会收税。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君权小胜,随后一路反攻,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自立,收回土地和各种权力,直至将教廷的世俗权力限制在梵蒂冈城。最终实现了宗教的归宗教,世俗的归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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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森三世壁画

政教合一是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基本特点是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合二为一,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同时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事务的准则。维持政教合一,或者借用宗教实现世俗统治,都要依靠暴力,不管念什么经都一样,因为信仰宗教并不等于信仰非暴力。

长期以来,政教合一最为显著的是伊斯兰世界,直到近现代才有所改变。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只在某个阶段或某些地区曾经完全实现,大多数情况下封建主的权力依然独立,只是有时偏弱。而东正教及后来的新教一直受世俗政权控制,与政教合一无缘。并非只有一神教才能出现政教合一,在更为落后的地区多神教同样可以。例如中国西藏地区信仰藏传佛教,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就形成过较为原始的政教合一。

对于汉文化区是否存在过政教合一,常有讨论。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从道家演化而来。作为一种宗教,缺乏悲悯情怀,注重得道成仙,尽管常被民间起义借用,或者受到皇帝推崇,但难成气候。佛教传入中国后,传播广泛,信众无数,看似有实现政教合一的基础,但始终无法冒犯君权,难越雷池一步。道教或佛教曾被一些朝代奉为国教,但是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相比,这种推崇有很大的随意性,远没有达到政教合一。由此可以理解道教和佛教在中国宗教史中比较有趣的关系,时而争吵不断,时而相安无事。置于大背景,更像是在家长的权威和管教下,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不可能威胁家长的地位,彼此也不会真正兵戎相见。

另外一个讨论的视角,是儒家能否被视为儒教。通常认为如果具有教义、教仪、教团,就是一种成熟宗教。但通过比较,很难得出儒家是宗教的肯定结论。儒家各种异化、伪托历史的小动作也不少,营造早期的悲剧色彩,比如将秦始皇坑方士的事件演化成坑儒,而当时儒生不过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历代都有儒士冤死,但属于政治迫害,而非宗教斗争。山东曲阜是儒家圣地,圣迹编得荒诞不经,家谱续得天花乱坠,但一直坚持等级观念,走上层路线,不笼络穷苦大众。孔府、孔庙、孔林的当家人,历代衍圣公只是一个受尊重的世袭大地主,并无统领儒家门生的号召力和实权。新王朝夺取天下,衍圣公立刻上表拥护,对待元朝、清朝也是一视同仁,势利得像个奴才。唯一的例外是对待新中国,末代衍圣公深知土地改革的厉害,缺少做“曲阜之囚”的资本和勇气,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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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

对如何分清孔子、孔家、儒家、儒学,中国人常有争论,却不会因此发生宗教战争。因为地主不是教主,官员不是神父,没有所谓的儒教势力争权夺利,只有儒家思想在发挥作用。为孔子而战,或者为谁是正宗的儒家而战,都是闻所未闻。因为农民的丰收、军人的胜利、商人的财富,甚至皇帝的宝座,都不需要通过念诵“孔圣人保佑我”或“孔圣人与我同在”,期待出现神迹。老天爷、祖宗牌位、佛祖天尊的法力要远大于这个反对怪力乱神的孔夫子。总之,儒家的世俗特性明显,所谓的宗教特性多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牵强附会。

儒佛道三者在中国的地位,即使是最为正统的儒家,都无法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对各自社会的涵盖范围和影响力相比。三者能够在同一片土地上一并发展,正是由于彼此本质上并不对立,更多情况是混合互补,才共同成为汉文化的的重要内容。而只有将汉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做同级别的比较,才能厘清政教合一之类问题的来龙去脉。

实现中央集权是所有政治强人的目标,但相应的社会成本也高,政教合一是其中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不过这种政治统一,非常脆弱,回归分裂是常态。但此时已经取得正统地位的一神教难以逆向发展成多神教,于是宗教的地域文化属性凸显,在利益冲突下,只好教内分派。结果是上帝互掐、真主互博,引发宗教战争,精神统一变成精神分裂。与此相反,佛教在中国的分宗立派异常温柔,因为天大地大皇权最大,笼罩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下,只会出现不同的佛祖互辩,绝不可能互殴。

按照今天的标准,政教分离代表社会进步。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政教合一的出现,在阶段性也代表社会进步。君权管理能力低下的时候,往往需要借助教权分担部分管理权,至少做到精神统一,以实现社会稳定。而宗教势力要想获得管理权,先实现宗教统一是一种捷径,因此政治因素在宗教理论中得以体现,导致一神论的出现,然后再与君权争权、妥协、合作,甚至合并,政教合一由此形成。在古代中国,有儒学做辅助,佛教、道教等做陪衬,君权足以承担管理国家的重任,所以只要确保皇帝的权威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基督教世界或伊斯兰教世界的政教合一和国教。再进一步,不必产生一神论,而神学知识体系也不会成为主流。

25 Dec 09:32

2013年推荐书单

by 同人于野

在我2013年读过的书中,我推荐以下这十本。这些书适合从事所有专业的人阅读。排列顺序按阅读速度从快到慢。

1)《伐清》- by 灰熊猫

穿越小说。这本书从小说的写作技术来讲可能比较失败,但是作者的战略构思绝对是网络小说的重大创新。灰熊猫一如既往地、毫不顾忌地借助小说阐发了各种政治思想。

2)《晚明》- by 柯山梦

穿越小说。这本书即使从小说的写作技术来讲都相当成功,人物生动,故事精彩。对我这个外行来说书中对明末从宏观到微观的情形的描写都称得上精确二字。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完全没有进行政治正确或者道德制高点方面的自我审查,根本不怕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3)David and Goliath: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 – by Malcolm Gladwell

Gladwell 又出了一本畅销书,不看的话可能有点遗憾。这书讲了一个道理,但是作者讲道理的方式比这个道理本身更值得我们学习。除了Gladwell,没有任何人能把一本穿插了若干个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书写得跟小说一样。

4)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 – by Tyler Cowen

美国经济增长变慢,因为美国的三个红利都花完了。经济增长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指数的,而是阶段性的,得靠红利。此书对中国读者很有意义,因为中国也有些红利。

5)The Social Animal: The Hidden Sources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 – by David Brooks

Gladwell 那书用很多很多真实的故事讲一个道理,而此书用一个虚构的故事讲了很多很多,很多道理。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目前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各种学把人研究到什么程度了的一个小科普。而且有些研究相当新。

6)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 – by Tim Wu

一部跌宕起伏的美国电影、电信和信息产业史。但是这本书实际上说的既不是那些产业也不是历史,而是创新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未来。

7)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 by Nassim Nicholas Taleb

Taleb 这本书,比他的《黑天鹅》更有意义。索罗斯一心想让人认为他是个哲学家,而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个交易员。Taleb 本来是个交易员,但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哲学家了。这本书说有些东西是不怕折腾的,甚至是怕不折腾的 — 这种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文笔相当美。

8)Against Thrift: Why Consumer Culture is Good for the Economy, the Environment, and Your Soul – by James Livingston

作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试图使用历史数据来颠覆主流经济学。他说经济学的思想巨变不是谁提一个新理论就能带来的,而必须是新的事实进来,必须是基于经验的 — 就如同哈勃发现宇宙膨胀和伽利略发现行星运动的模式一样。这本书讲的是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影响。

9)A Mathematician Plays The Stock Market – by John Allen Paulos

这本书讲的不是炒股的技术,事实上作者(一个数学家)在股市上输了不少钱。此书是数学角度的股市科普。股价变化是不是随机的?技术分析到底有没有用?这本书介绍了专家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书中有很多锻炼脑力的数学段子。

10)Is Behavioral Economics Doomed? The Ordinary versus the Extraordinary – by David Levine

偏学术。作者完全不屑于用故事取悦读者,写得几乎有点像经济学论文的引言,但是文笔很不错。如果你能读完并且深入理解这本书,你就会对那些看《怪诞行为学》之类的畅销书(也包括上面提到的 The Social Animal)的人建立起巨大的心理优势。

22 Dec 16:09

内忧外患的中国食道

by lw56102

esophagus cancer1

食道癌,长期占据中国癌症发病率和病死率的前几位,得了食道癌的病人,很多会逐渐无法进食。与很多恶性肿瘤影响患者食欲,不愿进食不同,食道癌患者食欲是有的,但无法下咽,或者咽下去卡在食道里,下不去上不来,很多最后死于营养不良,非常痛苦。

把食道癌标本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可以发现大多属于两种类型,一种是鳞癌,一种是腺癌。这里有一个规律:如果看的是中国以及亚洲人的食道癌,那么更有可能看到鳞癌,如果是西方人的食道癌,更有可能看到腺癌。鳞癌和腺癌有什么区别吗?从长相、起源、治疗方法和效果方面来说,两者都有很大的区别,但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者发生的原因不同。这也可能是造成东方人和西方人差别的根本。

既然中国人多见鳞癌,那么我们就先说一说鳞癌发生的原因。教科书上罗列了很多,比如亚硝胺、饮食、慢性刺激(过热饮食)和微量元素缺乏等等。但现实意义中,当前难以忽视,将来恐怕也难以避免的是烟草的影响。人们熟知的是吸烟和肺癌、鼻咽癌等呼吸道癌症的关系,对烟草和其他癌症的关系认识不多。实际上,烟草可以增加食道癌的风险,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西方人中鳞癌相对少见,但这些少见的鳞癌中大约90%和吸烟有关。在中国,很多时间跨度十年以上的研究也证实:吸烟可以增加食道癌的发病几率,食道癌高发区的吸烟者更多,即便在已经属于食道癌高发地区的人当中,吸烟仍然可以进一步增加得食道癌的风险。

此外,酗酒对食道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尽管还没有像吸烟那么强的证据。可能作为中国人,更应该提防酗酒对食道癌的风险。即便西方的研究认为酗酒不会导致食道癌,也不能排除中国人就不会导致。这是因为东亚地区人群对酒精的代谢能力远低于西方人。喝酒脸红几乎是东亚人的专利,要不然也不会被称为“Asian Flush Syndrome(亚洲人脸红综合征)”。原因是很多亚洲人属于乙醛脱氢酶的低表达型,这种基因型的人同等量饮酒的情况下,食道癌发病风险比其他人高十多倍。

上面说的是鳞癌,腺癌有什么不同呢?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英国胸外科医生Norman Rupert Barrett。尽管是胸外科医生,但如今他的名字却为全世界消化科医生所熟悉,缘由是一种以他的名字为命名的食道病变,这种病变就叫做Barrett食道。尽管食道是作为消化道的开端,在胸腔中间,属于内脏,但如果从组织学上来说,却有点像皮肤从口腔凹进去的一部分。因为食道的上皮和皮肤一样,都属于多层的鳞状上皮,鳞癌的意思就是起源于鳞状上皮的癌的意思。而消化道的其他部分却都是单层的柱状上皮,这里发生的癌症大多是腺癌。正常食道没有单层柱状上皮,腺癌是哪里来的?正常的没有,但食管反复发生炎症,修复过程中却可以产生,这些食道炎症修复过程中产生的柱状上皮,就是Barrett上皮,有这种上皮的食道就是Barrett食道。Barrett在1950年首次发现并描述这种病变的时候,以为是胃粘膜上移造成的,之后在其他医生的提醒下,Barrett才认为这不是胃粘膜的上移,而是原先食管粘膜的化生。

好端端的鳞状上皮为什么要改制成柱状上皮,有人认为这是对酸性环境的适应。食管的隔壁就是胃,而胃是一个酸炉。柱状上皮对胃酸有较强的抵抗能力,鳞状上皮就差得多。如果胃酸反复长时间反流到食道里,就会腐蚀食道产生炎症,叫做反流性食管炎。不知道具体决策是如何产生的,在修复时,食道上皮决定不再按照以前的鳞状上皮体制生长,改成了柱状上皮。对胃酸的抵御能力是增强了,但牺牲了稳定性,改革一不小心成了革命。很多癌症就是在化生的基础上发生的。这样发生的食道癌大多是腺癌。

从反流性食道炎,到Barrett食道,再到食道腺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链,也得到了众多流行病学资料的支持。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西方人反流性食道炎高发,尤其重度食道炎更多。那么反流性食道炎又是如何发生的?因素固然是多重的,但肥胖,高热量低纤维饮食,再加上懒动的生活方式恐怕难辞其咎。

因此,中国人的食道已经处在内忧外患的境地中。一方面,最容易控制的吸烟和饮酒因素在中国控制不力。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控烟“进展缓慢”,中国人的烟草消费占全世界的38%,名列前茅,比第二到第五加起来都多。莫名其妙的酒文化也不见有消停的可能。至少近期内,食道鳞癌的内忧无解。另一方面,所谓的西方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也还在蔓延,这种在强大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下的转变似乎也难以抵抗。食道腺癌的外患也在步步紧逼中。两者虽有不同,但“悄悄地进村,开枪地不要”的癌症诡计异曲同工,早期大多不会有明显的不舒服。当前最可行的,似乎只有通过筛查早期发现了。

esophagus cancer2

15 Dec 10:30

Google发现法国政府伪造CA证书

by 月光 (williamlong)

  据谷歌官方安全博客报道,谷歌发现一个与法国信息系统安全局(ANSSI)有关系的中级CA发行商发行了伪造的CA证书。谷歌宣布立即更新Chrome吊销了这个证书,并通知了ANSSI和其它浏览器供应商。

  谷歌在博客中指出,中间证书里包含了所有的CA授权,所以任何人只要得到这样的一张中间证书,就可以用它伪造出任何一张他想要得到的网站证书,这样就可以在用户知情的情况下监视加密网络流量。例如“破解Google Gmail的https新思路”里提到的攻击方式。

  ANSSI随后发表声明,称发行伪造证书是一次人为错误,表示没有对整体网络安全造成任何影响。

  据悉,ANSSI伪造CA证书是全球首例曝光的国家级伪造CA证书劫持加密通讯事件,在网络安全行业影响恶劣。此伪造CA证书被利用监视Google流量,劫持Google的加密网络服务,例如对Gmail、Google HTTPS搜索、Youtube等进行钓鱼攻击、内容欺骗和中间人攻击,从而实现窃取受害者的Google帐号密码等功能。

Google发现法国政府伪造CA证书

  谷歌用这次事件强调证书透明度的必要性,打算修复SSL证书系统中的缺陷,这种缺陷易导致中间人进攻和网络欺诈。谷歌针对此类漏洞的对策是,采用CA框架使监控和审查这些证书,如此来排除流氓CA或者当违规证书企图进入的时候进行隔离。

  微评:法国相关部门通过违法证书的方法攻击Gmail帐号,实在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了,这种做法不但容易被抓住把柄,而且被揭穿后会声名狼藉,不可收拾,看看天朝就先进多了,直接通过电信运营商来劫持用户盗取密码,Google那里没有中国的网络环境根本发现不了,结果用户被黑了都不知道谁搞的,所以啊,中国用户使用Gmail,两步验证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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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ec 10:28

Instapaper为什么会限时免费

by 月光 (williamlong)

  今天,从未“限时免费”过的Instapaper突然限免了,这款老牌的离线阅读应用以前一直是收费的,Instapaper曾经尝试提供免费版,但并未达到满意的效果,于是就一直没有免费版上线,这也让很多网友都盼望这款应用能降价。

  这次Instapaper的限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iOS的生态环境正在慢慢发生变化,iOS用户也开始偏向于免费应用,当某一款类型的软件存在免费版的时候,收费版的软件将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大部分用户并不在乎免费版具有一些影响用户体验的因素,如广告、功能限制、内购等,而随着免费应用的下载量越来越大,应用的内购或广告带来的收益也会越来越大,以至于足够和付费应用相匹敌,这样看来,付费应用对大众市场的吸引力已经慢慢消失,免费+内购的模式将变得越来越吸引大众市场。

  在2011年的时候,Instapaper的作者Marco Arment曾经提供过“免费”的 Instapaper iOS 应用,上架一个星期后,他悄悄的把 Instapaper 从应用商店中下架,只保留 4.99 美元的付费版本。当时他发表了一篇博文,谈到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以及他从这件事情中学到的东西。以下是译言网翻译的这篇博文。

  Marco Arment:为什么免费instapaper一直迟迟不上架

  去年秋天,我进行了一次实验:我悄悄的从应用商店里把免费 Instapaper应用 给删除了三天,只留下需要4.99美元的 Instapaper 应用。结果不但销量递增,而且貌似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

  三月十二号,众所周知ipad2发售以来,销量强劲,我又撤走了免费 Instapaper 应用,为期一个月。同样,依然没有人注意到,而销量还在增长。(尽管很难说出销售的比例,若有的话,也归功于免费应用的下架,特别是从ipad2面市以来)。

  这个方法如此顺利,因此我将它下架的时间又延长了一个月。我也许会将其无限期撤走,有效地中止免费 Instapaper 应用的供应。

  原因如下:背景

  付费应用从未减价。它从08年秋天以9.99美元的价格推出,在2009年六月,我将其价格降低到4.99美元,之后价格一直不变。我也不打算继续降价。

  而只要免费 Instapaper 应用还在,它的下载量就是付费 Instapaper 的三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比例,特别是在这个付费应用可不便宜的情况下。

  我的生意有一半都来自ipad,但我从不提供免费的ipad应用,几乎也没有人要求一个免费应用。( Instapaper 应用是只给iPhone用的,像大多数的iPhone应用一样,它在ipad的2x模式下可以运行,但效果非常糟糕。)

  保养应用的配置,还有开发支持,这都需要花钱,此外,为此应用提供支持服务的网络站点每个月也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维持运行。因此免费应用用户也增加了我的直接成本。

  在网站上,这些开支都由广告商Deck公司支出,但那些使用IOS应用的人也许从不访问网站。所以免费应用客户在列表中就会看到Deck的广告。这些广告并非插件,广告商很好,给出了很高的价钱,这也是我能要求的最好的广告单位。

  即使有广告,免费产品仍然比付费产品要差得多——免费应用下架过程中,付费应用销售上涨了许多倍。这很容易用数据来解释:大多数的免费应用客户除了能给我3.5美元的广告价值以外,什么都没有。 3 不受欢迎的客户

  比起ipad应用,itune里的免费 Instapaper 应用老是得到差评。当然,一部分原因是ipad应用要好些,但是许多的对免费应用评价是完全不合理的。

  只有那些买得起付费应用的人——从而5美元买一个应用也不成问题的人——能够对其发表评论。这样,很多那些喜欢发表不合理的,过激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评价的客户,就被价格过滤掉了。(这也可以过滤掉那些要求太高的人)

  我无需每个消费者都来购买我的产品。我卖产品首要的目的就是钱。

  (这也是我不准备加入安卓市场的主要原因。)低回报。

  虽然很难精确计算,但是我从服务器端得到的数据和支持的邮件来看,很少有人真正从免费应用升级到付费应用。而几乎所有的付费应用客户会直接升级,而不理会那些免费应用。

  当我问那些免费用户,为什么他们不买付费应用时,我听到的最普遍的回答是:免费应用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够用了,或者是他们正在计划改天去升级系统应用。(事实上,这个“改天”一直都在改天)

  如果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提供免费应用,我理所当然的会失去那些潜在的长期回报。但是真的能有多少呢?而一味追寻这些潜在回报,又将花费多少呢?

  如果你有一个你应用的免费版,那会将是许多人见过的唯一版本。因此,对免费使用者来说,那种应用——各种功能都有限制的应用,根本缺乏所有 Instapaper 最好的产品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是他们认为 Instapaper 本应该具备的特色。

  我曾给这些人一个选择:继续使用不完整的应用,或者是升级到拥有所有特色的付费版。但是他们从没有使用过这些特色服务,因此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么需要它。

  所以大多数的免费用户都找到借口不需要付费产品,因为他们不想为此花钱:“我受不了广告,我只能保存十篇。我不认为我需要那些特色服务。”

  在免费应用中加入何种特色也让人头疼。如果我给的太多,那么就有降低付费应用销量的风险。如果给的太少,我将会进一步损害 Instapaper 在这些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

  无论合适人们在应用商店搜索 Instapaper 时,平庸的免费版出现在4.99美元付费完美版旁边,我不认为这是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很有必要重申这个事实,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免费应用从应用商店里面下架两个月。即使ipad是我生意的半壁江山,几乎也没人向我要求一个免费版。

  当没有免费应用可选择时,人们唯一肯尝试让他们心动的应用产品的办法是,付很少一笔钱。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但是有足够的人会这样做。

  让那些花200美元购买829设备的人冒一个5美元的险,通常会毫不迟疑,这就像在餐馆点一份很可能难吃的土豆泥做配餐,或者是在星巴克点一大杯三十分钟内就会喝完的奶昔,ipad和iPhone用户通常都会花30美元冒险购买一些他们丢掉,弄烂,甚至是几个月后就厌倦了的应用。

  在苹果店里,别想花少于30美元的价格买任何东西。苹果的立场非常鲜明:“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价格,如果你不喜欢我们的价格,没关系,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来买我们的产品。”

  这是我一个大致的立场。我的产品价值5美元。我理解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个价格,没有关系,不需要每个ios设备使用者都来购买我的应用——只要他们中间有1%的购买,我就可以做的非常好。

  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你也许认为 Instapaper 只是一个特例,而不这样做。

  但是每个应用都是一个特例。

  也许你认为我可以这样做,是由于 Instapaper 已经很流行了。但是最初从一个iPhone应用到现在这么流行,期间是付出了许多的。

  又或者你认为我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博客在那些怪咖中比较流行。如果这样,我可以向你保障我的观众群绝对比你想的要小得多,而且这对于拓展ios应用市场根本无关紧要。

  你还可以认为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愿意花5美元,买一个没有免费版的应用。我之前也这么想,但我错了。

  在过去三年我对应用软件市场做过许多被证明是错误的设想。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我低估了市场需求量,无论是对我自己的产品,还是其他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永久撤销免费 Instapaper ,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好的长期想法,我不知道是否能让这个方法适用于你的产品。

  唯一的答案就是试验,让整个群体都受益的最好办法则是分享试验的结果,这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你也在做类似的事,我也乐意看看了解。

  开发者们:你可以在任意你想的时间段里,将某个应用从商店撤下,再天衣无缝地放回去。方法是这样:设定将来某一刻为回归日,几小时内,它就从商店消失,然后在你设定的回归日出现。

  对于 Instapaper 的定价,我定位于应用商店里我能想到的最高的合理价格。当应用商店刚开始时,价格水平在9.9美元,但马上就暴跌了。我仍然坚持不降,可是第二年我意识到我许多应用的价格如果还是9.9美元将会非常冒险,所以我将其降到4.99美元,相信许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依然会有想买的冲动,而不仅仅是想“也许改天再来买”。 这个方法奏效了,从那开始我便一直维持着这个价格。

  3.5美元的价格是我的纯收入,也就是减掉苹果公司拿走的30%。虽然广告的收益是每一千人5美元,但是这需要700个访问量才能做到——即连续两年每天都访问应用商店。我肯定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做,但绝对不是大多数。

  如果只有1%的ios设备使用者购买 Instapaper ,我还能赚5百万美元,那么我乐意只占1%的市场。

  目前,我有19000个RSS订阅者,在最近三十天中,达到了370000综合浏览量,这个结果出乎意料地好。这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但是比起那些普及的站点来说,还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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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Dec 11:28

脑死亡,对生命的重新认识

by 一起剥坚果

本文作者:一起剥坚果

文/董慧 图/白歌

如果有一天,你的大脑已经死去,但只要使用那些昂贵的医疗仪器,就能维持你还生存着的假象,你愿不愿意浑身都插满管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活着”?

1959年当脑死亡首次被描述后,它就一直站在了风口浪尖,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公众中,都备受争议。到底什么才是脑死亡?人们为什么对它争论不休?

无标题2

脑死亡的定义争论

每当人们提及死亡,想到的总是“呼吸心跳停止”这样的传统标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呼吸机的发明,使得患者在全脑功能丧失、自主呼吸停止以后,仍然能够依靠机械通气维持一段时间的呼吸和心跳,这就在临床出现了“活的躯体,死的大脑”。如此,“脑死亡”的概念便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最初“脑死亡”被描述为一种超越昏迷的状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修正,世界各国对其定义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全脑死亡”、“脑干死亡”和“高级脑死亡”3个概念上。

“全脑死亡”(Whole Brain Death)是指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在内的全脑机能完全不可逆的丧失。要判定全脑死亡需要同时具备3个基本的条件: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及脑干反射全部消失[1](脑干反射包括瞳孔对光反射,如光刺激可以引起瞳孔缩小,以及眼心反射,即压迫眼球可以引起心率减慢,等等)。目前支持脑死亡的国家普遍采用这一标准。

相对于全脑死亡,“脑干死亡”(Brain Stem Death)即指脑干机能的不可逆的丧失。由于脑干掌管呼吸和心跳,因此支持这一概念的人认为,一旦脑干机能丧失,患者的脑干反射和呼吸心跳都会完全丧失,大脑皮层的死亡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全脑死亡标准已经把脑干死亡标准包括在内,所以单独的脑干死亡标准现在已经很少使用。

而“高级脑死亡”(Higher Brain Death)这个概念则更加关注人的社会性一面,认为人如果丧失了社会人这重身份,就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所以提出人的知觉和认知不可逆的丧失就是死亡。但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植物人”和脑死亡的区别,所以并没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2]。

脑死亡vs.植物人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植物人”和“脑死亡”确实是一对容易被混淆的概念。

“植物人”即“植物状态”(Vegetative State),是指患者对其自身和周围的环境完全缺乏意识,但他们还存在着部分觉醒状态[3]。植物人还存在吮吸、咀嚼和吞咽等原始反射以及自发性或反射性睁眼、自哭自笑、反射性躲避疼痛等基本反射。但这些都是没有社会意义的,他们不能和外界交流。就是植物人自己的觉醒-睡眠周期,通常也是病态的。

植物人与脑死亡患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植物人的脑干是活着的,因此通常不需要呼吸机的维持,家属可以把患者带回家自行照顾。而脑死亡患者却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活着”的假象。为了维持这种假象,脑死亡患者需要每天花掉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医疗费。而植物人因为处于类似冬眠的特殊生理状态,新陈代谢功能极低,因此他们的生活成本也很低,甚至每天只需要一点米汤、牛奶就可以维生(当然长期治疗和护理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另外,植物人即使在床上一躺几年甚至十几年,但他仍存在着醒来的可能,但脑死亡患者却连一点恢复的期望都不会给家属[4]。

脑死亡不可能恢复

之所以许多人无法接受脑死亡,是因为在临床中,机械通气(即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可以使脑死亡患者继续维持呼吸和心跳,这两个传统的生命特征的存在会让人以为患者还活着,不忍放弃。但实际上,脑死亡患者的呼吸,只是连上呼吸机后所产生的一种机械性的被动呼吸动作,而不是自主行为——就像电风扇只有在通了电的情况下才能转动,拔除电源后,电风扇并不能自己转动。

而且,由于脑死亡患者的生命“中枢司令部”已经完全罢工,即使有各种医疗器械的保驾护航,通常也并不能维持多久的心跳。所以说,脑死亡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使给予再多的医疗救治,患者也不会恢复。

立法是为了更尊重生命

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临床中执行脑死亡的标准,并对脑死亡进行立法。

因为,如果患者已经死亡,却由于科技的介入维持着生存的假象,对患者的家属来说,不仅是情感上的折磨,还有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即便家属在经济上能够承担,但这实质上也浪费了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如果把这部分医疗资源用于那些可以拯救的患者,会更有意义。

从医疗资源的角度来说,脑死亡立法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器官移植。因为,在用仪器维持生存假象时,脑死亡患者体内的各个器官都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竭,等到传统意义上的死亡时,他的器官已经不能用于移植了。如果没有脑死亡立法,那患者生前签署的器官捐献协议就此变成了一张废纸。而且,如果没有脑死亡立法,就算家属同意,医生也不能从脑死亡患者身上摘取器官进行移植,因为在法律上,他还活着。

法律与临床标准不断完善

所以,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进行脑死亡立法,以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目前,直接以立法形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有芬兰、美国、德国、罗马尼亚和印度等10多个国家;虽未制定正式的法律条文,但临床实践中已承认脑死亡状态,并以此作为宣布死亡依据的有比利时、新西兰、韩国、泰国等几十个国家;虽然为医学界接受,但由于缺乏法律承认,因此临床并未采用脑死亡标准的则有中国等国家[5]。

芬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的形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1971年芬兰法律明确指出,当大脑维持生命的功能不可逆丧失时,即意味着患者的死亡,而不论心脏是否还在跳动[6]。

美国虽不是第一个脑死亡立法的国家,但1968年哈佛医学发布的脑死亡诊断标准是很多国家在制定死亡宣告标准时的参考范本。简单来说,哈佛医学院的诊断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各种感觉和反应完全消失,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无自主呼吸,观察1小时,停用人工呼吸机3分钟而无自主呼吸;一切反射均消失;脑电图呈平直线或等电位(静止性脑电图或直线性)[7]。

随后,医学界不断完善脑死亡的临床判断标准。1995年,美图神经学学会(America Academy of Neurology)制定了《成人脑死亡确认临床标准》(Practice Parameters: Determining Brain Death in Adult),非常详尽地明确了脑死亡所要满足的一系列临床标准,将脑死亡与其他类似脑死亡状态区分开来[8]。

应该说,不同国家对脑死亡的立法略有不同,但对脑死亡的诊断标准都是极其科学、严谨的,医生绝不会轻易宣判脑死亡,更不会轻易放弃对患者的救治。

脑死亡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备受医学界、伦理学界和法学界的关注,中国的脑死亡立法之路似乎走得尤其艰辛。当然这与我们的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关系,随着立法的不断发展成熟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相信,脑死亡最终会为我国大众所接受,并在医学领域发挥它自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吴江 神经病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年8月第2版 60

[2] 李舜伟、张国瑾 国外脑死亡研究近况 中华医学杂志 2003年10月25日第83卷第20期 1837—1840

[3]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4] 陈忠华 以呼吸机为中心,重新论定义脑死亡——关于脑死亡的问与答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8年1月第29卷第1期总第348期 16—19

[5] 陈名校、杜伯伦 刍论中国脑死亡立法 法学论坛 文章号1007-8207(2010)04-0126-04

[6]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Circular No 1508. Finland, 24 March 1971.

[7] Ad Hov Committee of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A definition of irreversible coma.JAMA 1968;205:85-88

[8] Practice Parameters: Determining Brain Death in Adult.

[9] Uniform Determination of Death Act, UDDA

关于本文

本文选自八爪网的新书《给时光以生命》,作者个个都是博学勤奋的医生和医学博士。他们创办的网站取名“八爪”,意在“像八爪鱼一样撷取八方医学知识”。他们的文章有学术的严谨,也如故事般娓娓道来,让严肃的学问变得温暖而有趣。他们用科学依据和经验告诉你,健康不是奢侈品,而是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对自己负责,与身体做朋友,用心维护生命的质量与活力。

科学松鼠会的赵承渊、林竹萧萧同时也是八爪的成员,另外,“八爪网”和神秘的“八爪鱼”真的只是一个巧合。

给时光以生命》是一本富于爱心与诚意的小书,它可能不完美,但其中所有的内容,包括版式和奇数页右下角随着快速翻动而变化的小图,全都出自医学博士和医生之手。他们希望用友好的界面向读者传递来自“白大褂”的温暖信息,也同样期待读者的理解与支持。他们用自己的网站向大众传播科学的健康知识,也希望更多热爱科学、热爱生命的年轻人和他们一道,将普及知识的工作继续下去。

给时光以生命 立体图

29 Nov 06:08

吃肉让我们成为眉清目秀的人类?

by 三思逍遥

eating meat

在面对人类是否应该彻底放弃动物性食品,这样大而不当的问题时,笔者喜欢用一句调侃的话来表明态度,我从树上下来可不是为了吃素的。但凡对人类演化过程有所了解的素食主义者,都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人类是现在才开始吃肉的。但他们通常的策略是,贬低或者干脆无视肉食对人类演化的重要性。他们将人类先祖的肉食证据解释为,先祖们在无可奈何之下,为了活命不得不吃一点肉。这种观点,用来形容放弃了以肉食为主食,转而吃竹子的大熊猫,倒是颇为合适。

但这种可笑的观点完全无视了我们的先祖,从遗留下来的种种证据看,他们对于肉食绝非什么无可奈何,而绝对算得上是费尽心机。从历史的角度看,肉食远远不止是一种食物。对先祖们而言,要想吃肉,尤其是吃到大型动物的鲜肉,绝非易事。简单地说,为了吃到肉,我们改变了自己的解剖学结构,发明了一系列相关的工具,从石器一直到弓箭。肉食不仅是一种食物,它也给先祖们提供了新的工具材料,保暖的皮毛,强化了团队合作精神,并最终促使我们发展出驯养动物的一系列技术,甚至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审美观,仔细看看“美”这个字怎么写的吧。

对于比较解剖学家而言,人类如今的身体构造,清晰地显示出人是一种典型的杂食动物。我们既拥有肉食动物的犬牙,同时也拥有草食动物的磨牙。但是无论犬牙和磨牙都无法与专属性的肉食和草食动物相提并论,更不用谈我们缺乏肉食动物那锐利的爪子,以及草食动物面部必有的强大咀嚼肌和这些肌肉所依赖的骨头。我们的胃肠道特性也介于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之间。这两类动物因为食谱的巨大差异,所需要的消化时间差别甚大,草食需要更大的吸收表面积以及更长的肠道,常为12倍以上,而肉食动物的肠道要短得多,大约为动物身长的3~6倍。人类的肠道长度则介乎其中,大致为8~12倍。依据以上特征,比较解剖学家,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人类必然是一种杂食动物,因为他的身体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一定是为了满足相应的需要或者不在需要。

但在数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实际上是相当专一的草食动物。从现存我们最近的亲属黑猩猩的食谱中,科学家所得到的启发是,从某个时候开始,人科动物一定有一个巨大的行为转变,从专一食草转变为适当吃肉。今天的黑猩猩不仅仅会用草茎钓白蚁以及吃蚯蚓,它们甚至会集体合作捕杀猴子之类的动物。据统计,在黑猩猩的食谱中,肉食类食物大约占据6%的份额。

在自然界中,动物的食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算不上什么大事。明星动物大熊猫的祖先花了大约800万年时间,变成以竹子为主食偶尔吃肉的动物。就从灵长类所属物种来看,一个简单的食谱变化规律也是,小型灵长类吃肉(以昆虫之类为主),大型灵长类则主要吃素,其中一些为杂食。进化生物学家关注人类先祖的食谱变化,因为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最终进化成为人的原因,就算不是唯一,也是至关重要。因为食用何种食物,以及如何获得这些食物,会导致动物从身体到行为上的巨大变化。

所有这一切要成为可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对火的掌控。茹毛饮血并不合我们的胃口,这是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上所言的。目前,进化生物学家比较确定的是,大概在直立人阶段,我们的祖先彻底控制住了火。对火的应用,导致我们的祖先改变了它们的食谱范围,不仅改变了素食范围,从叶子、种子以及水果,扩大到能够对付大块的根茎,同时,先祖们显然也迷恋上了烤肉。但麻烦的是,大多数动物都害怕火,而如今的人类,已经被自然选择塑造得对火天生就有亲近感,即便有玩火者必自焚的文化恐吓,但绝大多数时候这恐吓毫无用处,每一个家长都必须面对自己孩子那过分地想要玩火的欲望。这让科学家很难猜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先祖们一步一步地克服了动物本能地对火恐惧的心态。

人类先祖食谱中加入了肉食,与我们最终成为智人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如今尚无定论。但没有科学家能忽视肉食中丰富的蛋白和脂肪对大脑发育的意义,以及我们对肉食的渴望,这种渴望本身就暗示着,肉类对我们的重要意义。智能的出现,依赖着一个极其昂贵的器官——人类的大脑。人类的大脑复杂到甚至试图去理解人类自身乃至宇宙的奥秘,但你要知道,它最初出现的理由绝不是为了去理解这些复杂的事物。在大脑进化的历程中,它每一步的变化——即变得更大更复杂,这意味着这个器官变得更加奢侈和昂贵——都必须立刻获得自然选择的亲睐,才有可能持续的演化下去,直到最终出现我们现在所依赖的大脑。而要获得自然选择的亲睐,大脑的每一次复杂化,都必须马上显示出它的用处才行。

熊猫为了吃竹子进化出了它独特的拇指。而人类呢,或许正是为了吃到肉,才最终成为了人。我们的确没有专属肉食动物所特有的尖牙利爪以及强悍的肌肉,但我们有技术、工具和谋略。但技术、工具和谋略需要一个复杂的大脑,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大脑,意味着在寻找食物上的效率越来越高,在农业诞生之前,或许只有像人类这样的狩猎者,才需要这么复杂的大脑。传统的肉食动物,依赖它们的尖牙利爪和强悍的肌肉来获得肉食,而人类则依赖他们的大脑。先祖们的狩猎技巧达到了何种高度,这从人类迁徙路线上,一系列大型哺乳动物的绝种时间上看,就可领略一二。

随着先祖们食谱的变化,再加上对于火的充分应用,我们的面部特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变得相当的眉清目秀。任何一个对人类演化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人与他们的祖宗们相比,面部特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额头不再凸起,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强大的咀嚼肌,同时我们的下巴也内收,以至于和先祖们相比,我们可以自称平脸人。不夸张的说,人体解剖结构上的所有主要变化,都与食物的获取方式以及食物在人体内的消化吸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人类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同时也塑造了我们对食物的口味,我们渴求三高——高糖高盐和高脂。这种在石器时代非常有益的适应性,在当今的工业化社会中正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健康威胁和麻烦。今天,我们不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就能轻松的获得先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膳食。而现代医学和一系列技术的诞生,让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以至于从前根本没什么机会暴露的缺陷,现在成了新的流行病。这些流行病出现的基础也被总结为三高——高血糖、高血压以及高血脂,这些症状可以完美地和我们的口味相吻合。如果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我们的身体终究适应的只是杂食状态,而不是真正的肉食动物状态。这从两个小地方即可得到证明,肉食动物不会因高胆固醇膳食出现健康问题,同时它们还可以自己合成维生素C,而绝大多数人必须从蔬菜和水果中获取这种不可缺乏的维生素。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因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但该称呼带有贬义,其意为吃生肉的人),他们无意中发展出生食独角鲸脂肪的习惯(维生素C一旦加热即被破坏),这让他们最终能够完全依赖肉食生存。因纽特人可能是地球上唯一只依赖肉食就能生存的人群了。笔者尚未见到,有深入研究因纽特人身体健康的文献,经过数千年的选择,他们的身体是否比我们更加适应高蛋白和高脂的膳食,而不会出现我们这样的健康麻烦呢?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宁可居无竹也不可食无肉的吃货关注。

17 Nov 14:08

小伙回短信耍骗子被抓

by 月光 (williamlong)

  概要:骗子使用伪基站冒充工行客服95588发送诈骗短信到市民手机,小伙赵某根本没有工行卡,一眼识破诈骗短信,于是他想耍耍骗子,回复短信说:“你们银行要爆炸了,在男厕所右边里面有炸弹”。结果工行报警,常州警方将发短信的小伙赵某当街摁住,并带回派出所审查。

  据扬子晚报报道,很多人收到诈骗短信,都会耍耍骗子。常州90后小伙赵某也这么做了,可他不仅没耍到骗子,还差点惹来牢狱之灾。

  11月1日,有诈骗团伙利用号码过滤软件,模拟出“工商银行客服电话95588”群发诈骗短信。常州小伙赵某随即发短信耍耍骗子,“你们银行要爆炸了,在男厕所右边里面有炸弹”。

  没想到,这条“诈弹短信”发到了真正的工行公共服务电话上。

小伙回短信耍骗子被抓

小伙回短信耍骗子被抓

  11月1日上午,中国工商银行公共服务电话95588接到一条短信:“你们银行要爆炸了,在男厕所右边里面有炸弹,呵呵。”

  银行方面随即查询发送号码的手机归属地,发现来自江苏常州。于是,将此恐吓信息转给工商银行常州分行保卫科。

  “这事要是真的麻烦就大了。”保卫科接到讯息后,立即在全常州三十余家网点展开地毯式搜索,可是仔细检查下来,并未发现短信中提到的情况,连疑似炸弹物品都没有。

  不过,炸弹非同儿戏,万一“歹徒”说的是真的那就完蛋了,考虑到银行、员工及顾客的安全,工行最终还是决定向常州警方报案。

  常州警方接到这起报案后也震惊了,这事要是真的,将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负责处理此案的天宁区警方迅速出动大量警员,一方面组织防暴警力奔赴工商银行对爆炸物进行搜索,一方面组织刑警对散播恐怖信息的人员展开调查。

  通过大量的侦查工作,天宁警方在钟楼区花园地块发现了嫌疑人赵某的踪迹,随即组织警力对其实施抓捕,赵某当街就被警方制服,并被带到新丰街派出所进行调查。

  赵某当场就蒙了,浑然不知这是为什么犯了什么罪,竟然被警方盯上了,等到了派出所,经审查,赵某今年19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专院校学生,现在花园地区某广告设计公司实习。

  据赵某交代,当天上午9点左右,他在单位上得好好的班,突然莫名其妙接到一条“95588”发来的短信,短信内容显示:“尊敬的用户:您的工银电子密码于次日失效,请准备好电子密码器登入我行手机网xxx进行更新维护。「工商银行」”他当时想笑,自己根本没工行卡,骗子也太无趣了,这怎么可能骗到他。

  他还说,再仔细瞧瞧短信发送时间,短信发送时间居然显示2011年1月1日,他觉得骗子也太不专业了,连细节都不注意。没一会,他的另外一同事也收到一模一样的短信,都是没工行卡的人,两人不知道“95588”是工行客服,便决定回复短信骂“95588”,他的同事还好,就是爆了粗口,而他居然说:“你们银行要爆炸了!”随后便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被带回所里审查。

  据警方介绍,诈骗短信虽说是骗子虚拟出“95588”推送的,但手机无法识别,还是会认为就是95588号段发送,要是有工行客户,就会直接添加在以往的95588短信当中,不加以识别就会上当。而赵某,直接点击回复,实际是将短信回复到95588的客服平台,所以引起了这次误会。

  由于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且民警证实赵某所言非虚,当时确有大量人员收到此诈骗信息,对赵某进行了法制教育便将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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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Nov 04:45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是行之有效的野生动物保护准则吗?

by Ent

本文作者: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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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则微博引发的热烈讨论

这篇文章是针对果壳问答的这个问题(http://www.guokr.com/question/459809/ )有感而发 。链接不看也行,我会把主要观点整合进来;但是想看更多内容的话就点链接吧。

——————————————————————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这是从宣传角度来说。把保护的目标和日常行为直接联系起来,是非常成功和有效的策略,对于唤醒意识也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现实来说,禁止贸易对保护生态的作用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直有一个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保护某些珍稀野生动物(比如大象),正确的做法是把它们的生境承包出去(最好是给当地人),允许他们猎杀一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并获取利润。(其它地区的人工养殖是另一个问题,下面会提到。)具体详情,可以参见@橡胶万岁 在原问答里的分析。
(还有一个分析来自我很尊敬的@whig 老师,参见这里 http://www.guokr.com/post/434893/ 。不过我对他的观点的适用范围持保留态度。下面会说。)

这个做法其实是有不少优点的。

  • 它打压了物价。无论我们如何宣传和立法,都不可能把需求降成零,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铤而走险去提供供给。珍稀野生动物制品几乎都是奢侈品,奢侈品没有明确的使用价值也没有价格上限,法律禁止贸易不可能真正消灭贸易。而如果市场上有合法的供应,就能打压价格,降低利润,从而降低盗猎者愿意冒的风险程度。
  • 它提供了保护动力。如果这片区域的大象归我管,我就有动机去主动地提供保护,阻止偷猎,减少国家或者NGO的开支。而且我也许是当地人,也许效率比外来的工作人员还高。
  • 它保护了生境。如果我的土地上有一群大象,但你又不让我打,那我要想从中获益,只能把它变农田。这样一来不但大象要完,别的生物也要完。
  • 它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卖象牙的利润肯定比种田大得多。

看起来很美好啊。原问答里的@夏小天 讲了一个可算成功的案例,不过不是保护珍稀动物,而是保护林场。放眼世界的话,津巴布韦的大象保护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加拿大北极熊保护也有类似的很不错的政策。

夏小天的案例:

在东北,大小兴安岭,很多年前盗砍盗伐非常严重,国家只好指派人看山。这个工作辛苦,寂寞,强度大,没几个人愿意做。而且最重要的是,山太大了,一个看山人很难保护整个山。

后来呢,在很多地方,尝试了一种新的保护方式,就是出租给私人。

这片山林划归私人,不允许砍树(或者只允许刊发贩卖特定种类),但林子里的产物,比如松子,榛子这些,可以归个人所有。

于是第一,松子的产量上升了,第二,每个承包人都很热心地投身于看山之中,第三,盗伐盗猎的人成为了整个村子的敌人,每个村子抓到这种人,都主动扭送派出所。

我不是兴安岭林区长大的,但我男友和我父亲都是,这是他们讲的。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有时候,堵不如疏。但,个人认为,只有达到一定种群数量的,才能放开经营许可。其实东北虎不适于这个例子,但我是东北人,举这个例子最熟悉。当野外东北虎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如果开放私人东北虎产品的买卖,早期,是极有可能造成野外东北虎被捕的。但当私人产业成长起来,东北虎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利润就会变少,盗猎做承担的成本相对来讲就太高了,无论是投入的枪支弹药,还是撒入茫茫林海寻找东北虎的人力,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盗猎永远都是违法的),最后还有如果开放经营,他们显然也是没有出售许可证的,非正规么,那么销售渠道成本也是问题。都不适宜这样做了。这样东北虎的野外种群数量反而会上升。

这个放开经营,不适用于几种情况,第一,野外种群数量本身太少,根本撑不过早期开放盗猎的数量下降。第二,私人饲养成本太高,无论怎么降低成本,也远高于盗猎成本,东北虎应该属于这种情况,大型食肉动物喂养起来的成本……第三,需求量太大,比如藏羚羊,无论私人养多少都不会够用的,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它。第四,如果某些地区的人民盲目迷信“野生”。譬如有天开放了,有“野生虎骨酒”和“人工饲养虎骨酒”,肯定是野生的卖得好啊。哪怕国家不允许把”野生“标出来,也没用的。那么野生动物无论怎样,都会面对威胁

非经济专业相关,如有异议,请轻拍

补充一下:我发现不管是在微博还是在果壳问答,都有人没弄清一个问题,开放买卖并不是允许捕猎野生的,而是允许饲养,然后允许这个饲养方出售给国家,理论上说,(我知道这是纯理想情况下,只是我为了向部分人说明)这并不会影响到野生的数量和野生的种群。这个出售的过程可以是经过严格监管的:从一只虎出生开始追踪,拍照,有GPS芯片,直至死亡。仅允许有身份证的老虎出售给国家。并且严格杜绝任何这些饲养方购买或盗猎野生虎类——抓住就关闭饲养场,老虎收归国有或是继续承包,个人按照买卖野生动物该受罚受罚,该判刑判刑。我唯一担心的是,如果这样,很快虎骨酒就没人要了,这些饲养场就开不下去了,到时候国家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呢?何况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说出去没有业绩。在任期间就业率提高了多少,GDP提高了多少是业绩,东北虎的数量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不算业绩。

另外,LZ提问里说到的那个老虎饿死的事件,我认为他们不是故意的——因为老虎不管是怎么死亡的,法律也不允许拿虎骨等任何制品出来卖。几年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老虎山庄的窘境。庄主当年是百万富翁(十几年前的百万富翁),现在所有的房子都卖了,就是供着这些老虎。所有死去的老虎都在冷库里冷冻,等待有一天法律许可,能让他们拿出来卖。现在他们的收入就是两条路,1是来山庄参观的游客,2是租借老虎去马戏团。但现在游客很少,马戏团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所以经常入不敷出。以至于山庄里所有的肉都用来喂老虎了,员工的午饭都没有肉吃。这是央视播过的纪录片。

prowildlifeelephant

@Greenan 姐的话说,“可持续,合法而可追溯的野生动植物贸易有利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贫困人群生计。”一般而言,这是一个更符合实际的口号。

但是,这个做法也有问题。以上很多结论都是应然,是简单的经济推论,现实比这个模型更复杂。

首先,保护是个难事儿。你怎么确定承包人有意愿去经营一个完善的保护体系?当场变现的诱惑始终在那里:拿到手的大象全杀掉,象牙全卖掉,得钱转去投资熟悉的领域、甚至干脆就挥霍掉。其实对大象这样做很难,但是别的物种则未必。突发横财之后的荒唐事儿,在彩票和拆迁补偿领域里我们见过太多了。

就算有意愿,还得有能力。我们可以强行搭配一个工作组安给他,但这样和旧方法也没有太大区别……或者我们可以允许他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外行很容易搞糟。一个小业主搞糟了无非把自己的本赔光,资本是可替代的;但是如果一个藏羚羊保护区赔光了,可是很难复原。如果仅仅是防盗猎还好,如果一个保护区面临多重问题,不见得能处理得当。

接下来是误伤问题,大象没人会认错,但是别的认知度低一些的动物,比如鸟类呢?@瘦驼 老师昨天发微博感叹说,环颈雉开放买卖而一类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雉躺枪。就算成鸟能认,雏鸟又怎么办?有些捕猎方式——比如兽套——干脆就是几乎没有区分度的。一个保护区可通常不止一种保护动物。

现在假定我们遇上了一位真正的能人,他厉害过头了,竟然找到了人工繁育的办法——好了,现在他还有什么动机认真经营他的保护区呢?要知道,这些广为宣传的珍稀物种(通常都是伞护种)本身除了审美意义外一般并没有特别大的价值,如果明天熊猫突然消失,生态环境并不会有什么明显改变;它们的真正意义在于涵盖保护当地的整个生态环境,如果没有大熊猫,今天的西南森林覆盖率不知道要掉多少。而一旦我们的承包者能养殖了,他为了追求利润当然会主要关注省事儿的养殖——没错,这个物种本身是不会灭亡,但人为饲养既不能保护它的遗传多样性,又不能还原它的生态意义,甚至不能连带保护它生境里的其他生物,对于环境来说基本上毫无价值。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原问答里 @三蝶纪 说过饲养并不意味着保护,她引用的 @rickychan 的长微博也针对两爬讨论了这一点。

prowildlifesparrow

还有,一个彻底完善的可追溯的贸易是很好,但这样完善的市场和法规实现了吗?现实中的象牙正是血淋淋的反例。2008年的时候中国签了一个115吨象牙的进口配额,都是别国收缴的库存,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投放给市场打压物价。计划中每年只放5吨、开放36家加工厂。理论上都很好。但事实上这5吨合法象牙成了下面不计其数走私象牙的盾牌,而今大量走私都是和非洲的中国企业有关。将来这些可追溯性也许能通过技术手段变得更好,但也难说会不会有反制技术。

最后,假如一切正常,但是市场风向突然变了,大家不喜欢象牙了。如果是正常的资本运作,就会撤离象牙行业,变现啥的……过了几年大家又喜欢象牙了,但大象已经没有了。这是环境领域完全资本化运作的严重问题:环境不是一个典型的生产领域,供应上升弹性极差,下降却很快、而且其消失不可逆,并不是你投多少资本就有多少产出的。如果我们把黄石公园私有化,突然有一个时期所有者决定把黄石用来盖旅馆,那么它就永远消失了。哪怕未来人们对环境对美景的需求再高涨,也变不出更多的黄石。

也许大象确实是可以用产权划分的方法的。肯定还有不少别的物种在别的场合下可以使用这个办法。但因为这些困难,坦率地说,我暂时没有在国内发现一个适合产权分配的珍稀动物例子……当然我熟悉的实例也不多。如果真的有一个动物能成功实现这样的案例,倒是件好事,不妨考虑找个级别不高的动物尝试一下;但是,至少是在相关机制、法规和市场环境完善之前,我反对拿藏羚羊或者东北虎这个级别的动物冒这样的风险。

关于

两张创意非凡的图片信息如下:

  • Agenzia: Aimaq Rapp Stolle
  • Creative Directors: Christoph Stricker, Robert Krause
  • Art Directors/Illustratore: Jan Lucas, Mario Nussbaumer
  • Copywriter: Björn Bremer
31 Oct 11:43

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by 秦鹏

(文/Oubai Elkerdi)直到最近,我还是一名用技术改造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多年以来,先行者们的思想和工作一直都在激励着我,比如简•麦克格尼格(Jane McGonigal)、凯蒂•萨伦(Katie Salen)、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所有的坏事都对你有好处》(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的作者斯蒂夫•约翰逊(Steven Johnson)、道格拉斯•托马斯(Douglas Thomas)和《学习新文化》(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的作者约翰•斯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

作为一名技术爱好者和工科生,我相信仰赖技术之福,我们与他人及环境的互动之道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阅历,还改善了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状态。我认为每一种新的工具都能够加深我们对世界上一些最具挑战性问题的理解,并使我们有效地应对它们。在每一次技术进步中,我都预见到潜力;伴随着每一次技术突破,我都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不过,正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他发人深省的著作《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当中写道,“若要对任何一种新技术,或者通常而言的进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便应当对所失有着与对所得一样的敏感。我们不应任凭技术的光芒蒙蔽自己内心深处的忠诚守护,以至于麻木了自身本质的那一部分。”

比如说,视频游戏令我们浸淫于虚拟空间,在其中我们需要学习在意识中旋转物体,以及游历各种各样的结构和环境,这或许增强了我们的视觉空间智力。但是,卡尔发出了警告,这种能力的获得“与支撑着我们‘记忆性知识获取、归纳分析、批判性思考、想象力和反思’的‘深加工’能力的减弱如影随形。”

实际上,计算机实现不了真实世界的微妙和复杂——不管技术变得多么先进或者精深。虚拟现实技术之父、数字媒体领袖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他的宣示性著作《你不是个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中点评道,技术往往“在一个去除了数据源一切个性品质的标准化系统内抓住了现实具有某种限制的量度。”这是因为我们开发的算法和工具反映的都是我们对世界的主观理解,而我们的意识无法完整地领悟或表现一件事物。

艺术家、互联网人类学家乔纳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曾投身于几个高度原创性的项目,目的是探求理解及赞美人性的革命性方式,几年之后他得出了与拉尼尔类似的结论。在他的每一个项目中,哈里斯都感受到自己工具的局限,以及仅仅利用数字信息挖掘深度与意义的困难。最终他对于技术的观点遭到了翻天覆地的重塑。

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士•伊文思(James Evans)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深刻见解。伊文思研究了3400万份文章,将互联网被引入学术研究之前和之后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比较。他不仅证明了写就于数字时代之后的论文在引文方面不够丰富及多样化,更是指出,旧式的图书馆搜索之所以有助于扩展学者的视野,恰恰是因为搜索过程在触及真正想要的研究材料之前多多少少会浏览到无关的文章。正如卡尔所注意到的,“搜索引擎往往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与我们当时的搜索对象极度相关的文本片段甚至寥寥数语,而几乎不会鼓励我们从整体上对待研究工作。我们在网上搜索时不见森林,甚至不见树木。我们看到的只有枝叶。”

有得,也有失

任何熟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人都知道,思考模式的转变并不能靠强推舆论和规范科学带来,而应该通过允许异议和发散性思维实现。科学革命的发生乃是由于无所畏惧的头脑在未被探索过的领域寻求不同寻常的解释。但是,将我们限制于某种特定思维模式——通常是开发者的世界观——的算法,又怎么能够让我们质疑自己对自然的基本假设呢?

正如伊文思所证明的,每一次出现新技术时,我们试图借以省却的乏味而看似不相关的任务,原来都是我们学习经历中最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对我们有所助益恰恰是因为它们令我们身心疲惫。依靠计算机的效能减少人类错误使我们的工作缺乏深刻的思考和原创性,最终令我们学到的东西不像辛苦劳作的时候多。

摄影师富尔维奥•博纳维亚(Fulvio Bonavia)针对技术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深刻的观点:“如今摄影行当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数字技术降低了成为摄影师的门槛,但是出类拔萃却更难了。当我还是一名手工插画师和图形设计师时,我会花上一整天手工创作某个作品,现在同样的工作利用计算机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然而我过去花掉的时间一点都没有被浪费,因为我觉得那让我更加成熟,让我学会了专注、耐心、精确,以及注意不犯错误。”

最近一些神经可塑性方面的研究表明,我们使用的每一种工具都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我们大脑的物理结构。卡尔用一种为人熟知的例子阐释了这一点:“一页在计算机屏幕上浏览的文本看起来或许和一页打印文本差不多。但是,在网络文档中卷动或者点击所需要的身体活动及感官刺激,与手握并翻动一本书或者杂志时截然不同。研究表明,阅读这一认知活动不仅调动了视觉,还调动了触觉。它既是视觉行为也是触觉行为。

几十项由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工作者和设计师开展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一旦联入网络或者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便是进入了一个促使我们粗略地阅读、草率而心不在焉地思考,以及肤浅地学习的环境。我们以为自己获益,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采用媒介自身的标准来定义智能。卡尔说得好:“当我们惯于依赖计算机来调和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便意味着我们的智能已委身于人工智能。”

见到很多企业家和教育界领袖将技术引入教室、难民营和其他场所,希望使学习大众化,我心中的忧虑多于希望。那么多心存善意的人对教育感兴趣,是一种人们乐于见到的现象。然而仅有善意是不够的,正如伊莱亚斯•阿布贾德(Elias Aboujaoude)的急切之言:“这些做法的效果有待于去理解、研究以及讨论。”

对技术狂热者来说,了解本文提及的研究并对新时代的花言巧语提出质疑是尤为重要的,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技术的进步牵涉了什么,又危及了几多。我将以杰伦•拉尼尔的警世箴言结束此文:

“当应对活生生的人时,技术人员必须采用全然不同的方法论。我们对大脑的了解不足以在科学的基础上领悟诸如教育或者友谊之类的现象。因此,当我们以影响到现实生活的方式部署学习或者友谊等等的计算机模型时,我们是在依赖信仰。当我们要求他人借助我们的模型去生活时,我们可能是在贬损生活本身。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可能会失去什么呢?”

 

编译自:WAMDA 网站,Why Technology Is Not Always the Solution for Better Education
文章图片:Shutterstock 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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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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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y&science

——一篇对被忽视的小说家们、四面楚歌的教授们和没拿到职称的历史学家们慷概激昂的答辩

科学家是理性和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者。许多科学家不仅在数学、物理和生理学方面硕果累累,而且他们都是人性科学领域热切的理论家。他们是试图用神经系统的生理机制来解释思维和感情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他们是思索自然状态下的生命和“充盈于胸”的动物本能的进化心理学家;他们是记述令我们团结的道德情操、令我们激愤的自私欲望和导致我们周密计划受挫的短视弱点的社会心理学家。

这些思想者们——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莱布尼兹、康德、史密斯——都是因为在缺乏正规理论和实验数据的条件下雕琢出他们的理论而显得更加出众。彼时信息论、算法理论和博弈论尚未发明。他们也对“神经元”、“荷尔蒙”、“基因”之类的名词一无所知。在阅读这些思想者们的著作时,我经常想要穿越到过去,给他们提供一些二十一世纪大学新生的科学知识,帮助他们弥补论据中的缺陷,或者指导他们绕过障碍。如果这些浮士德们拥有现代的科学知识,那将会怎么样?他们能用这些知识创造出怎样的成果?

我们不必去幻想这些场景,因为我们正身处其中。我们拥有这些伟大的思想者和他们的继承者的成果,我们还拥有他们无法想象的科学知识。对于理解人类境况而言,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思维、大脑、基因、和进化的科学正在启迪着自古以来的知性问题。为了探索这些问题,人们开发出了强有力的工具,从基因工程改造的能被细微光线控制的神经元,到用“大数据”挖掘来理解概念的传播手段。

人们可能会认为,人文学者们会因为源于科学的新观念百花齐放而高兴和振奋。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在治愈疾病、监控环境、或者打击政敌时,人们都会对科学点赞,但是,科学对人文领域的涉足却被深深地憎恶,正如运用科学理性来分析宗教问题会遭到谩骂一样。许多根本不信神的作家坚持认为科学家掺乎到这个最大问题的争论中总有那么点不合时宜。在持有这种观点的核心期刊中,会念科学经的外来和尚们经常性地被指责为决定主义、还原主义、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其中最恶劣的是,被称为“科学主义”。过去几年中,单单在这本期刊里就有4次对科学主义的谴责,《书本论坛》、《克莱蒙特图书评论》、《赫芬顿邮报》、《国家》、《国家评论在线》、《新亚特兰蒂斯》、《纽约时报》、和《观点》等媒体也一同发起了攻击。

这些出版物的折衷立场反映出了来自两方面的憎恶。下面这段话来自历史学家杰克逊·里尔斯(Jackson Lears),是他发表在《国家》里一篇对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三本书的评论片段,可以作为左派指控的标准案例:

“实证主义假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进化论、科学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观念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这些趋势融合于优生学,即一门认为可以通过选择性地培养“健康合格的”人种,清除或消灭“非健康合格的”人种从而使人类素质得到提升并最终完美化的学说……每个学童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灾难性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无辜者进行规模空前的灭绝性屠杀、难以想象的毁灭性武器的涌现、以及帝国周边的小规模战争——所有这些事件,都不同程度地与科学研究在先进技术中的应用有关。”

来自右派的典型指控,则如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生物伦理顾问里昂·卡斯(Leon Kass)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述:

“关于生物界和人类的科学理论和发现,本身是极受欢迎并且无害的,但它们正被强行用于对抗传统宗教和道德教化,甚至违背我们作为拥有自由和尊严的生物的自我认知。一种准宗教信仰正在我们当中兴起——我称之为“无灵魂的科学主义”——即相信我们的新生物学,能消除所有的神秘,给出对人类生命的完整解释,能纯粹地用科学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思想、有爱、有创造力、有道德判断、甚至于有信仰……从不犯错。这场争辩的代价高昂:有关我们国家的道德和精神健康,有关科学的持续生命力,以及我们作为人类、作为西方子民的自我认知。”

这些确实是热心的控诉者,但是,他们的指控苍白无力。种族屠杀和战争不能归咎于科学思维模式,后者也没有威胁到我们国家的道德和精神健康。甚至可以说,在所有人类关注的领域,包括政治、艺术,还有对生命的意义、目的和道德的探求中,科学思维模式都是不可或缺的。

“科学主义”这个词的意思根本不清晰,与其说它是任何一致性原则的标签,不如说是一个蔑称。有时它被等同于某些疯狂的状态,比如“科学就是一切”,或者“科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它被解释为“过于简化的”、“天真的”和“世俗的”。定义上的真空,使得我可以模仿同性恋激进派对“酷儿”的炫耀,为被贬损的科学主义一词正名。

从好的角度来讲,科学主义并不是一种信念——那些被称为“科学”的职业协会里的成员都特别的睿智和高贵。正相反,科学以实践为标志,包括公开辩论、同行评议、双盲方法,这些都是明确设计出来用以规避科学家作为人类常常会犯的错误和过失的。科学主义并不是说所有的科学假设都是正确的,绝大多数新的假设都不正确,假设与反驳的循环正是科学的生命之源。科学不是一种企图占据和消灭人文学科的霸权主义驱动力,而是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工具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可能。科学不是主张实体是唯一存在的教条。科学家自身存在于飘渺的信息媒介中,包括数学的真相、理论的逻辑,还有引导他们事业的价值观。在这个概念中,科学与哲学、理性、启蒙人文主义都有一丝关联。科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承诺两个理念,这两个理念正是科学主义试图输出给其他智能生命的。

第一个理念:世界是可以认知的。我们所经历的现象或许能被比现象本身更普适的原理所解释。而这些原理又可能被更加基础的原理解释,如此发展下去。要理解我们的世界,就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承认“就是这样”、“这是魔法”或者“因为这是我说的”这样的说法。相信世界的可知性并不是一种蛮信,而是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事物能被科学解释而逐步自证的。比如生命的过程,在过去被归因于一种神秘的生命活力;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复杂的分子之间的物理和化学反应所驱动的。

妖魔化科学主义的人经常把可知性同一种被称为还原主义的谬误混淆。用更深层的原则去解释复杂的事物,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事物本身的丰富性。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尝试用物理、化学、生物的语言去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反对使用1914年欧洲领袖们用以解释见解和目标的、更为清晰明了的语言。同时,一个好奇的人会合理地提问,为什么人类思想会倾向于产生这种见解和目标,包括族群制、自负感、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陷入死亡困境时产生的荣誉感。

第二个理念:知识的获得是艰难的。这个世界不会自己揭示它的运行法则,即使它会这样做,我们的感知也倾向于产生幻觉、谬误和迷信。大多数信念的传统原因是信仰、启示、教条、权威、感召力,人生智慧、主观确定性焕发出的光彩,这些是错误的根源,而不应被当做知识的来源。为了理解世界,必须依据人的认知极限来培养解决方案,包括怀疑的态度、公开辩论、合规的精度、和实证测试,通常需要非凡的独创性。任何自称为“科学的”活动,如果拒绝提供机会来证伪其自身信念(最明显的就是谋杀或囚禁持异见者),它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活动。

那么,科学是用什么方法来阐明人类事务的呢?让我从最宏大的命题、那个最深奥的问题开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这本属于传统的宗教领域,宗教的捍卫者往往也是科学主义最激进的批评者。他们喜欢引用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最烂的一本书《时代之岩》中提出的分割方案,即正确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是将它们归属于“非重叠的教权领域”。让经验的世界归科学,对道德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归宗教。

不幸的是,这种约定根本经不起审视。任何有科学素养的人——没有被原教旨主义蒙蔽的人——的道德观和世界观都必须同宗教的理念和价值观决裂。

首先,科学发现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宗教和文化的信仰体系——他们关于生命起源、人类发展和社会构成的理论——都是存在事实错误的。我们知道,人类是属于非洲灵长类的一个单一物种,在它们历史的晚期发展出了农业、政体和文字,但我们的祖先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生命起源于40亿年前的化学物质,在包含了所有生物的系谱树上,我们的物种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分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颗行星上,这颗行星围绕着一颗恒星旋转,这颗恒星只是我们星系中数以千亿计的恒星之一,而我们的星系是一个有138亿年历史的宇宙中的数千亿个星系之一,我们的宇宙也可能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对空间、时间、物质、和因果关系的直觉无法匹配和测量现实中尺寸极大和极小的事物。我们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则(包括事故、疾病、和其他不幸)根本不在乎人类状况的好坏。不存在诸如命运、天意、因缘、符咒、诅咒、占卜、天谴之类的事,也不存在应验的祈祷——虽然概率法则和人的认知差异或许能解释为何人们相信它们的存在。我们还知道,我们并不是总这么清醒,每个时代、每种文化中那些被钟爱的信仰或许会被断然篡改,毫无疑问也包括我们今天依旧信仰的那些。

换句话说,在今天,引导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道德观和精神价值的,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虽然科学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价值观,但它们却能对价值观进行约束。科学剥开了教会在客观事实上的权威外衣,质疑宗教在道德上的可信性。科学对复仇之神和神秘力量的理论进行反驳,阻止了活人献祭、猎杀女巫、信仰疗法、神判法、和迫害异端的实施。科学的事实,展示了宇宙法则的无目的性,迫使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种族、和我们的星球负责。基于同样的原因,科学腰斩了所有基于神秘力量、使命感、宿命论、辩证法、阶级斗争、或救世主时代的道德和政治体系。

当科学事实联合了那些无懈可击的信念——即我们都关注自身幸福、我们是紧密相联的社会动物、我们可以商讨行为准则,就对人类行成自洽的道德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也就是,坚持最大程度地使人类和芸芸众生更加繁荣昌盛的原则。这种与科学的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人文主义,正在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国际组织、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实上的道德规范,这也是我们将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道德使命。

此外,科学直接并显著地为实现这些价值贡献了力量。如果有人想要列出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成就(除开废除奴隶制和击败法西斯,这些属于我们对施加于自身的障碍的清除),其中许多都是科学赠与我们的礼物。

最显而易见的,是科学知识本身所贡献的那些令人振奋的成就。我们能说太多关于宇宙的历史、推动宇宙进展的力量、组成我们本身的物质、生物的起源、生命的构成、包括我们自己精神生活的知识。更妙的是,这种认识并不仅仅只是罗列事实,而是展现于深刻而优雅的原理之上,比如我们洞察出生命依赖于携带有遗传信息的分子来指导新陈代谢、并进行自我复制。

科学还为世界提供了美到极致的图景:频闪冻结运动、外来生物、遥远的星系和系外行星、荧光闪闪的神经回路、还有光芒四射的地球在月球的地平线上升起,直入幽暗深邃的太空。如同伟大的艺术作品,这些不仅仅是漂亮的画面,它们能引人深思,深化我们对身为人类的意义的理解,和对我们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认知。

科技并非像那些广为流传的谣言所说,导致了地区的贫困与暴力,正相反,在科技的作用下,全球每一项标志着人类繁荣的指数都在上升。这些数字表明,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普遍贫困之后,出生第一年后存活的人口比例在稳步增长,同样的增长还发生在能够上学,能在民主国家中投票,能在和平地区生活,能使用手机通讯,能享受小奢侈品,和能顺利活到老年的人群身上。单单种植业的绿色革命就拯救了十亿饥饿的人口。如果你想举例什么是真正伟大的道德,就去维基百科搜索“天花”和“牛瘟”的词条。它们的定义是用过去时态表示的,这意味着人类利用聪明才智,已经消除了这两个我们种族历史上最残酷的灾难。

虽然科学已经扎根于我们的物质、道德、和精神生活并为我们带来益处,但是有许多文化事业单位,包括许多大学的文科项目,都在培育一种对科学的门外汉式的冷漠,而且渐渐变成一种轻视。从精英院校毕业的学生可能一点科学知识都不懂。他们普遍被误导认为科学家不再关心事实真相,只是在追求范式转换的时尚。一次妖魔化科学的运动还年代错置地将那些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罪孽归咎于科学,包括种族主义、奴隶制、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屠杀。

历史文盲将锈迹斑斑的伪科学政治运动归咎于科学是相当常见的,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起错了名字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它并非基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而是以斯宾塞对于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推动发展的神秘自然力量的理解为基础,这个概念在当时极受欢迎。现在这个词也常常被用来抹黑所有进化论对人类认识上的应用。优生学是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左派人士和进步人士之中的运动,企图通过改善人类的基因库使社会进步到终极形态。现在这个词常被用来攻击行为遗传学,即研究遗传对个体差异影响的学科。

我能证明这个反责不是上个世纪90年代高科技战争的遗风。在2006到2007年哈佛大学进行常规课程改革时,专家组的初步报告在介绍科学教育时根本没有提及它在人类知识中的地位:“科学和技术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我们的学生,正面和负面的都有:它们发展出了救命的药物、互联网、高效的能源储存方式和数字娱乐;它们也带来了核武器、生物武器、电子窃听、和对环境的破坏。”这种含糊其辞的、功利且恶毒的奇怪言论并没有在介绍其他学科时出现(想象一下,在鼓励学生学习古典音乐时,没人去说它既能促进经济活动也能激励纳粹。)报告也没有认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偏爱科学和技术而不是无知和迷信。

在2011年的一次会议上,另一个同事总结性地认为,科学的馈赠良莠不齐:一方面消灭了天花;另一方面却做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在实验中,美国公共健康研究人员于1932年开始追踪一批感染梅毒却不被治疗的贫困非洲裔黑人,以观察其病情发展状况。这项研究是煽动群众认为科学是邪恶的另一个标准案例。)这个对比相当愚蠢。它假定那项研究是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黑暗面,而不是一项被普遍谴责的违规行为。而且它是拿一个没能挽救几十人生命的一次性行为去和在每个世纪都挽救亿万人生命的永久性行为作为对比。

近期激发公众对科学主义进行谴责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科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在人类事务方面的应用。当然,有许多这方面的应用是噱头或者谬误,它们应该受到批评:如对看到政治家面容时的投票人进行脑部扫描;把战争归因于好斗的基因;把宗教解释为一种为了团结群体的进化适应性。但我们不是没听过不懂科学的文化人搞噱头犯错误,也没有人让人文学者们滚回自己的书房不许掺和到关键的讨论中来。用几个执迷不悟的例子作为借口,把人性的科学隔离于对人类境况的探索之外,这是错误的。

以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为例。“政府除了是对人类本性最重大的反映之外,其本身又是什么呢?”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第四任总统)问道。新的思维科学正在重新审视政治与人性之间的联系,在麦迪逊的时代,这一问题曾被热烈地讨论过,但后来湮没在一段人被认为是白纸或者理性人的漫长时期中。我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类是道德的扮演者,被权威、种族、忠贞的规则和禁忌引导着,被复仇与妥协的矛盾倾向驱使着。这些冲动通常是受我们的潜意识操纵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被理性和辩论所转化。我们已经开始理解为什么这些道德冲动会被进化出来,它们在大脑中如何被实施;在不同的个体、文化、和亚文化中它们会有怎样的差异;在哪种条件下它们会被激活或关闭。

将科学应用于政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想法,也为我们确认哪些想法更可能正确提供了手段。政治辩论历来是通过案例研究、修辞、和被软件工程师们称为HiPPO(薪水最高的人的意见)的东西来考量的,争论倾斜没有决议并不让人吃惊。民主国家之间会不会打仗?贸易伙伴之间呢?相邻的族群会由于祖先的仇恨而不可避免地爆发流血冲突吗?维和部队真的能维持和平吗?恐怖组织能如愿以偿吗?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呢?战后的和解仪式能阻止新的武装冲突吗?

历史呆子们能举出支持任一种答案的实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政治事件受各方面的力量影响,所以某一特定的、通常很有力的因素在某个特别的事例中保持沉默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数据科学的进步——即对大量数字、文本的开源数据集进行分析——信号可以从噪声中被提取出来,历史和政治学的争论可以更客观地被解决。以我们现在所能达到最好的程度来看(平均来看,而且在所有的影响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上述所列问题的答案为:否、否、否、是、否、是、是。

在科学涉足的所有领域中,人文学科领域的反抗是最强烈的。但恰恰是这个领域最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在多数人看来,人文学科正举步维艰。大学项目正在缩减,下一代的学者们要么失业要么学非所用,士气越发消沉,学生们陆续地离开。会思考的人不应当对我们社会削减对人文学科的投资无动于衷,因为它们对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是不可缺少的。

对人文学科低迷状况的诊断结果,直指我们文化中的反智潮流和大学的商业化。但是坦率地说,有一些伤害是人文学科自己造成的。伴随着它的目中无人的蒙昧主义、教条式的相对主义、和令人窒息的政治正确性,人文学科还没有从后现代主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他们制定不出发展规划。好几个大学校长和院长向我哀叹说,当科学家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他们会宣布一些令人激动的新的研究机会,并要求资助以便开展实施;而当人文学者过来的时候,则是来恳求对他们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保持尊重。

有些方式确实值得尊重,比如文本细读、深度描述、还有饱学之士对单个作品的全身心投入,这些方式的多样性是不可替代的。但是难道只有这样才能进行认知吗?与科学融合能为人文学科的认知创新提供无数种可能。艺术、文化、社会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它们起源于我们的感知能力、思维、和情感,它们逐渐累积,并像流行病在人群中的发展方式一样动态传播,一个人影响其他的人。我们不应该心怀好奇地去理解这些联系吗?这样双方都会获益。人文学科能更多感受到科学解释的深度,不会没有吸引主任和资助人的发展规划。科学则可以用自然实验和以丰富的人文学者为特点的有效生态现象来挑战他们的理论。

在一些学科中,这种融合已经是既成事实。考古学已经由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一门高科技的科学。语言学和心灵哲学渐渐变成了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

类似的机会还有待于开发。视觉艺术可以获益于迅猛发展的视觉科学知识,包括更好地感知颜色、形状、纹理、和光线的明暗,还有对面容和景观审美的进化。音乐学者可以和研究声音感知和大脑对有声世界分析的科学家展开很多讨论。

对于文学方面,该从哪里开始?约翰·德莱顿写过,一部小说就是“一幅恰当而且生动地描绘人性的图画,表现出它的激情和幽默,还有命运的起伏,给予人愉悦和教诲。”语言学可以开发出更多语法和论述资源,使作者能够操控读者的想象体验。认知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读者是怎样把作者和角色的意识融入他们自身的意识的。行为遗传学可以通过基因作用、同辈影响、人生际遇等方面的发现,来更新有关父母对孩子造成影响的亲缘理论,这对解读传记和回忆录具有深刻的启示,后者也是一项需要向有关记忆的认知心理学和有关自我表现的社会心理学取经的工作。进化心理学家可以将普遍的观念和被某个特定文化夸张了的观念区分开来,可以展现出家庭、情侣、友人、对手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共同语言,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对于政治,应用于书籍、期刊、通信、和乐谱的数据科学的出现,为一门包罗万象的新“数字化人文学科”提供了前景。理论和发现的可能性包括概念的起源和传播、智能网络和艺术影响、历史记忆的续存、文学主题的此起彼伏、非正式的审查制度和禁忌的模式,这些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尽管如此,许多人文学者对这些机会的反应就像语法书例子中的主角在表达将来时态的意愿时那样:“我会淹死,没人会来救我。”他们认为这些分析会削弱个人作品的丰富性,因此他们使用了非同寻常的形容词:过分简化、还原论、天真、粗俗、当然,还有科学主义。

有关过分简化的抱怨是拙劣可笑的。要解释某件事,首先要把它划归于某些更普遍的原则之下,这总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简化。但是简化并不是过分简化。对于作品细节的鉴赏,可以同时存在不同层面的解释,从作者的个性,到文化环境,到人性的功能,到掌管社会人的法律。这种对探索普遍趋势和原则的拒绝,让人想起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阿根廷作家、诗人)的虚构帝国,其中的“制图师协会画了一张和整个帝国一样大的地图,一点一点的对齐。后辈们…看着巨大的地图毫无用处,任凭其在风吹日晒中腐蚀磨损。”

批评家们应当注意措辞。那种认为学术界的陈骸应该被加固的信念,还有我们应当永远满足于以现有方式认知世界的观点,才是天真的和过于简化的。毫无疑问,我们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概念,还有很多东西要向科学学习,因为科学是我们对物质世界、对我们种族组成的最好的认知方式。

原文:Science Is Not Your Enemy  作者:Steven Pinker

翻译:雯熙她爸  校对:三思柯南、叮当蓝色鱼

24 Oct 05:28

为什么好男人都被选走了?

by PanSci

在茫茫人海当中,要如何去判断谁才是幸运被你选中的那位。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伴侣,这过程中有许多因素会左右我们的决定。演化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男生注重女性的外表,女生则注重男性的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而如果只是在寻找短期伴侣,女生则会和男生一样都注重对方的外貌,但选择长期伴侣时,女生把标准提高了,男生却把标准降低了。

在择偶过程中,收集有关潜在配偶的精准信息,以及判断该对象为你所能获得的最佳可能性,是一件非常费力、费时的事情,这一点和其他认知任务相似。

于是如同认知启发法(cognitive heuristics)一样,在择偶时,人们收集了基本的信息之后,就会做出在大部分情况下正确,但亦有可能会是错误的决定。(注:心理学上“启发法”指用于解释人们如何进行决策、调整和解决问题的简单有效的规则,通常用以处理复合的问题和不完全的信息。这个规则在大部分情形下有效,但是在特定的情形下可能导致系统性的认知偏差。例如,人们觉得贵的啤酒比便宜的味道要好。这种认识在价格和品牌相关的时候是对的;高价加于原本廉价的品牌上会让实验的参加者们感受到,此啤酒比廉价的啤酒味道要好。这可称作“‘价格意味着质量’偏差”。)

你究竟为什么觉得他是好男人

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心理学教授莎拉·E·希尔(Sarah E. Hill)和大卫·M·巴斯(David M. Buss)博士的研究中,他们探讨了社会线索在伴侣选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在很多时候,男性的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并不能直接从外表上来准确判断,这增加了女生在择偶上的困难度。而男生们也必须要评定获得某女生作为自己伴侣的成功率。于是他人所作的择偶决定,或许可以作为自己的参考。

研究人员让异性恋性取向的478位女生及369位男生,就照片中的异性目标人物进行吸引力评断。在实验中,第一组照片显示,目标人物独自一人坐在大学的庭院内;第二组照片中,目标人物与其他四位异性同伴们坐在一起;第三组的照片中,目标人物与其他同性同伴坐在一起。目标人物和周边同伴们都属于大学生年龄层。

莎拉和大卫为了避免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曝露在极端的刺激物下会改变对平均刺激物的观感;譬如说,看过杂志内的美女模特之后,发现身旁的女友好像并不是那么漂亮)的影响,收集了研究助理们对照片中周边同伴的吸引力评定结果,作为后续数据分析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当男性目标人物被女生环绕着时,女性受试者认为他的吸引力较独自一人出现以及与同性同伴出现时高。而当女性目标人物被男生环绕时,男生受试者认为她的吸引力较独自一人出现以及与同性同伴出现时低。

出现在心仪对象面前时,是单独出现还是跟同性抑或异性伙伴一同出现,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图片来源:socioweb。

对男生来说,其他男生的在场,或许隐含着若要获得该女生成为伴侣,必须付出精力和其他男生竞争。再者,女生在择偶市场上的价值(即外貌到底美不美),非常容易就可以从外表上判断,所以并不大需要仰赖社会线索来提供有关于该女生的信息。

而另外一件在择偶过程中男生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他们必须要确保伴侣生产下来的后代是带有自己基因的子代。于是,当女生身旁有着其他男生的时候,男生必须得冒更大的风险,去承担伴侣的子代并不带有自己基因的可能性。

而对女生而言,择偶复制现象(mate-choice copying,科学家在对非人类动物进行研究时发现,有些雌性动物在择偶时会表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模仿行为, 即她们倾向于选择其他雌性动物之“所爱”作为自己的配偶)并不少见。好多女生常常问“为什么好男人手上都牵着一位女生?”、“为什么好男人都被选走了?”。换个角度来想,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手上牵着一位女生,才让你觉得他是好男人。

由于男生在择偶市场上的价值(资源拥有)并不如女生的特质(外貌)那么容易从外表上来判断,所以若有其他女生对那位男生有兴趣,并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他,这或许代表着那位男生有可取之处,值得被选做伴侣。

此外,在择偶上,女生的最先决考虑是找到一个愿意提供资源的伴侣。因此,如果有那么一位男生,他的资源非常多,多至所投资在许多女生及她们的孩子身上的资源,依然多于资源不那么多的男生有能力投资在一位女生及她的孩子身上的资源,那么这位女生比较好的择偶决定,还是那位资源比较多,但是已经有了伴侣的男生。

就好比古时候皇帝的财产如果平均分给后宫三千佳丽,每位佳丽所得到的依然多过一位平民男子可以给他唯一一位妻子的财产。老实说,这样的解释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在研究中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是,当男性目标人物与同性同伴们出现在照片上时,女性受试者认为他比独自出现时更具魅力。这或许是因为,有同性同伴的相伴,间接证明了该男性具备好的性格特质,或该男性目标人物的社交能力增加了对女生的吸引力。

此外,在人类演化史上,男人们必须合作才能顺利完成许多直接关联至基因传递的任务,譬如捕猎、抵抗外敌等等。因此拥有比较多同性同伴的男生会比独自一人的男生更具吸引力。

这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学校里参加球队的学长们都特别有魅力吧?图片来源:zerochan.net。

这只是不完全准确的启发法!

这项研究报告让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有段时期留学海外时,我常被便利商店的店员拍肩膀,说上几句话,外貌程度相仿的友人,却鲜少有这样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我在那一段时期,总是独来独往地穿梭在那间便利店的商品架间,而我的那位朋友却时常有位男闺蜜伴随左右。而在日后,这位朋友与她的女性朋友们同行或一个人独自旅行时,则有了说不完的遇艳故事!

男生们当然可以利用身旁环绕美女这一招来提高自己的性吸引力。但必须要切记,你得冒着因为让现今伴侣感到不安全而失去她的风险。

女生们也必须要提醒自己,这只是个启发法(heuristic rule),常常会有谬误出现。一位男生被许多女生环绕时,或许不代表他的市场价值高,有可能那些女生是他的亲妹妹、姐姐、上司下属、同事而已。

但是,不管什么提高或降低对异性的吸引力,没有任何枷锁可以捆绑我们去寻找与朋友相伴的快乐。只是女生如果是出现在心仪对象面前时,还是选择独自出现或和姐妹一起比较容易达到目标哦。

原文发表于PanSci,作者Pipi皮皮,转载时部分文字有修改。

参考文献

[1] Shackelford, T.K., Schmitt, D.P., & Buss, D.M. (2005).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human mate preferenc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9, 447-458.

[2] Hill, S.E., & Buss, D. M. (2008). The mere presence of opposite-sex others on judgments of sexual and romantic desirability: Opposite effects for men and wome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 (5), 635-647.

[3] Kenrick, D.T., Gutierres, S.E. (1980). Contrast effects and judgment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When beauty becomes a social probl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1), 131-140.

[4] Kenrick, D.T., Sadalla, E.K., Groth, G., Trost, M.R. (1990). Evolution, traits, and the stages of human courtship: Qualifying the parental investment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8, 9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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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题图:Shutterstock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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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ct 04:49

如果果壳网关闭了评论功能

by 小肥虫

编辑的话:美国《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杂志上月发表声明,宣布关闭Popular Science网站的评论功能,理由是评论可能对科学有害。《大众科学》的决定是基于一项新的研究结果做出的。上周,这项研究论文的合著者之一在《新科学家》杂志网站发表文章,探讨了Web2.0时代下的评论自由问题。看文章之前,先来张海报放松心情——保持镇静,别看评论。

Web2.0的初衷是更多的公众参与,而匿名评论机制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却给这一理想抹黑,就连科学也未能幸免。评论,真的对科学发展有害吗?图片来源:digitaltrend

《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上月宣布,将不再允许读者对线上文章进行评论。对此,科学界态度不一:一些人赞同这一决定,认为早该管束一下在线评论的乱象;另一些人则哀叹这是放弃了Web2.0早期关于确立广泛的公众参与的承诺。

为什么要关闭评论功能

(文/《大众科学》杂志社)作为一份有着141年历史的科技杂志,《大众科学》绝不会草率地做出这一决定。

“评论可能有害于科学。这就是我们关闭了PopularScience.com在线评论的原因。”他们在网站声明中写道,“我们致力于广泛地传播科学,同时也致力于培养活跃、理智的辩论。问题是当煽动性言论和不文明语言压倒了有益的辩论之时,我们传播科学的能力也被削弱了。”

他们在声明中还提到了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一发现也是促使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之一:仅仅一小群乖戾的人就足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引发读者对文章本身的误读。

这项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多米尼克•布罗萨德(Dominique Brossard)领导的研究,在实验中请1183名参与者阅读了一篇关于纳米技术的虚假博文,并通过调查问卷询问了他们对这一技术的看法(是谨慎对待还是积极支持)。然后研究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两组,一组阅读充斥着脏话和侮辱的评论(比如“你要是看不到在这些产品中运用纳米技术带来的好处,你就是个白痴”),另一组则读的是较为文明的评论。关于研究的结果,布罗萨德及合著者迪特拉姆·舒菲利(Dietram A. Scheufele)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

  • 粗鲁的评论不仅使研究参与者的理解两极化,往往还改变了他们对新闻报道本身的解读;
  • 阅读文明评论的研究参与者在读了评论后态度依旧,而读到粗鲁评论的参与者对技术所包含的风险形成了更为极化的看法;
  • 只要在读者评论中加入一点点人身攻击,就足以使研究参与者认为自己低估了该技术的负面影响。

另一个与此类似的研究发现,就连措辞坚定(但并无不雅)的表达反对意见的评论也会影响读者对科学的看法。

声明中写道:“如果我们继续推敲下去——评论者塑造公众看法;公众看法影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影响到哪些研究能获得经费——这样你就会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们感到有必要关闭评论功能了。”

为什么要设置评论功能

(文/Dietram A. Scheufele)《大众科学》的做法拉开了一场更广泛的讨论的序幕。然而,接踵而至的关于《大众科学》的做法是否正确的辩论,却忽视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评论功能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多交流比少交流好。

19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现代民主的敏锐观察者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谈话是民主的灵魂。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的直觉。数十年来的研究全都在告诉我们,常与身边人讨论科学或政治话题的人,通常在这些话题上更显博学,也能更多地参与到政治进程之中。

托克维尔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两本书里他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对于纳米技术或合成生物学这类较少为人熟知的话题尤为重要。对于受科学训练较少或对某一问题了解不多的人来说,媒体上对文章的评论和辩论可能会帮助他们理解读过的东西,使他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此外,实验性研究和基于调查的研究都显示,与他人谈论某一话题的期望能促使人们更仔细地处理信息。因此,定期与其他读者在评论区进行交流能带来对文章本身的更深刻理解。这也凸显了外行读者之间的交流的重要性。

这些听上去都很棒,不过要强调一点。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可能会影响其社交环境。我们倾向于生活在能反映我们意识形态倾向和人口统计特征的社区里,我们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的虚拟社交环境也与此并无二致。到最后,与我们交流的人往往就像是我们自己。社会科学家常用“回音室”(echo chambers)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个现象。

与人在“回音室”中交谈,可能会限制交流(包括在评论区里的交流)带来的有益影响。实际上,研究显示,能给我们带来异己观点的讨论,才是最有成效的。

弗兰兹•卡夫卡曾说,我们只应读那些咬噬我们、刺痛我们的书。社会科学证明他是对的。如果自己的观点受到挑战,我们便会更积极地探索问题的方方面面,仔细推敲各种可能性。

不幸的是,在现代信息环境中,那种开放、合理的争论越来越少了,而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回音室”却愈加得到强化。

一起来慢慢学习如何辩论

许多人并没有适应Web2.0的交流环境。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杂志、报纸和网站的在线评论区是少有的几处能提供不同观点的地方。然而,大多数人却不习惯这种新的交流环境——允许人们互相辱骂,藏匿于网名之后,肆无忌惮地发表尖刻评论。我们在教室或市政厅中永远不会做出这种行为,因为数百年来,各种社会壁垒一直控制着面对面的交流。

当然,纸媒永远不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因为纸媒的评论区——更常见的说法是“写给编辑的信”——始终受到控制,哪怕是现在也一样。这些信件都还要接受仔细的筛查和编辑,而且只有很少一部分最终能够刊出。

许多人将Web2.0技术的到来颂扬为一个真正的公众参与的新时代。这种理论认为,读者最终将得以在真正开放的论坛上直接与彼此以及媒体人交流。但是在一些人看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因此,《大众科学》的编辑值得称颂,他们成功迈出了鲜少有人能够迈出的一步:在科学家、媒体及读者之中,引发了关于如何在新环境下交流科学的辩论,这一辩论早就该发生了。在线辩论——包括在线评论区——需要的多种多样的观点以及文明的交流方式。

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公民之间的分歧最终能带来有益的效果。但现代社会也需要学习如何表达分歧,而不让尖叫和嘶吼淹没了辩论的本质——在科学上尤其如此。《大众科学》的做法,在我们达到此种境界之前应该都是正确的:暂缓网上评论,给所有人一个机会来更仔细地辩论“辩论”这一话题。

 

编辑的话:不文明的评论会改变公众对科学的看法,这似乎确实很严重。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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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新科学家》,Comment isn't free: the downside of Web 2.0;
《大众科学》,Why We're Shutting Off Our Comments
文章题图:annatar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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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ct 05:30

计算的极限(四):机械计算的圭臬

by 方弦

本文作者:方弦

计算无处不在。

走进一个机房,在服务器排成的一道道墙之间,听着风扇的鼓噪,似乎能嗅出0和1在CPU和内存之间不间断的流动。从算筹算盘,到今天的计算机,我们用作计算的工具终于开始量到质的飞跃。计算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甚至超越了它们的制造者。上个世纪末,深蓝凭借前所未有的搜索和判断棋局的能力,成为第一台战胜人类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计算机,但它的胜利仍然仰仗于人类大师赋予的丰富国际象棋知识;而仅仅十余年后,Watson却已经能凭借自己的算法,先“理解”问题,然后有的放矢地在海量的数据库中寻找关联的答案。长此以往,工具将必在更多的方面超越它的制造者。而这一切,都来源于越来越精巧的计算。

计算似乎无所不能,宛如新的上帝。但即使是这位“上帝”,也逃不脱逻辑设定的界限。

第一位发现这一点的,便是图灵。

计算的极限》系列

殊途同归

大洋彼岸寄来的论文,对于图灵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在看到丘奇的论文后,图灵有过何等反应,至今恐怕已不可考。面对着一位在数理逻辑方面已然小有名气的职业数学家,与自己一起独立发现了相同的突破性结果。往好处想,这说明图灵自己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当时数理逻辑研究的前沿;往坏处想,重复了别人的结果,哪怕是独立发现的,似乎都有些不对味儿。

然而,在下定论之前,图灵还有一件事情要搞清楚。他和丘奇对“可计算性”的定义,分别建筑在图灵机与λ演算之上。那么,在不同的基础上定义的两种“可计算性”,是貌合神离还是本为一体?

图灵机与λ演算,两者似乎都在平平无奇中暗藏玄机。作为计算模型,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自我指涉的能力。但它们看起来又是如此不同,图灵机是一台在工程上能建造的机器,而λ演算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数学模型。看起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

图灵机模型

lambda演算

图灵知道,丘奇也知道,他们已经踏入了一个新领域。昔日希尔伯特在他的二十三个问题中,一语带过的那个“机械化的运算”,即将被赋予精确的数学含义。但正因如此,踏出的第一步必须慎之又慎,尤其对于“可计算性”这个最基础的定义,必须做到毫不含糊。为此,为了消除模棱两可之处,图灵机与λ演算是否能力相当,这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图灵开始钻研λ演算,试图弄清到底λ演算能计算什么。终于,他证明了,所有λ演算能计算的函数,他的图灵机也能计算,反之亦然。也就是说,λ演算与图灵机的计算能力是等价的,两种模型定义的“可计算性”实际上殊途同归。他将这个结果作为附录补充到了他的论文。

对于图灵来说,这既是个坏消息,也是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他的结果与丘奇的重复了,对于发表文章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好消息是,他的结果与丘奇的重复了,但他对可计算性的定义与丘奇的截然不同,而且两种看似毫无关系的定义,在实质上是相同的,这说明,他们对可计算性的定义,这最初的一步踏出的方向是正确的。一个人提出的定义很可能忽视某个方面,但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定义引向相同的结果,在交叉印证下,几无出错之虞。

可以说,图灵的工作面世之日,正是可计算性理论呱呱坠地之时。

也难怪纽曼教授一开始不相信图灵的工作。仅仅二十出头,刚刚踏入科学界的年轻人,就解决了如此重要的问题,而且为一个全新的领域立下了奠基石,这种人,即使在剑桥这个英国顶尖学府,也可谓难得一见。倒不如说,一开始不相信,这才是正常的反应。

但即便不相信,数学证明就是证明。即使纽曼教授并不专精于数理逻辑,还是能看出图灵论文的过人之处。他决定为图灵争取发表的机会。

这并非易事。因为从结论上说,图灵重复了丘奇的结果,所以最初联系的几个期刊的编辑都婉拒了纽曼的要求:他们只看到了论文的结论,没看到论文的精髓。最后,纽曼找到了当时伦敦皇家学会学报的编辑,经过三催四劝,终于说服编辑发表图灵的文章。

《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可判定性问题上的应用》,图灵的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伦敦皇家学会学报发表过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伦敦皇家学会学报

万变之宗

乘着远洋货轮,图灵的论文很快传到了大洋彼岸,在普林斯顿掀起了一阵旋风。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哥德尔,与丘奇有过不少碰面的机会。他读过丘奇的论文,大概也听过丘奇本人介绍他的λ演算。但哥德尔对λ演算一直颇有微词。实际上,作为一种计算模型,λ演算从未得到他的认可。它与人们日常接触到的“计算”毫无相似之处,更像是符号的堆砌和推演。虽然其中的计算的确可以机械性地完成,但要证明这一点绝非易事。事实上,这是一个远非显然的定理,证明也相当复杂。总而言之,λ演算并不像机械的计算,更像智慧的推理。

实际上,哥德尔自己也有一套“机械计算”的模型,那正是他在证明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时发展出来的递归函数体系。这套体系将“机械计算”定义为递归函数能计算的内容,而递归函数,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用某些递归方式定义的整数函数。但哥德尔对他自己的模型同样不满意,原因同样是他的模型似乎需要太多的聪明才智,不像一台机器。

但图灵的论文瞬间就令哥德尔为之折服。

任何人,只要看一眼图灵机的定义,都会认同图灵机的计算完全是机械演算,完全可以造出一台可以运作的实际的图灵机。而更重要的是,图灵机抓住了“机械计算”的神韵。

机械计算是什么?是机器可以做出的计算。但机器可以千奇百怪,要用三言两语抓住本质,似乎不太可能。那么,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与其想像这些机器共有的特性,不如寻找它们共有的限制。

这正是图灵在论文中的做法。他总结了以下几个机器计算的限制:

第一:一台机器只有有限个可以分辨的状态;一台机器能分辨的表示数据的符号只有有限种。

开关或开或合,电路或通或断,中间的变化是跳跃式的。即使是连续的电信号,由于不可避免的热噪声影响,通过测量能分辨出的状态同样只有有限个。虽然现代的计算机看似有无限可能,但这只是幻觉。CPU和内存中的电路,数量虽然庞大无比,但总归是有限的,它们的通断形成的不同状态亦是如此。同理,虽然符号、信号在细节上可以有无数种变化,但由于精度等问题,即使是人,也无法事无巨细将所有细节一一分辨出来,更何况机器。

这么多,记不住,头好晕……

第二:机器的每一步操作需要的时间有一个下限,而每次操作最多只能读入与改写外部有限个符号。在某次操作读写某处的符号后,下一步机器读写的符号与之前符号的距离应该是有界的。

由于物理的限制,不存在速度无限的物体。无论任何机器,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无限次操作,当然也不可能有无限次读入与改写。同样,读写头移动的速度是有限的,所以两次操作读写符号的距离当然也有限制。

第三:在某步操作中,机器的行动完全取决于它当时的内部状态以及读取到的符号。

机器就是机器,它应该做的,就是按照预先规划的图纸一步一步执行。没有异想天开,没有灵光一现,只有照章办事,只有步步为营。

嗯,这样好多了,干活也有劲了

这几个限制看起来相当合理,甚至显得理所当然。但就从如此平平无奇的限制出发,图灵用缜密的逻辑说明了,一台服从这些限制的机器能计算的问题,必定可以用一台特定的图灵机解决。也就是说,任何一台服从这些限制的机器,无论设计如何精巧,构成如何复杂,它的计算能力都不可能超越图灵机,无一例外。

我们甚至可以说,图灵机的设计本身,正是这些限制的一种体现。图灵很可能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些限制,再由此出发,去定义他的图灵机。哥德尔之所以对图灵机击节叹赏,大概也正因蕴含在它定义中的,图灵对“机械计算”的深刻洞察。相比之下,虽然与之等价的λ演算也尚算精致,但对于“机械计算”只得其形未得其神,显然逊色不少。

现在,希尔伯特在他的问题中那模糊的“机械计算”,终于有了一个精确的定义:机械计算,就是图灵机能做的计算。这又被称为图灵-丘奇论题,正是可计算性理论的奠基石。

除了λ演算与递归函数以外,还有许多计算系统与图灵机等价。波斯特对应问题,计数器机,马尔可夫算法,甚至元胞自动机,这些计算模型都与图灵机等价。但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图灵机仍然是机械计算最自然最有用的模型之一。

最简单的通用图灵机

也正因这篇论文,图灵得到了到普林斯顿读博深造的机会,在丘奇的指导下,得以继续探索可计算性的无限可能。在大洋彼岸等待图灵的,又是可计算性理论的一篇新章。

19 Oct 12:05

大脑也要每天洗澡?

by 康毛线

洗澡洗脸刷牙这种理念很容易被人接受——我们总需要清扫身上的脏东西,毕竟谁也不想脏兮兮臭哄哄的,被人嫌弃之余还可能引发疾病。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能够每天洗澡。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大脑其实也需要每天洗个澡的。

我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要人把脑袋劈开,把脑子放在莲蓬头下冲洗了。脑中的神经细胞会产生β-淀粉样蛋白(beta amyloid)和tau蛋白等代谢产物,这些蛋白如果在脑中沉淀聚集,就会产生很强的神经毒性,能够杀死脑细胞。臭名昭著的阿尔茨海默病,就跟这些有害物质的聚集关系密切。对于大脑而言,这些代谢产物就像是如同污秽又危险的垃圾,因此需要及时清理。

人体内部是有自洁系统的。伴行在动静脉身边的淋巴管,负责“清洁”。在美容界广为传颂的所谓“淋巴排毒”,其实就是通过加强淋巴管液的流动,促进细胞新陈代谢废物的排出。然而,脑内并没有淋巴管这样的结构。其实这是很蹊跷的事情——人类大脑可是全身代谢最旺盛的器官之一,没有淋巴管,脑细胞产生的垃圾怎么办?

不用担心。作为智慧的源泉,大脑不但有办法洗澡,更有专属的“洗浴中心”—— “Glymphatic”系统。其中,Lymphatic指的是淋巴,说的是脑内这套系统运作的方式有点像外周淋巴系统。而这个“G”字指的是Glia,脑内一类叫胶质细胞的细胞群。它们能表达一种叫水通道的蛋白,这种蛋白就是脑内洗浴中心的总阀。总阀打开后,洗浴中心的水开始循环,把脑细胞产生的有害物质“洗”掉。

事实上,大脑“洗澡”用的水也不一般:大脑的脑室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一种叫脑脊液的液体,沿着脑室与脑室间的孔道不断输送,再运行到大脑表面。随后,脑脊液会沿着大脑表面动脉的间隙一直流入脑内的组织。期间,脑脊液与脑内细胞间液不停地交换,将由细胞产生并排到细胞间隙的“垃圾”带至脑静脉周隙,最后排出至脑外,完成一次“洗浴”。觉得大脑洗一次澡还挺费工夫的?的确,大脑洗澡的时间比女人洗澡还长!大脑洗一个澡大概需要8小时之久。

8小时……是不是想起了什么?没错儿,大脑就是在你歇着的时候洗澡的。最新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1】表明,人脑在睡觉时,脑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大,脑脊液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醒着时加快很多,帮助大脑排出清醒时产生的垃圾。所以,你不睡觉,大脑就没法好好洗澡。你要是困了,极有可能是脑内细胞产生的垃圾多了,大脑为了洗澡而逼迫你困倦然后休息。

熬夜对现代人来说算得上是家常便饭。的确,我们每天要工作也要娱乐,牺牲一点睡眠时间来做爱做的事似乎无可厚非。不过,我想说的是,咱还是每天按时洗洗睡吧。对自己的大脑好一点,它才能反馈你更多。就像《实习医生格蕾》中格蕾的母亲那样,她年轻时是一个卓越的外科大夫,工作拼命到不睡觉,结果得了早发性老年痴呆,是不是得不偿失?

文章题图:verbalabusejournals.com

参考文献:

  1.     Lulu Xie et al. Sleep Drives Metabolite Clearance from the Adult Brain.Science 342, 373 (2013).

编者注:这篇文章的作者,同时也是上述参考文献的第一作者,该论文已于10月18日发表在《科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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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Oct 12:37

“丝绸之路”被查抄,比特币不再是法外之地

by 馒头老妖
最近,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网站被美国多个执法部门配合查缴,在互联网安全业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应。因为这家网站背后,正是大名鼎鼎的电子虚拟货币“比特币”,此次行动证明,虚拟空间同样不可能游离在法律管辖之外。
 

没有名字的钞票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流通的货币,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都是不记名的,也就是说,从一张钞票上,你无法知道它曾经流过哪些人的手中。
 
若是进行银行转账或网上支付,因为须通过银行和各种电子结算网站,这些电子货币就变成了实名的,如果司法机关需要,完全可以从网站的交易记录中,追查到某一笔钱的来龙去脉。
 
但是,有一种货币却是例外,属于真正的“匿名货币”,那就是比特币(Bitcoin)。这种货币没有发行机构:它运用世界上各个角落里的千百万台电脑,运行特定的“挖矿程序”来产生。
 
它的流通,同样经过许许多多台电脑的特定程序验证,最终储存在某个不起眼的硬盘或者U盘里,整个过程完全匿名。而它所用的不对称强加密算法,保证了它的安全和匿名性:试图跟踪与破解某一个比特币的来历,需要花费极其漫长的时间和令人恐怖的计算机资源,在现有技术水平上技术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关于比特币的详情,请参考《比特币兴衰史》)
 
即便它的创造者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没想过利用比特币进行违法活动,可比特币的上述特点注定要让其成为非法交易与洗钱的的良好载体。不需要银行账号和信用卡,不需要身份证或驾照,也不需要社会安全号码,仅仅用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和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任何人就都可以使用比特币,向世界某个角落的另一个陌生人收钱或付钱——而警察没法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的钱流向了谁的电子钱包。
 

“丝绸之路”,应运而生

2011年2月,仅在比特币兴起两年后,一家名叫“丝绸之路”(Silk Road)的网站——利用比特币进行非法买卖的匿名黑市——悄然兴起,很快受到了地下人群的追捧。
 
这家网站除了利用比特币的匿名特性之外,还采用了一种“洋葱路由”(Tor)的技术,让追踪变得更加困难。
 
这种技术,简单说就像是一个洋葱,用户发出的信息藏在最里边,然后利用分布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服务器,自动、随机且匿名的把信息加密后层层跳转,最终到达出口时,早已不知道其最初的来源。
 
这样,即便执法机构追踪到了某个电子数据,却没法知道它是从何而来;即便成功解密了路由信息,也只查到了它的上一个节点,而这个节点可能在乔治亚州,也可能在格鲁吉亚,甚至可能在委内瑞拉;哪怕通过艰苦的外交协作,真的查到了这个节点的所在,所获知的也不过是再上一个节点的所在而已……几层节点追查下来,恐怕已经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
 
这样,网站用户可以在“洋葱路由”的保护下谈“生意”,再用比特币付钱,整个交易的过程变得异常隐秘。
 
许多边缘人群,很快意识到了它的超级安全性,放心大胆的在“丝绸之路”网站上开始进行各种非法买卖。它的用户超过100万,交易总额保守估计也超过了10亿美元——其中70%左右的交易都和毒品有关,而剩下的30%也好不到哪去:多是黑枪、盗取的信用卡用户资料、色情服务、黑客服务等等违法交易,甚至还包括一些儿童色情作品。而该网站对每一笔交易,都征收8% ~ 15%的“手续费”,其获利是惊人的丰厚。
 
“丝绸之路”,这个曾经浪漫而美丽的名字,自此却变成了一个藏垢纳污的蜘蛛网的代称,让多少罪恶滋生发展,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蔓延。
 

晴天霹雳

不过,天网恢恢,“丝绸之路”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了。
 
今年10月2日,FBI高调宣布,他们在旧金山逮捕了一个名叫罗斯.威廉姆斯.乌布利希(Ross William Ulbricht)的人。这个29岁的青年住在旧金山,毕业于德州大学物理学系,曾在宾州攻读学位,没有前科,素来默默无闻,但却可能拥有一个响当当的网名:“恐怖海盗罗伯茨”(Dread Pirate Roberts)。没错,这个来自于老电影《公主新娘》的网名,正是“丝绸之路”网站站长的ID;而在被捕时,乌布利希正在通过电脑使用这个ID。
 
因此,FBI认为他们已经抓住了这个蜘蛛网深处的大蜘蛛,彻底捣毁了该网站,还顺道查封了26000个比特币,按照目前的兑换率价值360万美元(约合2200万人民币)。
 
随后,经过法官聆讯,确定将乌布利希继续羁押,并送往纽约接受审判。检方认为,正是他一手建立、操纵、运营了“丝绸之路”网站,因此必须对其中的非法交易承担完全责任。
 

艰难追凶

此案一出,公众在震惊之余,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既然网站高度匿名,是怎么抓到他的?为了保密,FBI并未公开侦查手段的详情,但从目前的新闻报导里,多少可以摸到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一名FBI探员,伪装成一个黑帮混混,在“丝绸之路”网站卧底了近两年时间,并频繁努力接触该网站的管理人员,树立了良好的“信誉”。换句话说,在“丝绸之路”刚建立不久,就已经被FBI给盯上了。
 
然后,通过艰巨漫长的数据分析,FBI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查到,在“丝绸之路”建立之初,有个叫做“奥托伊德”(Altoid)的用户,曾在一个比特币论坛里发帖招聘技术人员,而这时网络上第一次有人提到了“丝绸之路”网站。FBI认为,此人很可能就是该网站的创始人。而这个帖子留下的电子信箱“rossulbricht@gmail.com”,成为了追查工作的起点。
 
很快,在谷歌公司的配合下,通过这个Google+账号,FBI又查到了大量的信息:他是通过一个VPN账号建立的Google+账号,而这个VPN当时是来源于旧金山一家咖啡店。实际上,他经常在这家咖啡店登陆这个账号。
FBI迅速把侦查重点放在了这家咖啡店,通过排查,他们圈定了若干嫌疑人,其中就包括乌布利希。随即,乌布利希的所有网络通讯都被秘密监控起来。
 
今年七月,FBI发现,乌布利希在网上试图寻找制作假证件的人。他很快谈妥了买卖,并收到了从加拿大寄来的快递:包裹里有7个不同姓名的假证件,但照片都是乌布利希本人的,制作精良,简直就是以假乱真——很正常,和他联系的卖家,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探员。
 
自此,乌布利希的嫌疑陡然上升,FBI推测他正在做外逃的准备。
 
很快,那个卧底探员就派上用场了:7月份,乌布利希在丝绸之路上,私下寻找一个杀手。卧底探员立即毛遂自荐,乌布利希告诉该“杀手”,某人敲诈了他一大笔钱,威胁说不给钱就公布他的真实身份,所以,他想找人“折磨”、“杀死”这个用户。讨价还价之后,双方敲定了报酬是15万美元,以比特币支付,做掉该用户后拍照为证。
 
卧底探员当然不会去虐杀那个用户,而是把他们之间的交谈作为证据固定下来,古老的钓鱼措施再次显灵。
在高技术措施和传统侦查技术的密切配合下,神秘的“恐怖海盗罗伯茨”被确定为就是现实中的乌布利希,这才有了前几天的那次成功抓捕。
 
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之中,司法机关也并未透露从网站的服务器中获得了哪些有用的线索。
这个案件,或许再次向世人宣告:再狡猾的犯罪分子也终有落网的那一天,无论该犯罪是在街上还是在网络空间里,哪怕拥有再高超的技术,也逃不脱法律的制裁。
 

果壳网相关小组:

 

参考资料:

  1. 比特币,让虚拟货币来得更猛烈些吧
  2. 洋葱路由的维基介绍
  3. “丝绸之路”的维基介绍
  4. CNN报道:How FBI caught Ross Ulbricht, alleged creator of criminal marketplace Silk Road
  5. BBC报道:Silk Road: How FBI closed in on suspect Ross Ulbricht
  6. CBS报道:Feds Arrest Alleged Online Drug Kingpin At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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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ct 00:59

新研究显示健康的生活方式会延长端粒

by 石芯木鱼

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科学家的报告指出:饮食习惯,减压,锻炼是改善免疫细胞老化的重要因素。

lifestyle

一项针对飞行员的小范围研究显示,人们在饮食、锻炼、压力管理和社会支持方面的改变,可能影响染色体端粒的长度,达到延缓衰老和长寿的效果。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证明端粒长度可受外界因素影响的对照试验。

这项研究是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 San Francisco)及预防医学研究所(Preventive Medicine Research Institute)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预防医学研究所是一所位于加州索萨利托的非盈利公共研究学院,致力于调研减肥效果和生活方式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研究者希望这个结果能激励更大规模的试验来测试该发现的有效性。研究的相关内容已于2013年9月16日在《柳叶刀》杂志上正式发表。

“我们的基因和端粒,并非必然决定了我们的宿命。”论文的第一作者迪恩.奥尼什(Dean Ornish)如是说。他是一名医学博士,UCSF的临床医学教授,还是预防医学研究所的创办者兼总裁。

Ornish

迪恩.奥尼什

“人们常常会想:我拥有不好的基因,而我对此无能为力。”奥尼什说,“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人们改变生活习惯,基因端粒有可能相应延长。目前研究表明,更长的端粒与健康长寿息息相关。”端粒位于染色体的一端,是染色体的“安全帽”,它影响了细胞衰老的速度。它们是DNA和蛋白质的混合物,保护了染色体的末端,使染色体保持稳定。当它们变短时,其结构完整性会变差,从而导致细胞衰老和更快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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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粒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较短的端粒和大量衰老导致的疾病紧密相关,其中包括多种类型的癌症、中风、血管性痴呆、心血管疾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症及糖尿病。

研究者花费5年时间,对35名患有早期局限性前列腺癌的男性进行跟踪调查,试图寻找生活方式的全面改变对端粒长度及端粒酶活性的影响。所有患者都经过了严密的跟踪监测,包括近距离视频监控和活体组织检查。

其中10名患者被要求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习惯(高比例的水果、蔬菜及粗粮,少量的脂肪和精制碳水化合物)、适度锻炼(每日步行30分钟,每周6天)、减压(初级瑜伽,呼吸,冥想)。他们还参加每周的互助小组活动。

对剩下的25名患者,则不刻意要求进行主要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可以与另外10名患者进行对照。

5年之后,改变生活方式的小组成员的端粒获得了接近10%的显著增长。科学家进一步发现,患者行为模式按照研究方的推荐方案做出的改变越多,其端粒长度越能发生戏剧性地增加。

相比之下,不改变生活方式的对照组患者的端粒则有明显的缩短——约3%。端粒通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短。

研究者认为,这项发现也许并不只对前列腺癌患者有效,很可能对普通大众都有着重要意义。“我们是从参与者的血液成分中观察端粒的长度,而不是他们的前列腺组织。”奥尼什说。

这项研究是对2008年一项短期类似研究的跟进。当时由35名飞行员按照与本次研究相同的程序进行实验。三个月后的初期调查结果显示,飞行员的端粒酶活性获得了显著提高。端粒酶是一种可以修复端粒和延长端粒长度的酶。

新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较长周期内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端粒长度和端粒酶活性的影响。

“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研究成果,需要用更大范围的实验来证实。”论文的联合作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泌尿学系主任兼教授,彼得.R.卡罗尔( Peter R. Carroll)这样说道。

“端粒变短增加了人们患上多种慢性病的风险,”卡罗尔说,“我们相信,增加端粒的长度,可能帮助预防这些慢性病的出现,甚至可能延长我们的寿命。”

telomere

端粒

校对:叮当蓝色鱼  文章来源:EurekAlert

10 Oct 01:35

我们可不可以少睡觉?

by 苏木七
不知有多少人幻想过要是不用睡觉还能精力充沛,就像吃下哆啦a梦的“不睡也不累的药”一样。这样可以把多出的小半生用来做爱做的事。这没准不是痴人说梦。
 

不想睡?

睡眠时间不够,仍要保持清醒?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来几杯咖啡。可惜的是效果不够持久,喝多了效果还会打折扣。上世纪90年代有一种叫做莫达非尼的药曾风靡一时,也被称作聪明药,号称完胜咖啡因。其实这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药,用于治疗嗜睡症,但大部分都用来保持熬夜时的头脑清醒,例如学生考前抱佛脚,士兵不分日夜地作战。后来发现该药的效果也就和几杯咖啡差不多,只是半衰期短一点,价格还贵,作为处方药一般人还买不到。因此撼动不了咖啡因的王者地位。
 
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并不能缓解睡眠不足的危害。研究睡眠剥夺的实验中,可怜的大鼠被迫数十日不能睡觉,结果21天后大部分都挂掉了。[1]对于人的睡眠剥夺实验当然要仁慈得多,在一项研究中,只让志愿者们保持清醒了29个小时。结果发现,他们体内的白细胞水平,相比起正常睡眠的人显著增加,就像受伤了一样。[2]睡眠会影响人的免疫力,这结果并不意外,人们常说“一觉治百病”呢。
 
好,再也不要通宵K歌或自习了——不过并不是只有上述高强度的连续睡眠剥夺的危害值得警醒,堤溃蚁穴,硅步千里,可不要小觑了长期睡眠不足的危害。几个包括8个国家的40多万人的长达25年的研究发现,每日睡眠少于5小时的短睡者,患心脏病、糖尿病、中风甚至癌症的风险会增加。[3]熬夜之害,饮再多咖啡,吃再多聪明药,也无济于事。
 
随着人们对睡眠过程的了解不断深入,有人在睡眠各个阶段上做起了文章,既然深度睡眠似乎更有利于消除疲劳,用来增强慢波睡眠的药物也应运而生,服用这些药物后,即使只睡5个小时,效果似乎也和正常睡眠8小时差不多。不过,有的药因为高发的精神副作用,试验被叫停。
 

另辟蹊径

既然服药这样的化学手段副作用颇多,那就试试物理方法吧。
 
  • 神奇面罩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为了让士兵在短暂的休战期间迅速恢复体力,资助研制了一种名为Somneo的面罩,可以包裹住使用者的脸颊、耳朵和大部分头部。有研究显示,面部感觉温暖的话会更容易入睡,因此眼睛周围采用了发热材质。据称该面罩可让人们迅速从似乎没什么用的睡眠第一阶段,过度到第二阶段的浅睡期。而即使在第二阶段只睡三分钟,对恢复精力也大有裨益。[4]并且面罩中有内置的脑电波探测器,可判断使用者正在哪个睡眠阶段。如果睡眠时间有限,而探测器发现你没有时间完成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了,就会在你进入第三阶段的深度睡眠前把你叫醒——当然不是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发出蓝光,抑制褪黑色素,温和地让你醒来。
 
  • 通点电更聪明?
说到底Somneo面罩也没多神奇,只能让你快点儿入睡,以及不在错误的时间醒过来而已。有的技术可以直接操纵脑电波,例如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给脑部通点微弱电流,通过调节脑电波进而调节睡眠。使用tDCS可以使睡眠者从浅睡眠切换到慢波睡眠,这种人工诱导的深度睡眠看起来和正常的深睡眠没什么两样,似乎也没什么副作用。并且在后来的记忆测试中,他们的表现还更好。[5]
 
  • 磁刺激
更猛更有效的是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可以跳过睡眠的前两个阶段,直接进入第三阶段的深睡眠。利用脉冲磁场,诱导大脑产生慢波睡眠时的低频脑电波,此时被试可马上进入深睡眠。[6]不过想要买一台在自家卧室使用还太现实,仪器太大不易移动,并且躺在里面也不太舒服,有些被试因此而没法入睡。不过TMS技术展示的前景十分诱人:如果能够跳过睡眠的前两个阶段,只进行慢波睡眠,那么每晚就可以节省2个小时了!熬夜后第二天还能神清气爽!当然,有人也对此表示担忧,对睡眠第二阶段的了解尚不清楚,完全跳过这个阶段可能会有问题,比如有的研究显示此阶段的睡眠也参与了记忆巩固。
 

百忧解,或是不老泉?

这些技术没准儿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福音。抑郁症患者的睡眠模式和正常人明显不同,他们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和入睡期花的时间过长。如果用电或磁刺激将他们的脑电波调节成和正常人一样,说不定有奇效,堪比百忧解。
 
人人都怕老,容颜逝去或许还是小事,大脑老去——记忆力下降,认知力衰退——更值得担心。老年人常常觉得入睡困难,睡眠质量也不太好。研究显示,老年人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出现了灰质丢失,慢波睡眠也会大大衰退,睡觉后的记忆测试里的表现也远不如年轻人。慢波睡眠可帮助将海马区存放着的短期记忆转移到存放长期记忆的前额叶皮层。[7]研究者暗示通过刺激大脑,恢复正常睡眠时的脑电波,有可能增强睡眠质量,减缓老年人记忆下降和认知衰退。即使不能永葆青春,能够减缓衰老,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老泉”的秘密或许就在卧室床上呢。
 

参考资料:

[1] Everson CA, Bergmann BM, Rechtschaffen A. Sleep deprivation in the rat: III. Total sleep deprivation. Sleep. 1989 Feb;12(1):13-21.
[2] Ackermann K. et al. Diurnal rhythms in blood cell populations and the effect of acute sleep deprivation in healthy young men. Sleep. 2012 Jul 1;35(7):933-40
[3] Cappuccio FP, Cooper D, D'Elia L, Strazzullo P, Miller MA. Sleep duration predicts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studies. Eur Heart J. 2011 Jun;32(12):1484-92
[4] Hayashi M, Motoyoshi N, Hori T. Recuperative power of a short daytime nap with or without stage 2 sleep. Sleep. 2005 Jul;28(7):829-36
[5] Marshall L, Mölle M, Hallschmid M, Born J.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during sleep improves declarative memory. J Neurosci. 2004 Nov 3;24(44):9985-92.
[6] Massimini M, Tononi G, Huber R. Slow waves,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sights from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and high-density EEG experiments. Eur J Neurosci. 2009 May;29(9):1761-70
[7] Bryce A Mander. Et al. Prefrontal atrophy, disrupted NREM slow waves and impaired hippocampal-dependent memory in aging. Nature Neuroscience, 2013; DOI: 10.1038/nn.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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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炎药”对于很多人而言可谓耳熟却不能尽详其意,人们通常说消炎药是指抗菌药或者抗生素却不是真正的消炎药。那么什么是消炎药呢?需从炎症说起。

什么是炎症

炎症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针对伤害性刺激因子所发生的自我保护、自我防御反应,也是自我愈合的开始。这些伤害性刺激因子称为致炎因子,包括外源性损伤和刺激物、病原体以及受损变性坏死的组织细胞以及被免疫系统错误识别为“入侵者”的健康组织细胞。炎症目的是消除这些致炎因子,并启动自我愈合过程。所以,炎症实质上机体针对“入侵者”的一场“卫国战争”。

炎症反应的过程

炎症过程的组织学来看主要表现为各种理化和生物性致炎因子引发组织细胞的损害性改变,刺激血管反应、炎症细胞浸润和炎症介质的释放。

以急性炎症为例,组织受损伤后的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机体就可以启动急性炎症过程。最初是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①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局部小动脉扩张、血流速度加快、血流量增加,我们称之为炎性充血。②毛细血管壁通透性增高,血液中蛋白质和液体渗出于组织间隙或者粘膜即体表创伤表面,局部表现为肿胀或者分泌物增加(后者如我们常见的感冒后流清涕),我们称之为炎性渗出,有助于稀释和排除损伤因子。③白细胞游出和聚集,血液中中性粒细胞,可能还有一些巨噬细胞迁移出微循环血管至组织间隙。中性粒细胞充满了一些小囊,其中溶菌酶,帮助消化微生物;巨噬细胞具有吞噬作用,可以摄取异物,我们称之为炎性浸润。

在一些急性炎症和所有慢性炎症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过程,就是在致炎因子、组织崩解产物或某些理化因子的刺激下,炎症局部的巨噬细胞、内皮细胞和纤维母细胞可发生增生,在某些情况下,炎症病灶周围的上皮细胞或实质细胞也发生增生,我们称之为炎性增生,具有限制炎症扩散和修复作用。但是过度的增生则可以引发组织器官实质性损害和功能障碍。
一般说来,急性炎症或炎症的早期,往往渗出性和变质性病变较显著,是一种刺激性反应过程;而慢性炎症或炎症的后期,则增生性病变较突出。

急性与慢性炎症

急性炎症:致炎因子通常是各种对于机体具有损害性刺激性因子,如急性损伤和原体感染等。参与反应的细胞主要包括是中性粒细胞、碱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主要见于寄生虫和蠕虫感染),以及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单核细胞)。主要炎症介质主要是 类花生酸类物质(如前列腺素等)、血管活性胺等。发生时间是各种刺激作用后即时发生;持续时间短暂,通常只有几天。

结局:致炎因子消除痊愈,或者发展成为脓肿,或成为一种慢性炎症。

慢性炎症:通常是难以消除致炎因子引起持续性炎症,如感染某些类型的病毒、持久性异物、过度活跃的免疫系统反应。
涉及的主要反应细胞 有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浆细胞(这三者属于单核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主要炎症介质有活性氧、水解酶、肿瘤坏死因子(IFN-γ)即白细胞介素(IL1、6)等细胞因子、生长因子。持续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

结局,组织细胞的破坏、增生、形成疤痕(纤维化)或者死亡(坏死)。

炎症的表现

主要局部症状和体征表现为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红肿热是血管反应的结果;热痛是由炎症介质引发的,当然局部神经的牵拉也是引发疼痛的因素之一;功能障碍则是由于组织细胞破坏和局部肿胀、增生等。可见,血管反应是炎症过程的中心环节,炎症介质是关键因素——消炎治疗也就是针对这两个环节。

炎症的全身反应表现为发热、末梢血白细胞计数增高、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增生和组织器官器质性改变。前两者是机体的一种反应过程,后者是我们不乐见的一种实质性损害。

正确认识炎症
1、感染只是一种致炎因子,并非炎症

各种病原体的入侵我们称之为感染,由此引发的炎症我们称之为感染性炎症。但是,【感染并不等同于炎症——感染是病原体的入侵,而炎症是机体针对一切损害因子防御性反应】——主体不同。

2、炎症是人体先天性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先天性免疫是生俱来的、针对一切外来和内生性损伤因子的一种非特异性防御反应;而通过感染或者接种疫苗刺激后获得的针对特异性免疫原的防御反应我们称之为获得性免疫。

炎症是人体先天性免疫系统的一部分,【通常,它是有益的,所以,并非所有炎症都需要医疗干预来抑制其过程】。但是炎症过程又可以进一步造成机体组织细胞损伤,而这种损伤反过来有激发进一步的炎症,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致炎因子不能很快消除的慢性炎症和\或自身免疫性炎症,这时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有必要对于炎症过程进行医疗干预——消炎治疗。

3、炎症可帮助伤口愈合

医学治疗学是源于人类对于上海和疾病的恐惧,所以对于创伤人们的即时反应通常就是试图第一时间加以消除,炎症也不例外。炎症的最初阶段通常是刺激性的,这个阶段会表现为渗出和肿胀。在这个阶段及时消除或者减轻肿胀不会破坏或减缓愈合的进程。炎症介质和炎症细胞参与的炎症第二阶段才是损伤愈合的开始。然后出现新生细胞和组织再生,这是炎症的第三阶段。可以说,【如果没有炎症,感染和创伤永远不会愈合】。

因此,消炎治疗需要严密观察监测,以确保消除炎症的治疗措施没有完全消除炎症对于损伤愈合的好处。

4、重视慢性炎症

如前所述,急性炎症的结局通常就是痊愈或者转化为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致炎因子难以消除、引起持续性或者反复性炎症。结局更多表现为组织细胞破坏、增生甚至实质性结构和功能障碍。

慢性炎症主要包括一些刺激强度低、难以消除的致炎因子引起(如慢性感染或者异物)、和免疫系统错误攻击自身健康组织即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炎症致炎因子难以消除,持续性或反复性是其特征。结局更多表现为组织细胞破坏、增生甚至实质性结构和功能障碍。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内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治疗,几乎都是医学上难以攻克的难题。因此,针对慢性炎症的治疗更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炎症的治疗

如前所述,炎症是愈合过程的一部分。有时降低炎症反应是必要的,但并非总是如此。炎症治疗的主要措施就是消炎药的治疗。

什么是消炎药

消炎药Anti-inflammatory medications是指抑制炎症介质产生或释放的药物,通过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使炎症得以减轻至消退,同时使炎症引起的疼痛得以缓解。

需要说明的是,抗生素不是消炎药。人们通常说消炎药是指抗菌药或者抗生素。如前述,感染是指病原体入侵机体,是致炎因子之一;而炎症是机体的防御性反应。能引起感染的病原体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等,能抑制或杀死这些病原体的药物称为抗感染药,依据针对的病原体不同又可分为抗病毒药、抗菌药、抗真菌药等。抗菌药是对细菌生长有抑制或杀灭作用的药物,现在应用的抗菌药物主要是抗生素——天然存在于某些微生物或植物,具有杀菌、抑菌作用的物质,以及基于这些物质进一步进行化学修饰和半合成得到产物。所以,严格来说,抗生素(抗菌药)不是消炎药。

消炎药的种类

目前应用的消炎药包括三类:非甾体类消炎药、肾上腺糖皮质激素以及选择性抗炎免疫衍生物质(ImSAIDs)。

关于非甾体类消炎药NSAID

是通过抑制花生四烯酸转化为前列腺素(PG)的环氧化酶(COX),减少PG生成而发挥止痛和抗炎作用。是目前临床消炎止痛的一线药物。

该类药物化学结构中没有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的甾体环故命名为非甾体类消炎药。又按照化学结构分为许多类。如:①甲酸类:也称水杨酸类,代表药物为阿司匹林;②乙酸类:代表药物为双氯芬酸、吲哚美辛(消炎痛)等;③丙酸类:代表药物为布洛芬、萘普生等;④昔康类:吡罗昔康、美洛昔康等;⑤昔布类:塞来昔布、罗非昔布等;⑥吡唑酮类包括安乃近、氨基比林、保泰松、羟基布他酮。⑦其它,如尼美舒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乙酰氨基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前列腺素合成的作用与阿司匹林相似,但抑制外周前列腺素合成作用弱,故解热镇痛作用强,没有抗炎作用,对血小板凝血机制无影响。也因此对于胃肠道刺激小,不易引发消化道出血,是退热和止痛的首选药物,尤其是老年人。

NSAID副作用

环氧化酶(COX)是催化花生四烯酸转化为前列腺素的关键酶。上世纪90年代发现环氧化酶有两种COX-1和COX-2同工酶。COX-1是结构酶,存在于血管、胃、肾等正常组织中,主要介导生理性前列腺素类物质形成,参与血管舒缩、血小板聚集、胃粘膜血流、胃黏液分泌及肾功能等的调节,其功能与保护胃肠黏膜、调节血小板聚集、调节外周血管的阻力和调节肾血流量分布。COX-2是诱导酶,在炎性细胞因子的刺激下大量生成,主要存在于炎症部位,促使作为炎性介质前列腺素类物质的合成。

正常组织中前列腺素有许多中药生理功能:扩张动脉,调节肾血流,使肾滤过率增加;促进钠排泄,降低血压;抑制胃酸分泌;使子宫肌纤维收缩,溶解黄体;舒张气管平滑肌;使鼻粘膜血管收缩;抑制血小板聚集等。

NSAID抑制炎症组织前列腺素的合成发挥抗炎作用同时,没有选择的抑制正常组织前列腺素合成则导致系列副作用产生,突出表现在胃肠道与肾脏两方面。

NSAID胃肠道副作用

表现在对粘膜表面直接的损害、前列腺素合成的抑制增加胃酸分泌、抗血小板凝集效应,因而可以导致或加重胃出血的发生,有时甚至是致命性的。

NSAID肾脏副作用

表现在前列腺素合成抑制可以导致肾脏灌注和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致使体液和电解质紊乱,可发生水钠潴留、高血钾,甚至导致急性肾脏功能不全。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急性肾损害是功能性的、完全可逆性的,及早发现,甚至不需要任何治疗,就能在短期内恢复正常。

阿司匹林抑制血小板凝集作用

血小板内有血栓素A2(TXA2)合成酶,可将COX的代谢产物前列腺素H2(PGH2)转变为TXA2,有强烈的促血小板聚集作用。阿司匹林可使COX丝氨酸位点乙酰化从而阻断催化位点与底物的结合,导致COX永久失活,血小板生成TXA2受到抑制。血小板没有细胞核不能重新合成酶,血小板的COX一旦失活就不能重新生成,因此阿司匹林对血小板的抑制是永久性的。因此,阿司匹林作为一种抗血小板药物已经被充分评估,而其他NSAID则没有此作用。

COX2选择性抑制剂

由于早期的NSAID无选择性抑制COX酶活性,对于正常组织中COX1的抑制是引发副作用的主要原因,因而随着对于COX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发出选择性抑制COX2的药物,用于临床主要有罗非昔布、塞来昔布(西乐葆)和伐地昔布。研究证明这些选择性COX2抑制剂的确可以减少胃出血、肾功能障碍等副作用,但是同样发现,这类药物却可以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和致死率,因而为这类药物的临床应用蒙上了一层阴影。

肾上腺糖皮质激素

是由肾上腺皮质分泌的一类甾体激素,具有调节糖、脂肪、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和代谢的作用,因而通常称之为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有因为其合成原料是胆固醇也成为类固醇激素;还具有抑制免疫应答、抗炎、抗毒、抗休克作用。
是临床最常用药物之一,依据血浆半衰期分为短、中、长效三类:短效激素包括:氢化可的松、可的松。中效激素包括:强的松、强的松龙、甲基强的松龙、去炎松。长效激素包括:地塞米松、倍他米松等药。
这类药物抗炎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收缩血管并抑制蛋白水解酶的释放;诱导抗炎因子的合成;抑制炎性因子的合成;抑制单核细胞、中性白细胞和嗜酸性白细胞向炎症部位的趋化、聚集以及吞噬功能。因而显示出全面、强大的抗炎、免疫抑制作用。

但是,这类药物长期大量应用却能引起系列不良反应,包括:

  1. 皮质功能亢进综合征(类库欣氏综合征):满月脸、水牛背、高血压、多毛、糖尿、皮肤变薄等。
  2. 诱发或加重感染。
  3. 诱发或加重溃疡病。
  4. 诱发高血压和动脉硬化。
  5. 骨质疏松、肌肉萎缩、伤口愈合延缓。
  6. 诱发精神病和癫痫。

另外长期应用后如果骤然停药又长发生停药反应,表现为反馈抑制性肾上腺皮质萎缩或功能不全,和反跳现象。虽然这些不良反应严重限制了这类药物的临床应用,但是它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作用,尤其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需要医生权衡利弊、严格掌握应用指征、遵循应用规范。

选择性抗炎免疫衍生物ImSAIDs

ImSAIDs是近年应用生物工程技术开发的一类针对具体炎症介质的多肽类生物制剂。目前用于临床的主要有肿瘤坏死因子(TNF)、白细胞介素(IL1、IL6)拮抗剂,显示出良好的抗炎作用,尤其是对于以慢性炎症为主要表现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03 Oct 12:52

Graphene Could Make Data Centers and Supercomputers More Efficient

New research suggests graphene could enable highly efficient op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ps for data centers and supercomputers.

Computer chips that use light, instead of electrons, to move data between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to other chips could be essential for more efficient supercomputers and data centers. Several industrial research labs are working toward such optical interconnects that rely on germanium to turn light into ones and zeros. But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graphene devices could be far better and cheaper.

02 Oct 06:17

中国的衣服为什么洗不干净?

by 土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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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不要盲目迷信国家制定的行业标准,管理部门、企业、媒体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梳理一下,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

深圳姑娘张子婷曾经在德国生活了9年,4年前因为工作关系回到北京定居。爱干净的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衣服总也洗不干净,和在德国时的情况相比差距非常明显。“我感觉问题就出在国产洗衣粉上,质量比德国的差多了。”张子婷对本刊记者说,“德国不但有专门针对白色和彩色衣服的洗衣粉,还有专门用来除去酒渍、咖啡渍和血渍的洗衣粉,甚至还有在不同水质下使用的洗衣粉,种类特别多。国内洗衣粉好像特别喜欢添加消毒水,除此之外其他功能很少,即使有的话效果也明显比不上德国的洗衣粉,肉眼就能看出差别。”

当然,张子婷的看法纯属个人感觉,并不足信。那么,中国洗衣粉的质量到底如何?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是否真有那么大差距?只有科学试验才能告诉我们答案。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主管的《日用化学品科学》杂志今年8月份刊登了一篇论文,证实了张子婷的看法。这篇论文是由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Novozymes)的工程师王燕飞和徐清合作撰写的,题目叫作《利用全规模洗涤方法对比评价几种国内外洗涤剂的去污性能》。文章比较了23种产自美国、欧洲、拉美地区和中国的洗衣粉和洗衣液(以下统称“洗涤剂”)在实际生活中的洗涤效果,发现在相同洗涤温度和洗涤剂浓度等条件下,来自欧美地区的洗涤剂显示出了比国内同类样品更为优异的洗涤性能。

文章作者使用白度仪测量洗涤干燥后的污布在460nm波长光线下的反射值,以此来衡量洗涤剂的去污效力。结果发现,欧美洗涤剂样品在去污力上比国产样品高75~125个反射值单位,这是一个肉眼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同时比较了国产洗衣粉和洗衣液在同等情况下的去污效果,发现除了一种洗衣液之外,其余7种国产洗衣液的去污力都要比洗衣粉低,双方差距同样非常明显。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因为国家标准定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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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业园内的某品牌洗衣液生产线

国家标准的变迁

是什么决定了洗涤剂的去污力呢?答案是表面活性剂的数量和性质。

表面活性剂是洗涤剂中最主要的成分,这是一种既含有亲水基又含有亲油基的分子,脏衣服上不溶于水的污渍与表面活性剂的亲油基相结合,然后在亲水基的帮助下溶解到水里,最终被冲进下水道,衣服就洗干净了。

通常情况下,表面活性剂含量越高,洗涤效果就越好,于是早期的行业标准都是根据表面活性剂的含量来制定的。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用15作为标准,即表面活性剂的含量不得低于15%。这是一个简单易测的化学指标,达标与否一清二楚,很难造假,非常适合作为行业标准来使用。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联想到牛奶的检测标准。牛奶合不合格与蛋白质含量直接相关,而测量蛋白质含量用的是氮原子,于是一些造假者使用含氮的三聚氰胺充数,导致了一场食品安全危机。表面活性剂不存在造假问题,类似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有些表面活性剂会污染环境,这就需要国家出面进行监管。

“衣用洗涤剂目前主要有两个产品标准,即洗衣粉国家标准GB/T13171-2009和洗衣液行业标准QB/T1224-2012。”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华涛对本刊记者说,“这两个标准既界定了产品质量,也兼顾了环保,比如规定不得采用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或者四聚丙烯烷基苯磺酸盐等对环境有影响的原料,并规定所用原料必须符合《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GB/T26396)的规定。”

那么,有了这两个标准,把产品质量和环境影响都管住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答案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洗涤剂的质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仅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远远不够。

“表面活性剂是一类化学物质的总称,一共有几千种之多,它们的去污力都不一样,对于不同的污垢也有不同的洗涤效果。”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蕾对本刊记者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企业认为,如果只用表面活性剂浓度指标来管理的话,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产品质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反而会把企业管死了,阻碍了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诺维信就是其中之一。这家总部设在丹麦的跨国公司生产多种洗涤剂专用的酶制剂,通过酶解污渍的方法减少表面活性剂的使用量。该公司政府事务和公共关系总监何育萍告诉本刊记者,绝大部分表面活性剂都是从石油产品中提炼出来的,不但消耗了宝贵的化石能源,而且对环境也不太友好。

何育萍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国市场上一款比较畅销的洗衣粉每洗一次衣服大约需要使用68克,其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为12克,添加了该公司生产的复合酶制剂后,表面活性剂使用量减少到了9克,洗涤效果不降反升。中国每年的洗涤剂消耗量约为300万吨,如果全都改用这项技术,关键稀释体积(CDV,水毒性测定指标)将减少12%,亦即减少了2×1012次方立方米,相当于保护了676个鄱阳湖免受污染。如果再使用浓缩产品,将带来两倍的效果。

即使我们不考虑环保问题,仅从洗涤效果衡量,表面活性剂含量也不是唯一有用的指标。“洗涤剂里面除了有表面活性剂之外,还要添加多种功能助剂,提高对特殊污渍的洗涤能力以及改善对衣物的护理能力。”张蕾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比如使织物保持柔顺、不易掉色、不易串色,以及提高衣物的易去污性等等。但是加入功能助剂往往会提高成本,如果国家标准中只有表面活性剂含量这一项指标,功能助剂加得越多往往就越不好卖,这就降低了企业推动技术革新的热情。”

这个道理很简单,管理部门也不傻,于是在含量指标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性能指标。顾名思义,性能指标测的是洗涤剂的实际去污效果,除了和表面活性剂含量有关外,同时也能体现其他功能助剂对去污效果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性能指标显然要比含量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洗涤剂的真实去污力,也更能促进厂家提高技术水平,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但是,性能指标说起来简单,实行起来却很困难,原因就在于测试过程较难标准化,测试结果波动比较大,而且性能指标也不可能涵盖生活中的所有污垢,被测污垢对象对产品好坏评判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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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消费者在北京某超市内选购洗衣粉(摄于2007年)

据张蕾回忆,国家有关部门曾经使用多年的性能检测方法非常简单,只用一块标准污布作为样品,与待测的洗涤剂一起放入一种专门的去污机中进行漂洗,然后和标准洗涤剂做对比。标准洗涤剂含有15%的表面活性剂,是业内公认的底线,如果一款洗涤剂的去污效果等于或者好于标准洗涤剂,就被认为是合格产品,反之就是不合格的。问题在于,这块污布过去一直是手工染制的,均匀度无法保证,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很差,同一批产品有时能过有时又不能过,企业怨声载道。

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早期的那一块污布上涂的是炭黑,用来模拟日常灰尘,但实际生活中的污渍显然不止灰尘这一种,还有领口袖口的油渍和各种食物残渣造成的蛋白污渍。于是2004年国家有关部门又出台了新政策,增加了皮脂污布和蛋白质污布,把性能检测的污布数量从1块增加到了3块。此后又对污布的制作工艺做了改进,用机器染布取代了手工染布,增加了稳定性。

为了与新的性能指标相配套,新法规同时对浓度指标进行了修改,把表面活性剂浓度的最低标准从15%降到了13%,给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留下了空间。“曾经有人认为,洗涤剂的含量标准从15降到13,说明我们的国家标准降低了,导致国产洗涤剂质量下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曾经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的张蕾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在降低含量标准的同时性能测试从1块污布增加到了3块污布,标准应该说是提高了,所以我认为国家标准反而是比过去更严格了。”

可是,不少企业对这个新标准仍有意见。比如宝洁公司就曾在一次性能指标测试抽查中被查出去污力达不到国家标准,但宝洁认为,3块污布的测试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产品的真实质量,他们公司的产品对于实际生活中的污渍的去污效果是好的,消费者可以接受。

“发达国家的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衣服没过去那么脏了,所以一些外资企业认为,洗涤剂的去污力不必像过去那么高,应该在其他一些性能上做文章。”张蕾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他们一直在抱怨中国目前的3块污布测试方法太过理想化,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应该增加污布的种类,尽量和日常生活接轨。”

前文提到的那篇发表在《日用化学品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所用的污布种类就非常多,除了标准的3块污布外,还使用了包括茶、血、咖啡、红酒、墨水、口红、橙汁、酱油和火锅底料等32种污布,涵盖了实际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污渍。另外,试验所用的洗衣机也不是重复性较高的工业用“立式去污机”,而是从商场里买来的普通民用洗衣机。

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做性能检测,是不是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这个方法只适合在同批次试验中做相对比较,如果更换了试验人员和实验室,其结果则不具备重现性,很难作为标准检测方法。而且,选用什么污布也因人群和生活习惯而异,很难标准化。国家标准采用3块标准污布和立式洗衣机来做性能测试,其目的就是要减少试验的不确定性,尽量做到准确公正。如果增加污布种类,试验的可重复性一定会降低,生产厂家就更吃不消了。于是,不少企业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修改现行的国家标准,只管环保就行了,产品质量不再设限,依靠企业自律和市场机制来管理。

这个提议遭到了张华涛的反对:“现行标准是对产品的一个基本的理化和性能的要求,企业按照符合或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生产,就能够保证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的使用和安全性需求。如果连现行标准都达不到,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就无从保证了。”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提出,为了鼓励创新,应该取消表面活性剂含量标准,只采用性能指标。针对这个提议,张华涛也表达了不同意见。“表面活性剂是洗涤剂产品的基本成分,如果连这个指标都达不到,那不管是去污力,还是其他产品性能都无从保证。”张华涛对本刊记者说,“创新当然要鼓励,但也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才称得上是创新。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小企业就连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都达不到,还谈何创新?即使要创新,也应该是百变不离其宗,目前全世界表面活性剂有4000多种,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更加高效的表面活性剂进行复配等方法,来达到创新。因此国家标准并没有限制创新。”

相比之下,张蕾的态度较为温和。“如果从促进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应该以性能指标为主,鼓励洗涤剂成分的多元化,比如用复合酶来代替一部分表面活性剂。”她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但无论怎样,中国目前还没办法取消国家标准,因为国土面积太大,各地发展不均衡,不少地区的消费者没有那么强的辨别能力,仅依靠市场机制来监督是不够的。”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只有餐具洗涤剂的国家标准是强制性的,不达标不准上市。洗衣服用的洗涤剂和人体健康的关系不那么直接,国家没有强制标准,只有推荐标准,不达标的产品只会被公布出来而已,并不会被直接勒令下架。但是,如果一家企业被爆不达标,对于该企业产品的销量影响很大,任何一家正经企业都会竭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名单上,所以这个推荐标准实际上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约束力。

换句话说,中国洗涤剂行业虽然设有国家标准,但实际上也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监督执行的,与欧美国家没有太大差别。双方的差距并不在这里,而是存在于更深的层面。

从底线原则到顶线原则

“中国的国家标准相当于为产品设定一个底线,不达标不准入市,但底线之上就不管了,全凭企业自觉。”张蕾对本刊记者说,“我刚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大家水平参差不齐,远高于底线的产品还是有很多的,但是现在洗涤剂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在打价格战,降低成本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市面上的洗涤剂产品越来越集中到这条底线附近,大家质量都差不多,最后只能去拼广告,或者看谁给的折扣多。”

张蕾是1986年入行的,那时中国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阶段。如今市场经济的格局已经成型,对利润的追逐成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在一个健康的商品社会,产品质量越高,价钱卖得就越贵,钱也应该赚得越多才对。但是对于像洗涤剂这样的产品,使用者对质量的好坏感觉不明显,问题就来了。

“业内人士都知道多加点助剂洗涤效果就会更好,但是这样做需要增加成本,国内消费者贪便宜,一听说涨价就不买了。慢慢地企业也学聪明了,在包装上吹得天花乱坠,反正消费者一时半会也感觉不出来。”张蕾对本刊记者说,“事实上中国很多商品都有类似情况,其结果就是同质化现象相当严重。”

“中国和欧美国家都有一根尺子,但是我们的尺子是横着放的,尺子上面合格下面不合格,于是大家都集中到尺子上面一点点,只要合格了能卖了就行。”诺维信工程师刘洋对本刊记者解释道,“欧美国家的那根尺子是竖着放的,越往上质量越好,消费者根据某件产品在这根尺子上的位置,以及相应的价格来决定是否购买,这就给生产厂家发出了正确的信号,引导他们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生产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如果把横放的标尺称为底线原则,那么竖放的标尺可以称之为顶线原则,两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思路。前者把生产厂家当作潜在的敌人,千方百计严防死守,消费者则被看成是一群毫无自卫能力的绵羊,任人宰割。后者则把企业和消费者都看作同一条因果链上的一环,双方关系不是相互欺骗,而是互利互惠,相互促进。

顶线原则听上去更加完美,但只有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里才能实现。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群聪明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给商家发出正确的引导信号。其次要有一个公正的质量评价体系,帮助消费者做出合理选择。否则,一群贪小便宜的消费者遇到一群唯利是图的商家,最后吃亏的往往是消费者。

洗衣液的热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所有洗涤剂中洗衣粉属于相对成熟的产品,各种助剂种类齐全,价格低廉,添加起来也很容易,而洗衣液的相关技术尚未成熟,所以基本上以表面活性剂为主,助剂加得少,同等条件下的洗涤效果往往不如洗衣粉。但是因为洗衣液包装做得很漂亮,有一种高科技的时髦感觉,再加上厂家为了促销洗衣液拼命打广告,在商场里大搞优惠促销,结果老百姓都以为洗衣液比洗衣粉效果好,销量直线上升。

“洗衣液也不是什么方面都差,双方各有千秋。”张蕾对本刊记者说,“洗衣液易溶解,残留少,在柔顺性和护理性等方面要比洗衣粉好。城里人衣服洗得越来越勤,对洗涤剂去污力的要求没过去那么高了,所以洗衣液也是有市场的。但是消费者应该清楚两种产品各自的优缺点,只有这样才能买到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否则肯定吃亏。”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多数情况下,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等,消费者肯定是弱势一方,需要有人站出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关键问题在于,到底应该由谁出面来做这件事呢?中国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思维方式往往还停留在那个阶段,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政府才是最靠得住的。但是,无数事实证明,政府受自身的角色定位所限,最擅长做的就是根据底线原则来制定行业标准,很难期望政府会把那根尺子竖起来。

行业协会也有其局限性。顾名思义,行业协会是行业内部人士的联合会,肯定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比如中国洗涤剂行业协会是由各家企业的管理人员组成的,指望他们推广顶线原则也是不现实的。

媒体怎么样呢?很多消费者把维护自身权益的期望寄托在媒体身上。但是,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于是我们最常看到的情况是,媒体要么和商家合作,充当软广告的发布者,要么走民粹路线,成为一个打假者。

归根结底,消费者需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或者组织,完全站在消费者自身的立场上,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为终极目的。换句话说,消费者需要成立自己的协会。这件事貌似很难做到,但其实在国外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我在德国的时候挑选洗涤剂产品很简单,只要去查一下‘商品测试基金会’的报告就行了。”张子婷对本刊记者说,“这家机构会给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商品打分,我只要根据这个榜单,选择一件最适合自己需求和购买力的产品就行了。比如我个人很看重环保,就会挑选在这方面成绩最优秀的品牌。”

这个“商品测试基金会”的德文全称是StiftungWarentest,简称STIWA。这是在德国政府推动下,于1962年成立的一家消费者保护组织。该组织自1966年起定期出版一本名为《测试》(Test)的杂志,为消费者提供来自第三方的商品检测结果和相关信息。如今STIWA已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消费者保护的代名词,2000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96%的德国人知道STIWA这个名字,其中约有30%的采访对象将该机构的检测结果作为购物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就拿洗涤剂来说,本刊记者拿到了一份最新出版的德国洗涤剂调查报告,发现测试内容非常多,不但有普通洗涤效果、冷水条件下的洗涤效果、衣物柔顺度和色彩保持能力等常见指标,还包括血污渍去污效果和草污渍去污效果等德国消费者比较关心的特殊项目。榜单后面还附上了每次洗涤的价格,方便消费者根据自身财力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STIWA不是个案。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都有类似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所有这些组织公认的鼻祖就是成立于1936年的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这家组织对美国市场上出售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定期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刊登在《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月刊上。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公正性,该组织严守中立原则,所有测试商品均由该组织成员匿名购买,测试过程也均由该组织独立完成。他们不接受任何厂家的捐赠,也不允许任何厂家引用该组织的测试报告来为自己的品牌打广告,他们甚至不和各个行业协会及相关政府机构的专家们接触,以免受到影响。

做这种商品性能测试是要花钱的,美国消费者联盟平均每年花在测试上的经费高达2100万美元,这笔钱几乎全部来自《消费者报告》的销售收入。目前该杂志的订户总数高达730万,他们的网站也要付费才能阅读,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由消费者自己花钱购买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服务,消费者联盟从消费者那里收取一点点费用,然后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需要花很长时间,美国消费者联盟花了几十年才终于取得了今天的成绩,这显然要归功于美国健全的法律法规,以及众多的人口。德国人口总数少,STIWA每年的订户总数只有46万左右,无法和美国比,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每年会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STIWA的原因,而且STIWA的广告政策也比《美国消费者报告》要宽松一些,比如允许厂家拿STIWA报告去打广告,甚至把STIWA的测试结果直接印在商品外包装上。但是无论怎样,这些消费者保护组织的独立性都保持得很好,因为这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一旦消费者怀疑测试报告的公正性,这些组织便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

中国人口众多,完全有条件模仿美国模式。但是中国毕竟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要想达到欧美国家的水平恐怕还要等上很多年。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消费者保护自身利益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从而催生出了好几家模仿国外相关机构的国产消费者保护组织。本刊记者采访了其中两家,发现它们都尚处于摸索阶段,并且都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

一家是由广东时代传媒集团和消费者报道杂志社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消费者报道》,这本杂志于今年4月出版了创刊号,目前已经出到了第5期,每期64页,零售价15元。杂志内没有任何广告,内容以揭露性报道为主,产品性能测试并不多,总体感觉更像是一本报道消费领域热点事件的新闻类杂志。另一家是今年初刚创刊的《鉴客》。这是由“夸克侠科技公司”负责出版的线上杂志,专门负责刊登独立的第三方评测结果,并以某种指标和权重对商品进行排名和推荐。

“我们团队中的很多人都在海外生活过,知道美国的《消费者报告》,澳大利亚和香港的《选择》(Choice),以及英国的《谁家》(Which)等消费者杂志,对这个行业十分了解。”该品牌联合创始人苑大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每年‘3·15’晚会曝光的种种损害消费者的案例,以及去年的那个‘8点20准时发’的乌龙事件让我们义愤填膺,大家都对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感到非常不满,所以一致决定要做一个中国版的《消费者报告》,只是因为版权的原因改名为《鉴客》。”

该公司的很多技术骨干来自清华大学,有浓厚的技术背景,所以他们提供的基本上就是一份产品性能评测排名表,不涉及打假或新闻报道。换句话说,《鉴客》完全摒弃了底线原则,直接采用顶线原则,与欧美国家全面接轨。

但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这家公司在创业初期很难完全达到国外水平。比如,他们做的第一份评测报告是关于空气净化器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购买机器,甚至没有做评测,只是根据各家公司提供的性能数据,为消费者做了一个解读,最后的结果更像是一篇深度科普文章,虽然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也是十分有用的信息。

“我们假定厂家在技术参数上是不会造假的,这属于国家质监部门要管的事情。”苑大为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但是这些参数可以有多种解读,厂家往往会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解读,从而夸大产品的性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帮助消费者正确解读这些参数,从而选出最适合他们的产品。”

和《消费者报道》一样,《鉴客》目前还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只能委托第三方来做检测。因为没有实体杂志,只有线上内容,而且目前全部免费,所以该公司的盈利模式比较模糊。苑大为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目前依靠独立投资人注入的资金在维持,未来可能通过为电子商城提供导购服务获得佣金提成,以及出售数据库和在线报告来获得收入。

“我们也想像美国那样依靠消费者订阅杂志来赚钱,但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苑大为对本刊记者说,“也许我们可以借鉴刚刚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的‘众筹模式’,即由我们发起一个项目,比如空气净化器评测,然后向有此需要的网民筹资。”

虽然这个方法听起来似乎还很遥远,但苑大为相信中国的市场会借鉴欧美国家的一些优秀经验,同时保留自己的某些特色。“美国的《消费者报告》刚开始办的时候也很艰难,直到50年代至60年代才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这是和当时美国消费者维权运动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苑大为说,“我们根据一些国外专家的研究结果判断,中国的消费者维权运动很可能会来得更早一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打好基础,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和商机。”

02 Oct 06:12

警惕“伪基站”广告

by 月光 (williamlong)

  前些日子去丽江旅游,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让我感觉个人隐私的泄漏速度实在太快了,而技术的发展如果用在歪路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丽江旅游的一个主要景点就是丽江古城,到了丽江后,当天下午就去丽江古城闲逛,这时候忽然手机收到短信,打开一看,是介绍丽江旅行社以及旅游线路的广告,而且之后又有类似的好几条短信发到我手机上,这令我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我才到丽江一天,就有当地信息的广告短信发到我手机,如此精准而快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开始,我怀疑是不是我使用的某些LBS手机应用将我的信息出售了,实际上,地理位置类手机应用对商家的价值往往比对用户的要大。但经过分析发现,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用的是iPhone手机,权限设置也比较合理,LBS应用应该无法获得我手机号,也没理由这么快就将我的实时位置信息出售给广告商。

  后来经过查阅资料分析,这种广告很可能是“伪基站”发布的广告。

  所谓“伪基站”,一般由主机和笔记本电脑组成,通过短信群发器、短信发信机等相关设备能够搜取以其为中心、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手机卡信息,通过伪装成运营商的基站,任意冒用他人手机号码强行向用户手机发送诈骗、广告推销等短信息。此类设备运行中,用户手机信号被强制连接到该设备上,无法连接到公用电信网络,严重影响手机用户的正常使用。

  通常,不法分子会将“伪基站”设备放置在汽车内,驾车在路上缓慢行驶,或者将车停放在特定区域,从事短信诈骗、广告推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伪基站的生产成本每台约为两万元,由于功率不一样,伪基站所影响的范围从两三百米到3公里不等。手机大约每5秒钟寻找一次基站,当伪基站打开时,由于距离等原因,手机就会自动连上伪基站,三五秒间手机与运营商的联系就断掉。

警惕“伪基站”广告

  根据我的观察,我收到广告短信前手机曾短时间出现无信号现象,接着就收到广告短信,因此极有可能就是“伪基站”设备发送的广告。

  这种“伪基站”广告的危害性非常大,需要高度警惕,因为其具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特性,如果在一些特定地理位置的人流密集场所实施短信诈骗具有很大欺骗性和危害性,比如丽江古城的人流量很大,因此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伪基站”设备搜索这个范围内的手机号,过滤掉本地号码,然后选择往一线大城市的手机号码上发送丽江旅游的广告信息,这样以极低的成本带来不错的转化率。此外,在机场、火车站、银行等场所使用“伪基站”设备,则可以实施定向诈骗,侵犯手机用户的财产权益,可能导致手机用户上当受骗。

  这种“伪基站”设备成本低廉,只有几万元,发送短信又不要费用,很容易实施定向诈骗,因此值得所有手机用户警惕,遇到不明广告短信,不要进行联系,遇到转账汇款的短信,一定要通过电话确认清楚,不要轻信短信上的内容。如果确认“伪基站”的短信,应该立刻报警,以防其周围他人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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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ep 05:04

奥卡姆剃刀到底是个怎样的法则?

by Ent

本文作者:Ent

220px-William_of_Ockham常访问科学网站的同学们可能都比较熟悉剃刀原则,这个原则经常会用来驳斥一些玄学和伪科学的言论。

但是这个原则本身却经常被人误解。最重要的是,剃刀原则从来没有说简单的理论就是正确的理论。 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科哲原则认为简单即正确,最多也只有几个物理学家认为优美的数学公式更可能符合物理事实——而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对的。

那么剃刀原则说的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奥卡姆的威廉肯定不是总结出这个原则的第一人,但是通常的表述——“如无必要,毋增实体”一般都归在他头上。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下,我们说到狭义的剃刀原则时,一般是这样的:“当两个假说具有完全相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时,我们以那个较为简单的假说作为讨论依据。”(有一些科学哲学家对此进行过扩充,不过我们不讨论扩充的版本。)

注意,这两个假说必须在实证上完全等同,剃刀兄才能出马,而这个前提实际上要求很高,绝大部分科学内部的争论都不满足的。

剃刀原理最常被误用的案例之一,是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相当一部分涉及科学史的文章都很随意地说,日心说不需要本轮均轮,比地心说简单,所以是对的。

但是,日心说和地心说的解释力根本不一样啊!

托勒密不是地心说的发明者,而是地心体系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虽然繁琐,但预测精度很高,实际上比哥白尼书中描述的那个日心理论要更精确……但是托勒密体系也有好几个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月亮轨道:他的体系可以很漂亮地解释月相,但付出的代价是要求月地距离必须有很大的变化,最远时是最近时的两倍——也即一个月内,月亮最大时直径要是最小的两倍!显然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实际观察。托勒密当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坦承自己也没办法。

反过来,日心说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哥白尼的著作出版后,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很快提出了很多质疑:地球如果在运动,那么上面的人为啥不会飞出去?自转为啥不会把地球外表面的东西甩飞、让它四分五裂?如果地球在动,那为什么一年四季看到的星座形状距离都一样?另外,日心说在伽利略的手里发扬光大了,但也留下一个问题:按照伽利略的计算,每天应该只有一次潮汐,可大家都知道是两次。

由此可见,日心和地心的关键不是谁更简单,而是谁的错误更不严重、更容易弥补。随后的几百年里,我们有了牛顿定律,有了引力理论,有了先进的望远镜可以观测到视差,还发现伽利略的计算是错的。日心说的漏洞全都补上了,而地心说却始终原地踏步,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没有学者还在坚持地心说,就连天主教廷也在1821年给哥白尼学说的书籍解禁了。全过程都没有劳烦剃刀原则出马。

实际上,科学界里几乎所有的公开争论,水猿vs.陆猿,板块运动vs.不动,爱因斯坦体系vs.牛顿体系,甚至以太vs.没有以太,对阵双方假说的预测力和解释力都是不一样的。我印象中不记得见过任何一个科学争论是纯靠奥卡姆剃刀来解决的。我的猜测是,由于科研工作者的职业锻炼,如果遇上了一个不可证伪、因而“无必要”的假说,他们能很快地识别出来并自行解决之,而不会拿到台面上争论。

那奥卡姆剃刀能干什么呢?通常它是用来解决科学vs.非科学的争端的。

比方说,我认为有一个神点燃了宇宙最初的种子,但是从大爆炸那一瞬间起,它就甩手不干了,不做任何形式的干预和观察。

这样一个神就是典型的刀下亡魂。一个神创造了最初的宇宙然后撒手不管,和这个宇宙自己产生的,对于我们而言有任何可观测的区别吗?没有。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我们要做理性讨论,就应该”毋增实体“——忽略这个神。

这个神是否一定不存在呢?也许它是存在的。但同样道理,也许它是由它之上的另一个神创造的,也许我们的宇宙只是它的梦境或者它编的电脑游戏,也许实际上是几十上百个神通力完成的,也许整个宇宙都是我一个人的想象,这样的假说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下去。哪个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观测不到任何区别,没有任何一个假说是可证伪的。这么多假说对我们讨论问题有什么帮助?丝毫没有,而且还会引发混乱。如果我们想理性地讨论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连大前提都不一致,所以祭出奥卡姆剃刀,忽略这样一个神或者几十个神。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使用的是一代目剃刀:这个神完全是“不可证伪”的,没有任何实验方法能否认他的存在,因此他完全是一个“无必要”的实体,因此就不考虑他。

但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可能。这个神确确实实做了一些能影响人类的事情,理论上一定存在方式来检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人真的去做这样的检验。

这时候我们动用二代目剃刀就要小心一点儿了,因为我们的目标现在是一个合格的、具有可证伪性的真正的假说,首选的手段当然是用对应的实验去验证它,没法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才能勉强出动剃刀;而此时剃刀的锋利程度就和假说的“可证伪性”成反比了。如果一个假说用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能证明或证伪,那就不应该使用剃刀;如果一个假说要证明或证伪的难度非常之大,那剃刀还可以用用;如果证伪的难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那么恭喜,我们又化归到了第一种情况,可以自由使用剃刀了。

17 Sep 02:55

3-Sweep技术:2D转3D,让照片变立体,就是这么简单!

by nonmarking

从18年前的第一部《玩具总动员》到前几天刚刚上映的《蓝精灵2》,诸多的3D动画片已经占据了电影市场的很大份额。不过,制作一部3D动画片的难度绝不亚于拍摄一部真人电影,光是初期的3D建模就有着庞大的工作量。

清华大学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开发出一种名为“3-Sweep”的技术,可以实现从单张2D照片直接生成3D模型,让3D建模变得像在Photoshop中建立选区、编辑图像一样简单。

视频由研究者提供。

看完这段演示视频,不由让人惊呼,这难道是要抢3D建模师、动画师的饭碗吗?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陈韬告诉果壳网:“我们最初的目标是为非专业用户提供简单的交互建模工具,同时减少专业用户的重复劳动,并且提供一个2D-3D的转换途径,以满足巨大的3D建模与图像编辑需求。这个技术还是无法取代原创性的建模的。”(下图来源:3-Sweep)

“我们支持的建模物体需要能够被分解成广义的立方体、圆柱体或球,然后用户通过‘3-Sweep’将每个分块的三个维度定义出来。但由于2D转3D的不确定性,单一分块的建模并不确定,最终是依靠多个分块之间的垂直、平行等几何约束来确定三维模型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只对人造物体建模。”陈韬向果壳网友介绍原理时说。

除了可以生成模型外,3-Sweep还可以直接为模型贴图,并且在编辑3D模型时,还可以自动渲染原来被遮挡住的背景,关于这个问题,陈韬则表示他们使用的就是前几年已经出现的基于PatchMatch的图像补全算法,就类似于Photoshop的内容自动填充(Content-aware fill)功能,并不属于本技术的创新之处。同时他也很诚恳地表示:“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补全的背景都有些瑕疵。”

至于物体背面的贴图,则是研究人员假设了物体的对称性,在此基础上同样利用了PatchMatch,所以这项技术目前还只是用于轴对称的物体。

陈韬表示这项技术比较适合成为当前一些大型3D建模软件、图像编辑软件的插件,但是正如视频中所展示的一些失败的例子,这项技术还存在很多限制,比如对模型对称性、复杂性的限制;照片边缘清晰程度的限制等,而且我们还看到在建模的同时没能完善高光与阴影的细节。“这些都可以是今后进行研究完善的方向,”陈韬称,“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提供更多、更细致的用户交互,或者让用户在此技术生成的模型基础上用其他工具进行更细致的建模”,他在谈到3-Sweep的应用前景时对果壳网说。

这项研究参与了今年的 SIGGRAPH ASIA 2013,它是由国际图形图像协会(ACM SIGGRAPH)举办的电脑图像和互动技术展览及会议,是世界上影响最广、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权威的一个集科学、艺术、商业于一身的CG及互动技术展览及会议,今年的SIAGGRAPH ASIA 将在11月19日-22日于香港举办。
 

相关的果壳网小组

 

文章题图:Shutterstock 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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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ep 06:14

当在美国哈密瓜吃死了人

by 云无心

本文作者:云无心

如果一种农产品能让一百多人感染细菌,导致几十个人死亡,会不会出现恐慌?想想子虚乌有的“膨大剂危害”让大量西瓜烂在地里,完全正常的“催熟香蕉”使得蕉农欲哭无泪,还有时不时来一遍的“桔子生虫”恐慌,“致人死亡”的的农产品很难卖出去是肯定的了吧?

2011年的美国,哈密瓜真的就出了这事。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2011年发布的公报,一批含有李斯特细菌的哈密瓜已经造成了146人感染,其中30人死亡(更新数据为截止到2011年12月日导致了33人死亡),还有一人因为并发症而流产。

不过,群众情绪依然稳定,媒体反响也比较平淡,基本上只是转发CDC和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公报。也没有见到“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吃”或者“最好不要吃哈密瓜,会感染李斯特菌甚至死亡”的“善意提醒”。美国社会,是如何实现这样的状况的呢?

美国CDC会跟踪记录各种细菌感染病例的出现。他们发现,从8月15日开始,短期之内出现了15起李斯特菌感染,感染者出现在科罗拉多等4个州。这样集中出现的病例被认为是“集中爆发”,CDC会同FDA以及地方卫生部门开始了调查。李斯特菌的感染途径一般是肉制品以及生奶酪,通过农产品的极为罕见。不过,经过对感染者生活经历的调查,科罗拉多州洛克福德地区出产的哈密瓜具有重大嫌疑。紧接着,科罗拉多的公共卫生部门从食品店里的哈密瓜和感染者家中检测到了同种李斯特菌。这,差不多算是“确凿证据”了。

9月12日,CDC发布了第一份公报。除了介绍所掌握的情况,还介绍了李斯特菌感染的临床症状,以及对消费者的建议。对消费者的建议不是“不要吃哈密瓜”,而是“注意哈密瓜的产地,对于来自于洛克福德地区的,要按照正确的方式丢弃”。

此后,CDC在9月13、14、19、21、27和30日分别发布公告通报进展。而FDA则在14号发布了通知,说明洛克福德一家叫做Jensen的农场已经宣布召回他们运出的哈密瓜。而CDC和FDA建议消费者不要吃的哈密瓜也从那一地区缩小到了该农场。也就是说,其他瓜农总算是被还以了清白。

另一方面,FDA一直监督农场的召回工作。经过审查农场的发货记录,确认所有的一级经销商都收到了召回通知。而二级、三级经销商在被排除之前,召回工作就会继续进行。

FDA还同时发布了另一条重要信息:其他农场的哈密瓜未被发现与这波感染有关。

一百多人感染、几十人死亡,在现代社会可以算是严重事故了。它没有造成社会恐慌或者哈蜜瓜行业的奔溃,与主管部门及时反应以及信息公开不无关系。当有十几个感染病例出现在不同地方的时候,要确定感染源并不容易,尤其是农产品作为该细菌的感染源极为罕见。确定嫌疑对象之后,通过细菌检测快速“确诊”也就顺理成章。此后,主管部门一直及时发布信息。当公众和媒体有了可靠的信息来源,小道消息也就没有了多大的空间。

食品安全事故的紧急处理是难度很高的工作。尤其是在初期,确定事故原因是高度专业的事情。确定原因之后,如何监控进展、减小损失,又需要高度的执行力。9月14日,FDA还宣布建立一个称为CORE的新机构来处理此类事故。它的核心,是有全职的工作人员严阵以待,以保证事故发生后可以快速高效地作出反应。

10 Sep 06:12

RSA算法原理(二)

by 一起剥坚果

本文作者:一起剥坚果

作者: 阮一峰

上一次,我介绍了一些数论知识

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看懂RSA算法。这是目前地球上最重要的加密算法。

六、密钥生成的步骤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RSA算法。假设爱丽丝要与鲍勃进行加密通信,她该怎么生成公钥和私钥呢?

第一步,随机选择两个不相等的质数p和q。

爱丽丝选择了61和53。(实际应用中,这两个质数越大,就越难破解。)

第二步,计算p和q的乘积n。

爱丽丝就把61和53相乘。

n = 61×53 = 3233

n的长度就是密钥长度。3233写成二进制是110010100001,一共有12位,所以这个密钥就是12位。实际应用中,RSA密钥一般是1024位,重要场合则为2048位。

第三步,计算n的欧拉函数φ(n)。

根据公式:

φ(n) = (p-1)(q-1)

爱丽丝算出φ(3233)等于60×52,即3120。

第四步,随机选择一个整数e,条件是1< e < φ(n),且e与φ(n) 互质。

爱丽丝就在1到3120之间,随机选择了17。(实际应用中,常常选择65537。)

第五步,计算e对于φ(n)的模反元素d。

所谓"模反元素"就是指有一个整数d,可以使得ed被φ(n)除的余数为1。

ed ≡ 1 (mod φ(n))

这个式子等价于

ed - 1 = kφ(n)

于是,找到模反元素d,实质上就是对下面这个二元一次方程求解。

ex + φ(n)y = 1

已知 e=17, φ(n)=3120,

17x + 3120y = 1

这个方程可以用"扩展欧几里得算法"求解,此处省略具体过程。总之,爱丽丝算出一组整数解为 (x,y)=(2753,-15),即 d=2753。

至此所有计算完成。

第六步,将n和e封装成公钥,n和d封装成私钥。

在爱丽丝的例子中,n=3233,e=17,d=2753,所以公钥就是 (3233,17),私钥就是(3233, 2753)。

实际应用中,公钥和私钥的数据都采用ASN.1格式表达(实例)。

七、RSA算法的可靠性

回顾上面的密钥生成步骤,一共出现六个数字:

p
q
n
φ(n)
e
d

这六个数字之中,公钥用到了两个(n和e),其余四个数字都是不公开的。其中最关键的是d,因为n和d组成了私钥,一旦d泄漏,就等于私钥泄漏。

那么,有无可能在已知n和e的情况下,推导出d?

(1)ed≡1 (mod φ(n))。只有知道e和φ(n),才能算出d。

(2)φ(n)=(p-1)(q-1)。只有知道p和q,才能算出φ(n)。

(3)n=pq。只有将n因数分解,才能算出p和q。

结论:如果n可以被因数分解,d就可以算出,也就意味着私钥被破解。

可是,大整数的因数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目前,除了暴力破解,还没有发现别的有效方法。维基百科这样写道:

"对极大整数做因数分解的难度决定了RSA算法的可靠性。换言之,对一极大整数做因数分解愈困难,RSA算法愈可靠。

假如有人找到一种快速因数分解的算法,那么RSA的可靠性就会极度下降。但找到这样的算法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今天只有短的RSA密钥才可能被暴力破解。到2008年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可靠的攻击RSA算法的方式。

只要密钥长度足够长,用RSA加密的信息实际上是不能被解破的。"

举例来说,你可以对3233进行因数分解(61×53),但是你没法对下面这个整数进行因数分解。

12301866845301177551304949
58384962720772853569595334
79219732245215172640050726
36575187452021997864693899
56474942774063845925192557
32630345373154826850791702
61221429134616704292143116
02221240479274737794080665
351419597459856902143413

它等于这样两个质数的乘积:

33478071698956898786044169
84821269081770479498371376
85689124313889828837938780
02287614711652531743087737
814467999489
×
36746043666799590428244633
79962795263227915816434308
76426760322838157396665112
79233373417143396810270092
798736308917

事实上,这大概是人类已经分解的最大整数(232个十进制位,768个二进制位)。比它更大的因数分解,还没有被报道过,因此目前被破解的最长RSA密钥就是768位。

八、加密和解密

有了公钥和密钥,就能进行加密和解密了。

(1)加密要用公钥 (n,e)

假设鲍勃要向爱丽丝发送加密信息m,他就要用爱丽丝的公钥 (n,e) 对m进行加密。这里需要注意,m必须是整数(字符串可以取ascii值或unicode值),且m必须小于n。

所谓"加密",就是算出下式的c:

me ≡ c (mod n)

爱丽丝的公钥是 (3233, 17),鲍勃的m假设是65,那么可以算出下面的等式:

6517 ≡ 2790 (mod 3233)

于是,c等于2790,鲍勃就把2790发给了爱丽丝。

(2)解密要用私钥(n,d)

爱丽丝拿到鲍勃发来的2790以后,就用自己的私钥(3233, 2753) 进行解密。可以证明,下面的等式一定成立:

cd ≡ m (mod n)

也就是说,c的d次方除以n的余数为m。现在,c等于2790,私钥是(3233, 2753),那么,爱丽丝算出

27902753 ≡ 65 (mod 3233)

因此,爱丽丝知道了鲍勃加密前的原文就是65。

至此,"加密--解密"的整个过程全部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不知道d,就没有办法从c求出m。而前面已经说过,要知道d就必须分解n,这是极难做到的,所以RSA算法保证了通信安全。

你可能会问,公钥(n,e) 只能加密小于n的整数m,那么如果要加密大于n的整数,该怎么办?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把长信息分割成若干段短消息,每段分别加密;另一种是先选择一种"对称性加密算法"(比如DES),用这种算法的密钥加密信息,再用RSA公钥加密DES密钥。

九、私钥解密的证明

最后,我们来证明,为什么用私钥解密,一定可以正确地得到m。也就是证明下面这个式子:

cd ≡ m (mod n)

因为,根据加密规则

me ≡ c (mod n)

于是,c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

c = me - kn

将c代入要我们要证明的那个解密规则:

(me - kn)d ≡ m (mod n)

它等同于求证

med ≡ m (mod n)

由于

ed ≡ 1 (mod φ(n))

所以

ed = hφ(n)+1

将ed代入:

mhφ(n)+1 ≡ m (mod n)

接下来,分成两种情况证明上面这个式子。

(1)m与n互质。

根据欧拉定理,此时

mφ(n) ≡ 1 (mod n)

得到

(mφ(n))h × m ≡ m (mod n)

原式得到证明。

(2)m与n不是互质关系。

此时,由于n等于质数p和q的乘积,所以m必然等于kp或kq。

以 m = kp为例,考虑到这时k与q必然互质,则根据欧拉定理,下面的式子成立:

(kp)q-1 ≡ 1 (mod q)

进一步得到

[(kp)q-1]h(p-1) × kp ≡ kp (mod q)

(kp)ed ≡ kp (mod q)

将它改写成下面的等式

(kp)ed = tq + kp

这时t必然能被p整除,即 t=t'p

(kp)ed = t'pq + kp

因为 m=kp,n=pq,所以

med ≡ m (mod n)

原式得到证明。

(完)

关于本文

本文授权转载自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08 Sep 07:27

AI,我们创造出来的异类智能

by 秦鹏

我们已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智能形式,尽管没有人能够看透它如何思考、如何推理。图片来源:extrahype.com

(文/ Douglas Heaven)瑞克·拉希德(Rick Rashid)这么紧张是有原因的。他在中国的天津迈上讲台,面对2000名研究者和学生,要发表演讲。问题在于,他不会讲中文,而他的翻译以前糟糕的水平,似乎注定了这次的尴尬。

“我们希望,几年之内,我们能够打破人们之间的语言障碍,”这位微软研究院的高级副总裁对听众们说。令人紧张的两秒钟停顿之后,翻译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拉希德继续说:“我个人相信,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停顿,然后又是中文翻译。

他笑了。听众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报以掌声。有些人甚至流下了眼泪。

这种看上去似乎过于热情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拉希德的翻译太不容易了。每句话都被理解,并被翻译得天衣无缝。令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在于,这位翻译并非人类。

曾几何时,执行这样的任务远超最复杂的人工智能的能力,而且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为此付出努力。多年以来,人工智能领域被那些旨在复制人类意识功能的宏大计划统治着。我们梦想着拥有一台机器,能够理解我们、识别我们,帮助我们做出决定。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然而实现的方式,是先行者不曾想象的。

如此说来,我们已经研究出了复制人类思想的方法了吗?还差得远呢。相反,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与我们最初的愿望大相径庭。人工智能在你周围无处不在,它的成功可以归因于大数据和统计学,也就是利用海量信息执行复杂计算。我们已经创造出了意识,只不过它们与我们的意识相去甚远。它们的推理过程,对人类来说深不可测——这一进展所预示的前景,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既然我们正在愈加依赖这种新型智能,我们或许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去适应它。

复制思维

半个多世纪以前,研究者列出了一系列目标,是我们向具备类人智能的机器挺进时必需要达成的。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尼洛·克里斯蒂亚尼尼(Nello Cristianini)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有了一张待办事宜的清单。”他曾写过人工智能研究历史和演化方面的著作。

清单上的很多项目可以追溯到1958年在英国特丁顿召开的思想过程机械化会议。参与那次会议的,不仅有计算机科学家,还有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按照我们的样子建造思考机器的前景,令这些人全都激动万分。他们一致认为,智能的特征应该包括对理解话语、翻译语言、识别图像,以及模仿人类决策的能力。

然而时间在流逝,那张清单却丝毫没有变短。很多研究者试图以逻辑公理为根基,使用程序化的规则来模拟人类思考。他们以为,只要创建足够多的规则就能成功。但事实证明,这太难了。几十年过去了,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寥寥,资金告罄。

那么,究竟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呢?“我们并没有找到智能的解决方案,”克里斯蒂亚尼尼说,“我们算是放弃了。”然而,这便是突破。“一旦我们放弃制造精神和心理特性的尝试,成功之道便开始出现在眼前了。”

说白了,他们放弃了预编程的规则,而是投向了机器学习的怀抱。利用这种技术,计算机教会自己从数据中建立模式。有了足够大的信息量,你就能让机器学会做看上去有智能的事情,别管是理解话语、翻译语言,还是识别人脸。英国剑桥微软研究院的克里斯·毕肖普(Chris Bishop)打了个比方:“你堆积足够多的砖块,然后退上几步,就能看到一座房子。”

这种方法的原理大概是这样的。很多最成功的机器学习系统,依据的都是贝叶斯统计,这种数学框架能让我们测算可能性。根据给定情境以及先前在类似情境中观察到的关联数据,贝叶斯统计能够给出出现某个结果的可能性数值。

比如,我们想让人工智能回答与一个简单问题:猫吃什么。基于规则的方法要从零开始,采取有逻辑的步骤,建立一个关于猫及其饮食习惯的数据库。采用机器学习技术,你只需要不加选择地输入数据——互联网搜索、社交网络、食谱书籍等等。通过计算特定词汇出现的频率,以及概念之间如何彼此关联,系统便建立了一个统计模型,能够估计猫喜欢某些食物的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上,人们采取过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图片来源:《新科学家》

当然,机器学习所依赖的算法已经出现多年。新鲜之处在于,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数据,让这种技术大显神威。

就以翻译语言为例。20世纪末,IBM将加拿大国会生成的英法双语文档输入计算机,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教它在这两种语言之间互译。那些文档就像罗塞塔石碑一样,包含了几百万被写成两种语言版本的例句。

IBM的系统辨别出两种语言单词和短语之间的关联,并将这种关联应用于新的翻译任务。结果却满是错误。他们需要更多的数据。“这时谷歌跟了上来,差不多输入了整个互联网,”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说道。

和IBM一样,谷歌在翻译领域所作的努力,一开始也是发展算法,在多语言文献之间交互参考。然而,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如果翻译器学习了说俄语、法语和韩语的人们实际的讲话方式,翻译质量将有很大提高。

谷歌转向了被它索引过的庞大网络。这张网络正在朝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941年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中那座假想的图书馆迅速演进。小说中的图书馆收藏的书籍,囊括了所有可能的词语组合。假设谷歌翻译器正试图将英语翻译成法语,它便可以将它最初的尝试与互联网上用法语写就的每一个句子作比较。迈尔-舍恩伯格用翻译“light”一词来举例:表示光照时,要翻译成法语词“lumière”,表示重量时,则要翻译成“léger”。谷歌翻译器自己学会了如何做出与法国人一致的选择。

除了大量词序的相对频率,谷歌翻译器,以及拉希德使用的微软翻译器,对语言可谓一无所知。这些人工智能无非是一个词接一个词地计算接下来出现什么词的可能性。对它们而言,这只是个概率问题而已。

这些基本原理多少显得有些直来直去。当巨量数据中产生海量关联时,事情就复杂了。比如,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为了对周围环境作出预测,每秒钟要收集差不多1GB的数据。亚马逊这么善于诱导人们购买更多的商品,是因为它做出推荐所依据的基础,乃是几百万其他购买行为中的几十亿关联关系。

大者为王

翻译拉希德的演讲,展现了统计人工智能可以有多么强大——不仅要猜测他说了什么,思考该怎么翻译,还要判断这句中文由他说出来是什么效果。“这些系统的表现并非神迹,”毕肖普说,“但仅仅是探究一下巨量数据的统计信息,就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常常为此感到惊讶。”

这些智能算法正开始影响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就在拉希德演讲一个月之后,荷兰国家法证科学研究所就雇了一套名叫波拿巴(Bonaparte)的机器学习系统,辅助他们寻找一名已经潜逃了13年的谋杀犯罪嫌疑人。波拿巴能够分析和比对大量DNA样本,这个工作由人工来做的话将非常耗时。保险和信用行业也在拥抱机器学习,部署这种算法为个人建立风险评估简况。医学界也在利用统计人工智能,筛选大得令人类无法分析的基因数据库。IBM公司的沃森(Watson)甚至能够诊断疾病。

“大数据分析能够发现被我们遗漏的事情,”迈尔-舍恩伯格说,“它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自己还要深刻。但它也需要一种迥然不同的思考方式。”

在人工智能发展早期,“可解释性”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当机器做出选择时,人类能够追查到原因。然而,如今,那些由数据驱动的人工意识所做的推理,是对巨量数据点进行高度复杂的统计分析。换句话说,为了得到“是什么”,我们放弃了“为什么”。

就算一位高超的技师能够搞懂其中的数学过程,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毕肖普说,那并不会揭示为什么系统会做出某个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并不是经由人类能够解读的一系列规则而得出的。他认为,为了得到有用的系统,这是个可以接受的取舍。早期的人工意识或许是透明的,但它们都失败了。“你可以得到一个解释,但那是对错误预测的解释。”一些人对这种转变提出了批评,但毕肖普和其他一些人主张,是时候放弃对人类解释的期待了。

“可解释性是一种社会契约,”克里斯蒂亚尼尼说,“过去我们认为它很重要,现在我们认为它不重要。”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彼得·弗拉赫(Peter Flach)试图向他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讲授这种从根本上不同的思维方式。编程讲究绝对,机器学习分析的却是不确定程度。他认为,我们应当更习惯怀疑。比如,亚马逊的人工智能推荐了一本书,这究竟是机器学习的结果,还是亚马逊有一些书不好卖?再比如,亚马逊可能会告诉你,和你差不多的人购买了它所展示的书,它所说的“和你差不多的人”以及“与此差不多的书”究竟是什么意思?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终将不得不信任机器,即便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它,”弗拉赫说。

危险在于,我们不再提出问题。我们会习惯于在不经意间由机器替我们做出决定吗?由于智能机器已经开始针对抵押申请、医疗诊断,甚至你是否有罪,做出神秘莫测的决断,我们押在人工智能上的赌注更大了。

比如在医疗方面,如果一套机器学习系统认为,你在未来几年中将开始酗酒,会怎么样?医生可以据此拒绝给你施行器官移植手术吗?如果没人了解结论从何而来,便很难讨论你的病情。一些人可能会信任人工智能甚于其他。“人们太愿意接受算法发现的事情,”弗拉赫说,“连计算机都说‘不’了。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此时此刻,某个地方,可能有一部智能系统正在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看看发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拉坦娅·司维尼(Latanya Sweeney)身上的事情吧。有一天,她惊讶地发现,她的谷歌搜索结果附带的广告问道“你被逮捕过吗?”白人同学的搜索结果中却没有这条广告。这件事促成了一项研究,表明谷歌搜索背后的机器学习系统,无意中成了种族主义者。在深不可测、浩若烟海的关联当中,跟犯罪纪录相关的广告与黑人更常使用的名字被联系了起来。

“人工智能会遇到很多伦理困境,”迈尔-舍恩伯格说。很多人已经对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表达了关切。 “说实话,相对于隐私,我更担心统计预测遭到滥用。”

​​我们已经建造的标志性智能系统,不像先驱者当年设想的那样,是一个能够思考的机器。图片来源:raymazza.com

为了探索人工智能的世界,我们有必要改变自己对于人工智能是什么的想法。我们已经建造的标志性智能系统,既不下象棋,也不谋求推翻人类的统治。克里斯蒂亚尼尼说,“它们跟HAL 9000不一样。”它们已经不再仅仅在线上陪我们打发时间,或者怂恿我们去买更多的东西,而是能够在我们自己意识到之前预测出我们的行为。我们避不开它们。因此,相处的诀窍在于,承认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选择因何作出,而是要正确看待人工智能给出的这些选择:它们是建议,是数学上的可能性。这些选择的背后,不存在什么神谕。

当人们梦想着以自己为蓝本建造人工智能时,他们向往的或许是,有朝一日能够以平等的身份,与这些会思考的机器相遇。然而,我们最终得到的人工智能却是异类,是一种我们之前不曾遭遇过的智能形式。

 

编译自:《新科学家》,Not like us: Artificial minds we can't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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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人工智能之争

我们需要理解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吗?在来自截然不同领域的两位智力大鳄之间,这个问题挑起了一场看似不大可能发生的争端。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50周年校庆聚会上,有人请现代语言学之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实现人工智能的统计方法的成功作一番点评。结果,乔姆斯基对这种方法颇不以为然。

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的工作影响了很多研究人类智能的人。他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我们的大脑内置了与生俱来的规则。这或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为什么他不赞成现代人工智能实现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抛却了规则,代之以统计学关联。本质上来讲,这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工智能为什么会有智能,只知道它们确实有智能。

在乔姆斯基看来,统计技术的支持者就如同这样一种科学家:他们研究蜜蜂的舞蹈,精确地模拟出了蜜蜂的运动,却不追问蜜蜂为什么这样运动。乔姆斯基的观点是,统计技术做出了预测,却没有提供理解。他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成功概念。在科学史上,我没听说过类似的先例。”

谷歌公司研究总监彼得·诺米格(Peter Norvig)在他的网站上以一篇论文回击了乔姆斯基。对于乔姆斯基的统计方法只获得了“有限成功”的评论,他表示愤慨。恰恰相反,诺米格写道,这一方法如今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每年产生几万亿美元的收入。作为一种学术上的羞辱,他把乔姆斯基的观点比作神秘主义,比作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比尔·欧莱利(Bill O’Reilly)式的论断——后者曾经荒谬地批评,科学无法解释地球上潮汐的存在。

不过诺米格的主要反对意见更加基本。简单地说,他认为,像乔姆斯基这种寻求建立不断简化而且更加优雅的模型来解释世界的科学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他说:“自然的黑盒子未必能用简单模型来描述。”诺米格的观点是,乔姆斯基的方法提供了一种理解的错觉,但这种方法并非植根于现实。

于是,在这场最初围绕人工智能的争辩中,知识本身的性质似乎倒成了更重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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